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皮沃原是《费加罗报》的文学部主任,他的职责是向克洛德·莫里亚克等著名文学批评家组稿,请他们为这家大报写冗长的评论。皮沃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办报,也讨厌内容往往重复的长篇大论,因此不想在老一套的报刊堆里埋没自己的一生,遂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辞职。《费加罗报》的老对手《世界报》第二天就发布了这一消息。当时“传播”集团的主席让—路易·塞尔万·施莱伯正在找人办一份关于书籍的杂志,闻讯后立即电话相约,共商大计。
让-路易一向认为,办报刊需要的是一个人和一种创见。编辑、美工、出版商等的集体合作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关重要的是要有一位足以胜任的主编。他慧眼识人,相中了皮沃这匹“千里马”,而皮沃也正想独辟蹊径、别树一帜,因此两人一见如故。所谓创见,就是制定富有新意、切合实际的办刊方针。因为在七十年代,法国已经有了《文学新闻》、《文学半月刊》和《文学杂志》,许多周报和日报都有文学副刊,要想在书刊市场上打开局面,新办的文学刊物就必须别开生面、不落俗套。让—路易和皮沃一致认为,这份杂志应该提高人们对书籍的兴趣,同时使人感到阅读的愉快,并且为杂志取了一个最明白易懂、最能体现这一方针的名称:《读书》。他们的目标是把《读书》办成一个“家庭书店”,所以在每一期上都刊登十本新书的节录,对六十本左右选自哲学、历史、宗教、国内外小说直至连环画等各个领域的书籍作简要评介,还有对一位作家的采访,以及提供一些书讯书展等信息,例如公布当月的畅销书名单等,这样《读书》就在读者和书籍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出版商们对这份刊载书本节录的杂志疑虑重重,为此从一九七五年四月至六月,让—路易和皮沃先后请许多出版商共进午餐,以便解释办刊的宗旨,但是瑟意和加里玛等大出版商仍公开表示反对,有时甚至连午餐会都不欢而散。为了不过分刺激他们,《读书》一开始采用书一样大小的小开本,从一九八一年四月起才改成杂志式的大开本。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皮沃确信有不少读者正期待着这份独具特色的杂志,于是在周密准备之后,在报刊、电台和电视上同时发起了一场广告战,宣布《读书》的诞生。创刊号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发行,皮沃亲自上街巡视各个书亭,看看《读书》杂志是否堆放整齐。第一期的轰动效应使销量高达十五万册,第二期当然会直线下跌,但很快就在九万册左右稳定下来了。
法国作家大仲马为他的名著《三个火枪手》写了续集《二十年后》,主人公们在二十年后风流云散、各奔东西,而《读书》创刊号上提到的作家们也有着类似的命运。在它公布的十本当月畅销小说中,有一本是一九五六年龚古尔奖获得者罗曼·加里的《过了这条界线你的车票不再有效》,还有一本是获当年龚古尔奖的《生活展现在面前》,作者是埃米尔·阿雅尔。皮沃做梦也想不到,《读书》一创刊便在无意中记录了一件日后轰动文坛的大事:罗曼·加里于一九八○年自杀之后,人们才知道阿雅尔就是罗曼·加里!在这一期刊登节录的十本书里,有约瑟夫·凯塞尔尚未发表的《豚鼠》,他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以小说《狮王》著称,也是最勇敢无畏的记者;还有前法共领导人罗杰·加洛蒂的《人的话》,他曾因发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而蜚声文坛。光阴似箭,他们先后都去世了。当然也有一些人仍旧健在,例如新小说派的领袖阿兰·罗伯—格里耶,《居里夫人传》的作者弗朗索瓦丝·吉鲁,尤其是七十年代升起的新星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米歇尔·罗卡尔还当上了总理,真叫人难以相信。
作家们有的聪慧早熟,不到二十岁就写出了成名之作,例如兰波的诗歌《醉舟》和萨冈的小说《您好,忧伤》,也有的大器晚成,拉封丹写寓言时已年近半百。总之作家也像常人一样成长、衰老、去世。人不能违反自然规律,不能永远是二十岁。《读书》编辑部最初的九名成员,留任的只有一人,现在皮沃也不再担任主编了。不过对作家来说,被人们遗忘要比死亡更为可怕。皮沃至今都感谢让—路易,使他有机会创办《读书》杂志,干出了不同凡响的事业,而且还壮心不已,要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和别人合作,在报刊方面再来一番革新。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