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欲借此事说明中国妇女的愚昧可悲和封建家长制的专制权威,用意是好的。然而细读梁启超在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和六月三十日写给李蕙仙的两封信(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9—254页),则不难发现:梁夫人要禀告父亲的并非放足一事,梁启超也不是为父亲将知道他叫夫人放足而“一惊”。那么梁启超究竟为何事“一惊”呢?
原来,梁启超旅居檀香山时,有一华侨女子何蕙珍因仰慕他的才名而欲嫁给他。于是,梁启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向夫人解释这件事,在信的末尾,梁启超顺便提到要夫人放足的事。梁启超是个感情浓烈、性格爽朗的人,他在信中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己与何小姐的密切交往,对何小姐的人品才学大加赞赏,并将自己内心复杂而微妙的感受和盘托出。所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梁启超想以自己的率直坦诚换得夫人的谅解。但是,李蕙仙看到此信后,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她自嫁到梁家后,便放下了贵族小姐的架子,“仰事父母,俯育儿女”,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曾被丈夫引为“闺中良友”。现在,丈夫在外面与别的女人情投意合,虽然丈夫一再声明他俩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对何小姐只是“以妹视之”,但她还是不能无动于衷。她写信给梁启超,说要把此事告诉父亲,让老人家出来作出公断。
这一招果然很灵。梁启超接信后“为之一惊”,马上复信说:“此事安可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票,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此足证明,梁夫人要向父亲禀告的是梁启超与何蕙珍的男女私情,而不是关于自己放足的事。
说《读书》
安徽师大 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