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高和大江有点风马牛。他是经济评论家,也很爱发表政见,对社会问题说三道四,推崇鲁迅,以口舌辛辣名世。如果你想找几句臭骂名人的说辞,那就翻翻他的书好了,十有八九会如愿。自然也骂到大江,说他用老子的余荫把脑功能障碍的儿子特殊化。当时想知道那儿子怎么样了,翻阅报刊,结果就写了篇文章。不料,报道潮涌,小文可就附不上马尾巴了,折戟沉沙,好好见识了诺贝尔奖,确乎是一大国际“秀”(show)。
大江谈及“我的文学”,说:“我年轻时写小说,像是与现实无关,只是靠才能。说才能也有点怪,是读书,从中制造出意象,再写成书。就是出了书又进书似的小说家。”其实,此话也可用来指说他迄今六十年的生涯。在乡村度过少年时代,那里有给他讲神话传说的老祖母,然后上东京念大学,毕业即彻头彻尾进入作家生活,并有了个先天性残障儿。诚如报告文学家立花隆所言,没有这个儿子就没有大江健三郎。获得了大奖,儿子之功莫大焉,也上了杂志封面,那神情很有点佛像似的莫测。但大报之一的《产经新闻》对大江攻击得不遗余力,说他领奖特意带儿子去,显然是“做秀”,自我贬低文学自立性的同时,利用自己孩子的特殊性来宣传自己的文学。家庭问题解决了,大江今后不再写小说,对于他,似乎小说不过是自己家的事。
获奖之际,日本报刊说全世界都在读大江,那不过是“用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像的世界”罢了。一九六五年,出版《个人的体验》第二年,大江为了用英语在哈佛大学讲演,跟就学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的约翰·内森练英语会话。不久,约翰把《个人的体验》译作英语,出版之前,大江随他在美国跑了一个月,到处拜见有影响的评论家。两人配合默契,像说相声一样,约翰伺机提起话头,大江便娓娓而谈美国文学,当然用的是流畅的英语。评论家们惊叹之余,把《个人的体验》盛赞为“近乎完璧的现代小说”。三十年后,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的约翰说:“且不说完璧不完璧,大江的作品没怎么被翻译是事实。变成英语的,只不过是三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所以,直至发表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名字在欧美不大为人所知。作为最早着手英译大江作品的译者之一,我也有部分责任。”
日本笔会一九九○年编过一本文献目录,据之,大江作品在欧洲被翻译,或发表于杂志,或出版单行本,始自一九六五年。六十年代计十四种,七十年代计二十九种,八十年代计四十六种。就单行本来说,英语译本七种,法语五种,德语三种,主要是《饲养》、《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三部作品。日本文学被译作英文出版,三岛由纪夫有十八种,夏目漱石十四种,阿部公房十三种,川端康成十一种,井伏鳟二十种,森鸥外七种。大江谈话常提及阿部公房、井伏鳟二,可惜都已乘黄鹤去,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奖赏死者。
大江对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说,写书只是为那些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环境的日本读者,并不在乎作品被外国如何看待。但文艺评论家荒川洋治指出,大江很喜欢在作品里引用叶芝、布莱克的诗,是意识着以诗为源头的西方文化的“环境”。大江使用版权经纪人,这在日本很少见,由此亦看出他的国际志向。哪怕作品真的是优异之作,也不能指望外国的翻译者和出版社别具慧眼,做穷酸秀才绣球梦。在信息泛滥的商品社会里,守株待兔,顾影自怜,皇帝女儿谈不来恋爱,就只好任由人家按本身的能力来选择、翻译、理解,达至相映成趣。大江多次提及我国作家二三子,影响所自,是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偏爱,那偏爱似不无政治的时髦。
据《纽约时报》一九九五年五月的报道,时当九四年初,由于大江作品无销路,就剩下英国玛莉安社应承了出版《拔掉嫩芽 击杀幼仔》。社长玛莉安·波亚思,在六○年买下约翰社一半股份,成为英国第一位个体经营的女出版人;七六年与约翰把出版范围部分,各自独立。社小人少,波亚思自嘲是“国际出版的侏儒”,但大江无疑要引她为知音。
