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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的名作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生前轰轰烈烈,死后冷冷清清;一类是活着时少有人问津,辞世后声名益著;第三种,类似于鲁迅,永远对世人具有不衰的诱力。茅盾近十几年在文坛上的境遇,让他的众多研究者大为困惑,除了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外,在青年读者那里,越来越不及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人引人注意。曾有人多次和我谈起茅公的历史评价问题,但总觉得下起笔来,是件不易做的事情。这次埋于历史文献和他的全集中,方觉得要理顺其间的脉络,已不是简单的文学自身的问题了。
茅盾是一个复杂的文人,他一生中的几起几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联系,可谓密切得很。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我觉得要了解他,首先必须清楚他在一九二七年前的历史。这是重要的。他的精神线索,差不多都是在这以前形成的,乃至于在后来的岁月里,年轻时代所形成的机智、敏感、对政治的老练,都给他的道路带来了许多影响。茅盾是自学成才的人,他的天资与同代许多人比,是略胜一筹的。但他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父亲的多才多识,以及表叔卢学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实力,使他过早地谙熟于世俗社会。他进商务印书馆,以及后来加入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那种对社会问题的敏感,以及对文人与社会活动的关系的老辣的思考,是毫不逊色于陈独秀诸人的。他早期的文章大多涉猎于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走上文坛后,也未像同代文人在文学中陷得很深,而更多的却是具有一种深厚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学家的情怀。这使他比一般文人多了一种博而杂的厚重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文学本身的“悟”,就显得少下了力气。我有时想,倘他不是因为过多分散精力,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总会更大一些吧?然而他一生,一直未能真正处理好这一问题。他一直徘徊在政治与艺术之间,这多少弱化了他的创作力。除了《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少数作品外,他给后人留下的,许多都是有缺陷的东西。而《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本身在结构上的失衡,以及无力去续写,正像他的生命本身一样,实在让后人觉得是件不小的憾事。
青年茅盾最为关心的,是妇女、权利、社会政治等问题。而在诸多问题中,对男女间“性”问题的思考,占居他的空间是很大的。我在读他早期写下的《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历史上的妇人》、《现在妇女所要求的是什么》、《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观》等文时,很是佩服他的慧眼。其中对爱伦凯等西方女性问题专家的推荐中所萌生的观念,至今看来仍有不小的意义。由人的情欲而引向对人的道德、情感乃至社会结构的思考,这形成了他一个时期认知逻辑的一个模式。他后来从事文学批评与译介,以及操笔进行小说写作,有时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茅盾思考的永远是对人与社会的一种确切性的认识,他不太愿含糊地解释人生,他具有较好的艺术感觉,那种对人的微妙的情感的捕捉力和颇有分寸性的体验,在同代人中是出色的。但他却很少放纵情感,除了《蚀》三部曲外,他一直很节制地控制着自我,力求更全面地把握世界。由于善于留意文学之外的社会问题,以及对自然主义的刻意追求,他的精神时空,比传统的文人,确实显得十分开阔。
二十年代的茅盾,参与社会活动的努力,是不亚于对文学的思考的。他甚至把政治看成比艺术更为重要的生命路向。读他在武汉从事报业工作时写下的社论,可见他踌躇满志的样子。但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他的弱点就全部暴露了出来。一种在死亡面前的恐慌和惊悸,深深震慑了他。先前的政治梦一下子破灭了。这时候他政治上的冲动、事功心等,被恐怖驱走了。在理想被绞杀后,他不像许多理想主义者那样走向反抗的道路,如同许多儒生一样,他萎缩到了个人情感的天地里,宿命与虚无把他驱赶到了荒原之中。他躲在上海家中的一年多苦寂的日子,最为真实地呈现出他生命的原我的状态。当政治无法拯救心灵时,他的精神足迹便在文学中找到栖身之地。《蚀》三部曲,是他一生中心灵情感最为真诚的坦露。人除了生命本能的冲动外,什么都不复存在了。《蚀》三部曲过多地宣泄了人的性本能的存在,它在二十年代文坛上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他那么大胆地还原着人性,尤其对女性肉欲的描写,连郁达夫也望之却步。从北伐战争走过来的一些女知识青年后来回忆说:茅盾笔下的女性,在二十年代是不典型的。我猜想,这大概是作者在异性世界中,过多地涂饰了自我苦闷的缘由吧?茅盾实际上是相信弗洛伊德某些观点的,他对人欲的多重打量,在旧式文学中是没有的。这里,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受惠者。在当时,及时地描摹社会生活的写实主义作品,除茅盾等少数人外,还是不多见的。
