八、九十年代的新中国通仍然对过去的历史持肯定态度，表现在Steven Mosher的书中(China Misperceived，1990)，着重强调中国内部的矛盾和文化的困境，而夸大西方以往作用的积极意义。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已经基本归纳了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近代史的看法，特别是在中西交汇初期时的印象。中国学者对这种强性侵入和偏见造成的趋势的抗议微乎其微，大多数则迫于西方有形无形的压力和优势地位，埋头于对自己的文化政治弊病恭自反省，对西方设置的评价标准唯谨唯从，以符合或基本符合为是否达到真理境界的测度尺寸。即使在今日中国初现复兴希望之时，这种以西方标准量度中国现实的传统思路和心态依然长守不坠，更何谈对以往的历史作一公正的解释。再者，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不幸遭遇的有限申诉也一向不为西方舆论和媒介所重视，在西方文明冲击的大势下，这种相对落后国家的巨大损失和灾难被西方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中国人无可奈何地把西方对以往历史的解说奉为正论。
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之下，美国学者西格雷夫的一本近著《龙后》(Sterling Seagrave，Dragon Lady：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Last Empress of China，New York，Alfred A.Knopf，1992)就显得格外具有促醒作用，非常适合有意进行新思维的中国人阅读。该书回顾了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一段重要历史，重心放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和西方人的各种活动。虽然该书以慈禧太后为题，却并不是在为慈禧太后写传，而是以此为线，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作一个小小的却是大胆的翻案。慈禧太后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西方人乐于攻击的一个目标，特别是在西方人眼中，她是中国一切弊病的根源，是中国政治腐败和保守的代表人物。西方人以往为她作传总脱不出这个主题和结论，而当时的中国因慈禧太后掌权而遭受西方的侵夺和惩罚自然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西方人可以对他们在中国的任何行为都感到心安理得。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涉及如此深远复杂的关系和理论上的立场，不能不让人产生重新剖析历史的愿望。西格雷夫正是从这一层面入手，详细考察与慈禧太后有关的人和事，清理出历史的线索，勾画出当时中国的内外形势，特别是西方势力对近代中国前进的恶劣影响。对慈禧的抹污工作是由当时的西方人和一些中国人加以完成的，通过分析这种抹污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距今已远的历史将有可能得到重新辨正的机会，这对思考中西方文化和相互关系的长远趋势大有益处。
西格雷夫著述的优势在于他自己就是西方人，深刻了解西方社会和文化。西格雷夫在书中分析十九世纪在中国活动的西方各色人等，谨持客观的批评态度，并不因为带有相同血统而掩盖某些洋人败类的丑恶行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从中国利益被损害，，中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角度看待和揭示西方人的各种投机活动。离开了西方文化和人种优越论的影响，罩在西方人头上的神秘光环也就消失了，使人们有可能对当时中国的形势发展作出更加客观和合理的解释。在与慈禧太后有关的论述中，西格雷夫至少向读者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西方列强在各种“合理”的借口下利用机会从中国攫夺权利，同时把罪名加在“野蛮”的中国身上；二是西方媒介在十九世纪中尽力塑造中国的丑恶形象，影响西方公众舆论，并且影响延续至今，其中的伪造和负面宣传均由于当时中国的相对落后而变为合理之举。
关于第一点，西格雷夫列举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战争，有一些是由头脑发热，虚荣狂傲的西方外交官主动挑起的，包括英国低级外交官巴夏礼(Harry Parkes)制造借口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焚烧圆明园，他本人却通过在这些事件中的积极活动，竭诚为大英帝国的利益服务，随后官运亨通，成为英国在华的头面人物，是一个以损害中国利益而打开个人仕途之门的例证。对于该书重点之一的义和团运动，西格雷夫侧重论述西方列强出于争夺权益的利益关系，纠集武力，以保护在华洋人为借口蓄意制造和加剧中国的内乱。西方传教士也承认，外国使馆的调兵行动“为反洋运动火上加油，……最后导致战争”。洋兵在北京对义和团的挑衅和屠杀是中外冲突的起因。同时，西方舰队和地面部队已经采取行动攻占了大沽口要塞，直接威胁天津。但是西方在华外交官为了证明他们进行军事行动的合理性，故意把两天之后慈禧的上谕作为战端的起点。清政府实际上是被西方列强逼入了战争的死角。在所谓的围攻使馆区之战中，清军保持克制，并未全力进攻，双方长期处于实际休战状态，而西方军队在天津争夺势力范围，自行拖延进京时间。为了给战后勒索清政府找好借口，西方外交官和记者特意夸大使馆被围时的险境和艰苦，似乎已濒临死亡线，洋人都被描绘成视死如归的英雄。英国国内媒介又刻意转载洋人被残杀至尽，妇孺不留的情景，以至要有英国大主教为他们举行国祭。这种情绪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北京的五十五天》中更被肆意渲染和神化。西格雷夫则在书中以尖刻的语言毫不客气地描绘了西方人在这场混乱中追求军功和个人名利的种种行径，他们不过是以牺牲中国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和各自国家的权益要求，通过这种“公正”的战争达到瓜分和侵夺的目的。他们为了掩盖这些恶行和维持西方一贯正义的神话，又把挑起战争的罪责加在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头上，既名正言顺地掠夺中国，又在历史上为他们的现代文明典范行为和维护国际准则作一定论。诚如西格雷夫所说：“义和团事件是西方虚伪性的一座纪念碑”。
