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篇文章刊登在同一期湖南出版的《书屋》(一九九五年第二期)上,一个讲的是汉魏故事,单纯的政治操作,操作上成功了,再拿出一套说法使之合理化;再一个涉及到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比如贾宝玉这个人物,先有了个说法,叫“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这里的“淫”指“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剩下的就只是个怎么“作”了。
一部二十四史留给我们最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也许就在于使我们都明白了只要作得成,说法上就总有使之合理化的前提与逻辑。唐尧将天下传给虞舜,虞舜再将天下传给夏禹,尽管后世再无此类事的发生,但却留下了“禅让”的千古美谈,正如汤武革命开创了“顺天应人”的合法性先例一样,总之给后世的改朝换代留下了两个既存在过也天然合理的事实-逻辑前提。于是在汉魏故事之后,就有了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等等朝代的“禅让”之戏,同时也一再重复着诸如陈胜吴广、绿林赤眉这样的革命之举。从禹的儿子启开始,接班人一说就被废除了,合理合法的是“家天下”的政治传统。这一传统的确立恐怕主要与操作上的便利与确定有关。“天赋神权”,“世袭龙种”之类的说法是用来正名的;当父亲直到死前最后一刻还不肯让位于儿子,或当母亲与儿子、长子与兄弟间的关系在操作上实在不好处理时,才使或以“禅让”的名义或以“革命”的名义取而代之成为可能。葛剑雄的文章对汉魏禅让的过程描述得极细,许多事是象日记一样记载着的,比如从“祥瑞”出现、先哲预言、谶纬隐喻、星象变化到“护国”名义下的武力炫耀,然后就是群臣进言,反复拒绝,联名上书,献帝下诏,登坛受禅,使“作法”上的“行事”原则如推理性构成一样无懈可击。所谓推理性构成,指的是只有在此种合乎推理性的关系中,所发生的一切才显示为“事实”,即可以在传统意义上进行分类、排列和给出解释。给予评价的事实。其中心环节自然是天命与德性:真正使事情不能不作如此理解的军事强权隐匿到了后台,众人只说天意,于是在反复的劝进、拒绝、下诏、再拒绝、再下诏中,曹丕的“抗旨不遵”和众大臣指责曹丕“违天命而饰小行,逆人心而守私志”的“犯上”才显得如此理直气壮,因为曹丕的每一抗旨(所谓三让)、众大臣的每一犯上(以死相请)都是为了在谦让和冒死中显现德性(公天下)的高尚,而德性越高尚,也就越体现着天意,最后的“天人合一”就是登坛受禅。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人,无论是汉献帝、曹丕,还是文武百官,一方面全都知道这只是一场戏;另一方面又全把如何演好这场戏当成最大的理论课题来作,于是就有了层出不穷、各个角度上的反复论证。“假戏”是真可以“真做”的,因为凡能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作出论证的,就都不失为一种社会知识的形态,那怕存在的再假,这套论证起来的知识结构总是真的,比如尧舜禅让、汤武革命,真假也许无以说起,但有关尧舜禅让、汤武革命的知识却世代流传;而且你一进入这种知识结构,就必须合逻辑地想下去,否则就会显得没有知识。一方面是在这套知识结构里面,无论你怎么干都行,都找得到合理化根据;另一方面就是正因为怎么干都行,所以“作法”上才总有创新。创新的意义就是丰富了“说法”,使那套知识体系总在继承发展的连绵不绝之中。至于我们后人,当然只能在“继承发展”的推理性构成中,看到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即早已为那套知识体系给予了解释和评价的历史事实。
陈村本人作为一名作家,大约最能体会到曹雪芹在写贾宝玉这个人物时的难处;难就难在先有了“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和“意淫”这一说法,二者一结合,其“意”就不能不淫,淫到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那“自幼生成的下流痴病”(二十九回);其“淫”也不能不泛,泛到概指天下所有水做的女儿。他既不能如西门庆那样在众多女性面前显示肉体的功用(那就惹上了一个秽字),也不能如林妹妹一样专注了婚姻大事(那就失去了一个泛字);虽说在西门庆与林妹妹之间,他骨子里更是个西门庆(男人的悲剧),但“因失落感,曹雪芹听从潜意识的支配,将嫁出去的女子一一赋予不美好的下场。由此可见,他对婚姻的评价极低。”爱而不专、淫而不秽,看来就只有这“意”字可言了。爱一成意,便若有若无、缠缠绵绵,淫一成意,也只能“有事无事就往姑娘堆里凑”,“由女孩儿拍着入睡”。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纯”字,也正是这个“纯”,才能使读者把贾宝玉的“初试云雨”只理解为“好奇”而不是淫欲,才能使他既是一个正常的成年男子,跟同性异性都干过那事,又始终是一个冰清玉洁、全无任何责任与义务可言的公子;既爱着林妹妹,心有所欲而又排斥动作,甚至喜欢的就是当他有非分之想时林妹妹的哭泣和拒绝,因为惟此才维护住了如水女子的纯洁。越纯洁越可爱,越可爱便越意淫,越意淫自己也就越纯化,最后纯入空门,一切的一切都在很奇怪的逻辑中展开,就如太极推手般的法术一样,若有若无、若进若退。
陈村文章的最后提到几位西方的汉学家一致推崇《金瓶梅》而疏远《红楼梦》,这使我觉得也许真有那么一天,大家又忽然明白了贾宝玉只是读起来感人,但活起来却太假、太累、太不值得。那时,曹丕之类的政治大师在政治操作上的得心应手就会更看不起曹雪芹这样的艺术大师在塑造人物时的悲哀,而后世的理论家们,也就一方面会在“说法”上再三再四地为“禅让”正名,另一方面又会在“活法”(作法)上如西门庆一样潇洒自如;于是社会上的人都如政治家一样悟透了“说”与“作”的关系,个个都是“先作了再说”或“过把瘾就死”,前者如曹丕,后者如西门庆,那时的中国人,会不会真的“长大成人”或是不是比现在活得更真实呢?
抒臆集
陈家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