《拔掉嫩芽 击杀幼仔》(登场人物“村长”对“我”说:“你这种家伙,在孩子时给勒死就好了。没用的东西小时候就该捻碎。俺们是百姓。坏芽子一开始就拔掉。”)是大江二十三岁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后文学大家野间宏由此认定他是“战后文学接班人”,而大江自言,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作品”,后来就不再能“边写小说边感受带快乐的解放”了。尽管十个月后传媒把大江的名字炒遍世界,玛莉安社印行英译本也不过才将近两万册。
对于作家来说,说得实惠点儿,在这个总得来点什么刺激刺激的世界,诺贝尔奖实在是举世无双的广告。一人获奖,全球起哄,日本的出版社把大江作品一举增印一百二十万册。据说顾客主要是五十多岁的人;大概一九七九年把《同时代游戏》买了来,读了几页就丢下的,也就是他们。读不懂也要读,不正是大江文学的胜利么?他们硬起头皮,读的并不是大江文学,而是诺贝尔奖小说,当然,这回有了一些自作多情的“乡愁”。前卫或先锋的东西,大概不是给同时代的人看的,其实,下时代的人也未必就看得懂,但时过境迁,看不懂,却可以看得惯了。
大江不认为“小说是能改变时代的力量”,但也“不以为是无用的东西。我常常悲观、绝望,一边写小说一边疗抚自己,鼓励自己。如果能从我写的小说中感受到喜悦和激励,那不就是文学所具有的力量吗?”然而,年轻人玩世不恭,是最教大江心情沉甸甸的冷笑主义,他们只要读电视艺人松本人志的《遗书》。当初看见书店最显眼的地方并排摆着大江的作品和《遗书》,很觉得有趣,但曾几何时,大江的书山不见了——不是卖光了,是退回出版社仓库了,而那位最能搞笑的松本可又摆出一本《松本》,大畅其销。不消说,这类把一切都了之为一笑的图书,时效性比跑肚还快。
或许《魔鬼辞典》上也该有这么一条:诺贝尔文学奖,奖给本国人读不懂的文学,让他们狼狈不堪,而那老诺贝尔在天堂里大笑。大江文学也并非起头就让人看不懂,但后来,“我变得在白天深夜常挂着窗帘的阴暗的房间里一连几天也不正经吃饭,光靠安眠药和威士忌度日,陷入奇怪的幻想”(《<我们的时代>和我本人》),于是主题复杂化,文体便艰涩起来。擅长评论的教授鹫田小弥太说:从《万延元年的足球》以来,除了特定的文学评论家或研究者,大江的小说就没人读了。除了特殊的爱好者,就没人买了。难解?没意思?说来两方面都有,简直是自己写、自己读、自己注释、评论而已。因获得诺贝尔奖而畅销了,但畅销了也没人读,读也大多是读几页就死了心。文艺评论家荒川洋治的说法是:首先,作为日语,大江的文章过于有个性,难读,暗喻、寓言、引用的手法也过于复杂。老实说,我等的平凡头脑是只好告饶,逃之天天。文学博士谷泽永一则愤愤然:“大江的作品立马在世上飞快地畅销了,当然初次捧读的人也很多,果真明白大江要说的了吗?非常遗憾,我是一点也不懂。”政治评论家细川隆元更干脆,老早就斥之为“沉溺于积木似语言的文学预言家的手淫”。有趣的是,外国的评论家及翻译者风起云涌,好像都论说得振振有词,有鼻子有眼。
大江自称“不是政治类型的人”,参加政治行动总是在后面打狼,但发言极活跃。在暖昧的日本,他的社会形象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捧定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关于他,日本有两类出版,一类是研究其文学,另一类是攻讦其人其思想。
冷战终结,保守派扬眉吐气,当此之际,把个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大江健三郎,实在教不少人恼火,觉得“这对于日本文学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文艺评论家藤田昌司语),但碍着“诺贝尔”的面子,都强作“忍者”。不料,大江居然驳了日本的面子,拒不领受文化勋章,这下子师出有名了。鼓而攻之,为首的一员大将即谷泽永一,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出版《谁把日本搞成了这样》,副题是“告发战后民主主义代表人物大江健三郎”。
