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关于邹夫人,我只是偶然而零碎地听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谈起过。先是知道她在“文革”中自杀,说实话,我当时并无惊悚的感觉。经历过“文革”的人,不是见惯也是听惯了无端的死,特别在“文革”刚结束的几年,在大学里,这更是一个经常的话题。久而久之,无端的死在人心上似乎成了自然的事情。后来又听说邹夫人并不属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她读过书,但常年操持家务、养育儿孙,她的品格以旧传统中的贤惠温良和乐于助人为特征。这使我对她的无端的死感觉到有些不平常,因为她的生活离政治波澜总是稍稍远一些,造反派怎么会想到去整她,以至她无法忍受那种磨难和凌辱?一直到今年读到章培恒先生为《李方舟传》所写的序,才知道邹夫人曾经在“文革”中因朱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贴出大字报,为朱先生声辩和抗争,而导致了自身的劫难。在那种年代,邹夫人的做法真是“大胆妄为”,她又怎能逆着肆滥的狂潮而逃过灭顶之灾?
朱东润先生在“文革”中的强硬是复旦的人常会说起的:他的头颅怎么揿也总要昂立起来,他在被批斗时仍然坚持说他对毛泽东的书法与常人的看法不同……。他有很多因为不肯委顺求全而导致更大危险的可能,他能挺过了十年浩劫几乎是个奇迹。而先生的夫人则以简单到近乎天真的方式表现了她的勇毅,以及她对生存的至低条件的洁净的要求。当然,她是作为一个妻子为自己的丈夫辩护,这没有多少政治意义,也谈不上“大义凛然”。但我对于“大义”懂得很少,我所知人之可以景仰的品质无过于正直和尊严——就像邹夫人以最简单的方式所维护的正直和尊严。
我想,当三十年代末朱东润先生把主要精力转向传记文学的研究与写作、“决定替中国的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时”,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为自己的夫人写传。这是一部特殊的传记,它不是为了出版而写作的,书中的人名、地名也都用了隐语。关于传主“李方舟”,我推测“李”当是“莲”的谐音(在朱先生的家乡方言泰兴话中,这两个字读音很近),“方舟”则是“舫”字的分拆。写作的年代,据朱先生的孙女朱邦薇回忆,是一九七○年前后。那时离邹夫人去世一年多,周围仍被沉重的黑暗笼罩着,朱先生仍然顶了“反动”的罪名遭受着无穷的磨难,而同他相依为命的孙女“插队落户”在一个小岛上。那时朱先生年逾古稀,孤身一人,四周只听到喧嚣而带着威胁的声浪。尽管他性格坚忍,相信“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但这样的生存到底是艰难的。我能想象在一个个令人厌倦的白日消退之后,朱先生独坐在他的书桌前,他需要说些什么。《李方舟传》成为他和死者的对话,成为他心上的独语。这是无可诉说中的诉说,在文字的形态里,他将要跌倒的脚步得到了支撑。
传记所描述的,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与她的寻常的知识分子丈夫的数十年家庭生活。他们生于清末,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乱;他们没有特殊的际遇、非凡的荣耀,他们的心愿只是尽各自的力量为国家和社会做有益的事情。朱先生自己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方面有他的建树和地位,但对自己的工作和成绩,他写得很平实;而他描述他的夫人在抗战八年中独力支撑一个大家庭(当时朱先生去了重庆,把家留在沦陷的泰兴),在解放初兴办缝纫组,在大跃进的年代办食堂,也用了同样的笔调。他对人生的看法是很朴实的,只不过是人必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无论何种威胁或诱惑面前,都不可放弃自己的正直和尊严。我曾经想过我对朱先生的敬爱是否全出于师生私情,结论不是如此。朱先生的人格,表现出在深厚文化底蕴上的朴实和坚定,虽有审慎而绝无机巧,好恶分明而富于宽容,这是我难以达到而格外景仰的。在这部《李方舟传》中,是能够从邹夫人这位家庭妇女身上看到人间平凡而高尚的美德,也能感受到朱先生的人生态度的。
《李方舟传》写到一九六五年,因为“朱敦容”的七十岁生日,他和“李方舟”同游了南翔古漪园。这是朱先生和邹夫人夫妇生活中的实事。而结末则是虚拟的伶人悲歌,“大风<SPS=0851>洞倾天地,余波亦复到穷乡,摧残谁能知爱惜,别来但觉尘满床”,这是谶语式的收束。经过旧中国的黑暗和混乱,朱先生、邹夫人都对新中国抱有最大的热情与期待,然而这以后却有正直和尊严不能被容忍的情形,有无数人——包括邹夫人那样善良的家庭妇女——的无端的死,有更多人对这一切的习以为常。这一切都真实地发生了,在朱先生写这部传记时正蔓延着。到了今天,如果说我们仍需对中国的发展抱最大的热情与期待,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为何发生,就绝不能轻忽地对待。
今年是朱东润先生诞生一百周年。陈思和先生记着这部《李方舟传》,将它收入他所主编的《火凤凰文库》。这不仅对朱先生是很好的纪念,也提醒我们记着三十年前开始爆发的那一场肆滥的狂潮。
骆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