书中传达的第二个信息也是西格雷夫笔下的重点。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多由媒介加以塑造而成，在十九世纪的特殊环境下，这些印象一旦生根即牢不可破。西格雷夫着重描写澳洲籍记者莫理森的经历。莫理森(George Morrison)是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通过为该报撰稿获得世界级声誉，至今被澳洲人视为本国的骄傲。莫理森对中国的观察和评论在《泰晤士报》上登出后，即成为观察中国的权威性言论，又为其它报纸采用和转载，因此他的写作报道具体地反映出媒介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对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印象上，更是举足轻重。恰恰由于莫理森对英帝国的忠诚，他对中国问题的评论和倾向自然地与他的背景和英国利益相吻合，而对中国则大为不利。莫理森实际上依靠一个在京混饭吃的英国人从事写作，利用冒称的甚至是伪造的官方文件来评价清政府的运作，自然摆脱不了中国落后野蛮的一般印象。在义和团问题上，莫理森通过他的日记为西方人的行动辩护，夸大其词，把自己也塑造成与被围的西方外交官一样的英雄。在追究清政府挑起战争的“罪责”时，莫理森和西方外交官特别重视由那个英国人提供的证据，即由一个清政府高官撰写的“景善日记”，据说该官员直接参与了清廷和慈禧太后决定向西方宣战的廷议。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是难得的证据，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景善日记”的真伪一直有争论，但到二十世纪中已经被确定为伪作，出于该英国人之手，模仿清政府公文式样自编自撰而成。一九七五年西方出版的一本专著对此人的生涯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但是，由西方媒介(莫理森)和一些在华洋人杜撰的关于义和团的谎言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得不到认真的反省，而与此相关的中国近代史历程也是依然如故，以西方的标准判定十九世纪中国的是非，西方媒介故意制造模式，曲解事实的能力由此可以得到证实。
西方媒介的作用还表现在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力量上，随着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展而愈益增强，同样成为中西关系的一个传统格式。西格雷夫对此也有详细论述，具体表现在康有为的例子上。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的活动决定了该运动的命运，近来已有中国学者指出他在态度上和策略上的失误，急功近利，自认正确，盲目求变(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再反省》，《新华文摘》一九九五年五月)。西格雷夫则进一步揭露了康有为投机变法运动，以新获宠，只图仕途上的冒升等特点。更有意义的是，康有为的活动实际上带有英帝国势力的背景，直接与热衷插手中国政治的李提摩太相联系，其照搬西方的粗糙变法计划带有浓厚的冒进色彩，最终带来政治震动，使原本居中立地位的慈禧太后被迫出面，停止光绪皇帝仓促推行的变法。从一九○一年以后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的形势看，慈禧太后并无反对和阻碍变法的本心，只是不能承受由百日百令的康氏维新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后果。康有为在变法停止后受到英国外交官的保护逃往香港，英政府将他视为奇货可居，捧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改革中国的英雄。这里显然也是英国对变法活动未能按他们预期的方案进行而感到失望，进而考虑可以利用康有为来打击清政府。康有为在外国势力的财政支持下开始了攻击和诋毁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工作，自称携有光绪皇帝的血书衣带诏，并大量制造真伪难辨的对清廷内部的指责，特别是从各个方面丑化慈禧。这些都甚为符合西方媒介蔑视中国文化和制度的一贯口味。西格雷夫确切地勾画出康氏流言传到西方媒介和西方世界的途径。康有为在日本的出版物上登出的低毁文章由上海的英文《北华捷报》译载，又由上海的记者或莫理森发回伦敦的《泰晤士报》，登出后由美国的《纽约时报》转载和采用。由于这两大权威性报纸使用了这些报道和材料，西方世界的其它报纸自然深信不疑地加以转载和推给它们的读者。这些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读到的东西大多来自一个流亡的团体，其著述均有特定的目的。康有为对西方媒介的影响力也就通过这一圆环而得到完成，他制造的关于慈禧太后的流言和谣传随之广为西方读者接受，慈禧形象的恶化也就从康有为被逐和流亡海外开始。这种争端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内部，甚至是宫廷内部的争端，但是西方列强出于它们自身的利益和信念，试图利用和操纵中国的某些力量，因此才放任和支持康有为制造谎言，并在往后的对华关系中更加采取强硬态度，直到八国联军的大规模入侵行动。
西格雷夫此书亦史亦文，研究到家，笔力浑厚，读其英文文字确实是一种享受，既感其述及中国受害时的沉痛心情，又乐于阅其批斥一些洋人恶行的辛辣文字。西格雷夫在该书的前言中提到以此揭示以往历史，回复历史原貌的本意。对中国近代史来说，做到这一点难度甚大，由于存在着中西文化之争和西方文化近两个世纪以来居高临下的传统，使许多中国人失去作些抗争和辨正的勇气。西格雷夫的这一著述实有开辟新路之功，令人耳目一新。人们看问题的基点不可避免地要随着形势和力量均衡的变化而变化，一时的标准难以成为永世的标准，判断历史和判断现实，均同此理。中国近代史的曲折过程正是历史变迁法则的表现，西方文明高峰期内制造出不少对中国不利的障碍和消极印象，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待过去，人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解释复杂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并不单一地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西格雷夫虽然没有在该书中涉及当代中国，但是书中不少关于西方和中国的论述都能给人以启迪。西方理法和实力的相互依赖和统一运用，西方公认准则施用于中国和东方时即失去其公正性，西方媒介在塑造形象和模式上的超常功能，西方在维持其文化在世界上的一统性和标准性上的顽固努力，无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末的今天，都如出一辙，常常使人有西方人仍在用十九世纪的眼光看待今日世界的感观。因此，中国人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时，特别需要注意这种潜移默化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跳出那些耳熟能详的框子，在唯实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应有的信心。
周力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