大江说:“此生不接受国家的任何勋章,是我的一贯想法,而且死后也不接受,这就是我的遗言。”“战后新制中学教给我,社会已变成与国家勋章无关,个人能自由生活下去了。我也认为这很好,这就是我们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印象。”“作为战后民主主义者,文化勋章于我不相称。”那么,与保守势力对垒五十年的民主主义者到底是什么样呢?谷泽在这本书里归总出十条:一、尽享国家恩惠,如听说大江也拿过奖学金;二、反权力,把国家定义为压抑人的暴力装置;三、反防卫,主张非武装;四、反皇室,要废掉天皇制;五、反自由经济;六、赞美社会主义国家;七、暗黑史观、罪恶史观,即承认日本近代史是侵略的历史;八、自虐史观,即认为挨原子弹是日本自找的;九、谢罪史观,即主张日本应该向整个亚洲道歉;十、全然没有反省。
谷泽上挂下联,上挂大江是当今的藤原惺窝,下联大江和麻原彰晃是同一类型的人。藤原是江户初期儒学家,谷泽说此人向往孔孟之道,讨厌执政的丰臣秀吉,申包胥泣秦廷,请求朝鲜来征服日本,是“反日的日本人的鼻祖”。而大江就是承继了藤原的卖国贼血脉,是“欧埃(大江二字的日语发音)真理教”的教祖,比奥姆真理教教祖麻原彰晃有过之而无不及。
战后民主主义者,一般也称作进步文化人,谷泽给他们的所作所为编排出三个目的,一是企图变日本为共产主义国家;二是讨好外国,三是蔑视同胞。这最后一点,被上溯到明治诗人北村透谷。谷泽说,北村谩骂日本人,“晏逸是彼等之宝,游惰是彼等之粮”,可日本却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那场战争“真正目的在于保卫亚洲不受俄国南下侵略,黄色人种以实力阻止了白色人权攫取殖民地的攻势,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关于反自由经济,不承认经济的发展,则上挂到文豪夏目漱石,说他的全部作品里充满对经济人的无限轻蔑。“蔑视经济人的风潮是明治以来日本文化人的一大特色”。“百年来,日本的文化人以谩骂经济人和政治家造做了文化。这一点在战后民主主义者当中被扩大再生产。”
谷泽给大江定性:“一言以蔽之,大江健三郎的一切言论活动是‘卑屈’”。“为了向国际上兜售自己,贱卖自己的祖国。作为人,这样的态度是卑屈之极。”“卑屈的人,卑怯的人,这种人居然是日本的代表性作家,为国际瞩目,太不幸了。”“麻原彰晃成了日本全国的笑料,同样,大江健三郎也将成为世界的笑料吧。 从来没有卖国贼受尊敬的。”
日本人第二次摘取诺贝尔文学奖,传媒一窝蜂,有人奚落那景象与当年礼赞中国“文化大革命”相仿佛。谷泽所著书,被向来彼此呼应的论客渡部<SPS=0486>一誉为“杰作”,“谷泽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读来倒挺像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大批判。谷泽永一,生于一九二九年,专攻日本近代文学,写得一手好书评。像大江、江藤淳等作家、文艺评论家一样,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也是不甘人后的论客。
批判大江者似也不无庆幸,幸而他是在一九九四年得奖,转年日本又是大地震,又是闹奥姆,要不然,时当战后五十周年,大江们还不定怎么闹腾呢。
以“右”闻名的文艺评论家江藤淳,和石原慎太郎、开高健、大江前后脚登上文坛,是所谓“战后新一代旗手”之一。他们曾结成“年轻日本会”,一同批判安保,后来分道扬镳。对于大江文学,江藤当初是不惜盛赞的,但一九六五年,大江改写《个人的体验》的结尾,又搞了另一种版本,两人就残障儿该死该活产生了龃龉。三年后,他们又对谈,江藤一口咬定:在文学方面,《万延元年的足球》不曾从《个人的体验》所提出的主题前进一步。
读大江的小说,人物的名字净是些“蜜”、“鸟”、“鹰”什么的,稀奇古怪,但出自大作家之手,谁都要使劲儿去理解其含义。江藤也由此发问:为什么不使用普通的名字写小说?他自有看法:过去大江的小说,在孤独症式的世界之外有现实的世界,而作者个人的想象世界和外部的现实世界的冲突酿出文学性意味。但是从《个人的体验》前后,作者的视点离开了外部的世界,钻进自己的内部,故事的外部没有了。大江所谓“不给作品人物取奇妙的名字,就发挥不出自己的想象力,那就像是火车头”,是因为抓不到外界和自己的关系了。有这种空虚感,于是用自己的“种种分泌物”来填埋自己的周围。用一些非现实性的名字,硬把读者拉入个人的世界。大江的创作方法是用一种封闭性操作把社会分成拥护自己的和相反的。
大江和江藤从此交恶,以致二十六年后大江成为日本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为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的江藤淳发表谈话:“我近二十年几乎没读过他的作品,所以无话可说。”
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为日本捧回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对于大江却不是好年头,不仅跟江藤淳失和,同一营垒里也有人对他发生了怀疑。此人是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大江的《燃烧的绿树》第一部里有一个戴墨镜的大报记者花田,好像就是在影射他。大江捧奖在手,本多随后在堪称战后民主主义舆论阵地的《周刊星期五》上连篇累牍揭发大江的“历史问题”。这些文章合集为《大江健三郎的人生》,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出版,书中还收录近四十位读者对本多的反驳和反反驳。
二十六年前的本多是朝日新闻社记者,因批判越南战争的报道而扬名国际,之所以对大江产生疑问,是大江一方面支持反对越南战争,一方面却不断从猛劲儿给反战运动泼冷水的新潮社出书。一九八二年,几百位文学界人士发表反核声明,大江也列名其间,可同时却在文艺春秋出书——要知道,出版社文艺春秋极力反反核,嘲笑谩骂和平运动,下了十多年工夫否定南京大屠杀。大江和本多终于在杂志上兵戎相见,你来我往,经纬主要都收在本多的《文笔生活的方法》一书里。
一九八七年新潮社设立“三岛由纪夫奖”。从三岛的形象来说,江藤淳就任评选委员是天衣无缝的,而向来对反核、和平运动积极发言的大江也当上评选委员,自然又招来非难。在本多眼里,大江是机会主义者,卑劣而傲慢,“对于日本反动化的贡献程度超过江藤淳和石原慎太郎”。
生于一九三二年的本多挥舞他那支名记者的略有些发秃的笔,写道:“热中于‘反核声明’(但自己什么也不干),为什么不热中于‘反核电站’?因为那样一来就出了体制的框框。为什么热中于‘广岛’和‘冲绳’却不热中于‘南京大屠杀’、‘军妓’、‘菲律宾’?因为‘广岛’等是日本被害,而‘南京大屠杀’之类是日本加害,又出了体制的框框”。“拒绝日本的国王(明仁天皇)‘给’的文化勋章,但接受瑞典的‘天皇’(国王)‘给’的诺贝尔奖,自称‘战后民主主义者’的这一严重矛盾,不论嘴上有多少理由来辩解,终究不过是‘辩解’,对此,大江在内心深处早已觉察。这样一来,大江就不得不比以往更卑劣更傲慢,以掩饰今后剩下的机会主义人生。若觉得这种‘作业’是不容易的,也就不能以百分之百的愉快情绪来品味国王驾前的晚宴佳肴吧。这一矛盾,大大超过诺贝尔‘文学’奖前得主川端康成获奖后显示出来的矛盾,也可能为俗界所注目。哪里谈得上‘恭喜’。”
大江上东京大学,能勉强念法文了,便耽读萨特的著作,受其影响,创作了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一下子跃上文坛。这位萨特在一九六四年推辞了诺贝尔文学奖,大江曾撰文予以肯定:“为确保批判者眼睛和声音的犀利的刺,硬文学派需要是社会的局外人。萨特拒绝诺贝尔奖,这一行为显然确认了他作为西方社会的批判者,身居西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是究极的局外人。”三十年后,大江笑吟吟展示金牌奖状时,大概犹记得萨特说的话——诺贝尔文学奖“有意拥护西方文化,助长东西对立”。
在“处世术”问题上,大江惨遭左右夹击,似有些里外不是人。谷泽永一斥责他是国内一套国外一套,在国内尽量避免太露骨的说法,一到国外就大讲日本的坏话,“闪烁其词,用文学修辞来蒙混,大江健三郎的出处进退是小偷的作法”。鹫田小弥太则挑明“大江健三郎的核心”:不是唯我独尊,就不能逞“匹夫之勇”,一直写除了自己谁也不读的小说。
批判者都是个中人,却避而不谈文学,理由就是那个很能让大家同病相怜的“看不懂”。而挺身捍卫大江的人,如作家加贺乙彦便虚晃一枪:“大江健三郎乃小说家,抛开小说,只在并非其主要工作的随笔和外表行动上予以批判,是弄错了方法论。他在小说中彻底批判了核电站、自然破坏、日本军队之恶、越南战争。要是批判他,就应该好好读一读他的全部小说。”
全世界都正在读或将要读大江文学,日本人却沸沸扬扬,给诺贝尔文学奖抹黑,未免刹风景。而我只说这些事,也教人扫兴。至于人家大江,腰缠一大笔不必上税的奖金,写完《燃烧的绿树》第三部,已悠然骑鹅旅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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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