但是,过分地相信人的认知的确切性的观念,使他开始忽略了人生体验中最为深切的东西。他亡命日本归国后,政治意识重新在心中滋长起来。他在内心中已开始出现了两种艺术路向:一是批评的敏锐视角,一是驾驭长篇小说的气魄。集二者于一身的茅盾,在当时的文坛上,可以说是无人与之比肩的。他对理性的自觉反思,大大超过了对生命本体的体验。他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具有较广博的学识,另一方面,是一个颇有“官”的意味的政治家。惟其如此,看事物的视野,就显得落落大气。他对鲁迅的评论,对冰心、徐志摩、许地山等人作品的感悟,在今天仍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而他在《子夜》等长篇中所呈现出的博大的、色彩斑斓的图景,只能让同代众多文人望其项背。茅盾对中国现实大规模的扫描,确实是颇见功力的。但坦率地讲,这里毕竟有着太多的“做”的痕迹。《子夜》中有些地方的处理,尚未达到化境。过多的先验理性演绎,有时淹没了小说的生活情趣。当再现生活时仅仅流于一种解释而不是体验时,作品与读者之间,就有“隔”的因素。如今人们喜爱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诸人的作品,盖因其作品与读者间某种亲近感,而没有生硬的“隔”。茅盾良好的艺术感觉,由于过多的节制和有意“造”史诗,而未能舒展地释放出来,这影响了他作品的生命力。他死后,作品在世间的寂寞,或许是与此有关的。
我有时想,茅盾给后人留下的遗憾,更主要不是才气的问题,而是政治风云和个人价值取向制约的结果。他太注意自己的角色了,他后来一直很少像鲁迅、巴金、沈从文那样放松自己的写作心境。鲁迅在“左联”时,见有不平是直抒胸臆的,但茅盾却把自己与一种道德律紧紧联在一起。这种角色意识蚕食了他的艺术感觉,在有些时候,不得不掩饰自己。他在处理自我与“他在”的关系上所花的精力,超过了文学自身,以致于像《霜叶红似二月花》那么好的作品,仅写了一部分就流产了。茅盾后来每每写小说,一直太注重意义,注重史的价值。而不是像鲁迅那样把自我深深植根于历史与现实之中。缺少迷狂状态的茅盾,因太清醒而未能唤起人内在深处的东西。像《三人行》、《路》、《锻炼》、《腐蚀》等,支撑小说的不是生命之流中的意志和情感,而恰恰是理论家的某些意念。就这种意念的深度和超前性来说,同代人是很少具有的。但以史学家与政治家之笔法而操练小说,毕竟会给艺术本体带来某种倾斜。如今读他大多数的小说,多有味同嚼蜡的感觉。有些作品的生涩,和行文的冗长,直接阻碍了当代青年人与他接近的可能。即使在晚年写回忆录这样的东西时,他也一直以某些原则制约着自己,许多在史学家看来重要的东西,也被省略了。这种遮掩,一直让读者与他保持着一种距离,而无法让人一下领略到精神深处的东西,他在“两个口号”论争时的状态,在处理胡风问题上的态度,在对诸多政治风波上的看法,都因政治上的成熟而显得某种谨慎和圆滑。集官员与文人于一身,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舞台上,是艰难的。茅盾能超越复杂的历史之网而独善其身么?时代在他身上投下了过于复杂的阴影。
在他的后半生中,他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批评家的角色。他在那样的环境下,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学者而不是小说家。诸如对赵树理、李准、茹志鹃等人的评介,对《青春之歌》、《李自成》等长篇小说的分析,是很有力度的。他在鲁迅研究、古代文学研究、历史剧研究上,也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思路。我一直觉得,茅盾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是不亚于小说创作上的成就的。他往往凭着瞬间的直觉,抓住了作者的精神状态,并且由这一状态所支撑的文本中,发现作品与社会问题的联系。他的这一天赋,在二十年代就表现了出来。例如《读<呐喊>》、《鲁迅论》,那里的准确的艺术直觉,富有张力的理论阐释,和散文化的表达式,至今读来依然是迷人的。四十年代后,茅盾最引人的不是小说,而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给人带来的影响力。鲁迅逝世后,没有任何一个文人的批评文字,会像他那样富有穿透性。在复杂多样化的文学现象中,他常常可以抽象出一种逻辑秩序,并以社会学家的气魄揭示其间的内涵。他不像平庸的鉴赏家那样只看到作品的外在形态,在诸种怪异的精神现象面前,他用一种灵魂深处真切的体味,和素有的理论天赋,捕捉到作品的深层意象。读他对自己同代人作品的品评,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感觉的准确性。他的思维方式与情感达成方式,似乎更适合于写文学批评的文字。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在社会与个体之间,他找到了一种认知的中介。就气质、修养、个性而言,他不会走哲学思辨之路,也不会像巴金那样仅仅陷于情感的焦虑的跋涉之中。茅盾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而正是文学批评这一文体,最为恰当地把他的个性托现出来。我直到现在依然敬佩他那些写鲁迅的文字,鲁迅作品的复杂意识,被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似乎觉得难以用确切性的理念来描述它,但在他的体悟中,依稀地感受到鲁迅精神不可理喻的、超常规的价值。尽管他的社会学理论限定了他把握鲁迅个性的全面性,但他的独特的感受中所抽象出的观点,对后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他的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他的单纯的社会学理论,也限制了他对理性主义之外的事物的认识。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一方面造成了现代文学思潮主旋律式的局面,另一方面,内心中的排它性、自律性,使他缺少了鲁迅式的博采众家的巨人式的心态。我阅读他晚年写下的《夜读偶记》时,既赞佩他的学识和理论悟性,但也被他过于固执地恪守旧的理论而感到遗憾。仅仅把视野放到对社会外在层面和所谓“本质”层面的打量上,而不是注重生命与社会的运作过程,不相信理论达不到的地方那种无序的所在所具有的意义,这当然要滑入认知的误区。排斥古典的人文主义,排斥现代主义,而仅仅以现实主义为正宗,至少在解释人的主体世界方面,是缺少参照的。茅盾在自己的世界中,试图把一切都认识论化、确切化,对象世界统统置于一种可以逻辑解析的布阵中。他把社会性高高地悬在于人的主体之上,将人的情感、意志、愿望,都置于社会的统辖之中。这种理论自然消解了人的个体的价值,消解了人的创造欲可以超越社会形态的可能性。他的小说创作由盛到衰,也正是这一理论模式由萌发到成熟的直接结果。对此,后代人要总结的,是很多、很多的。
这种现象,引发了当代文人对他的一种拒绝的态度。他辞别人世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至现在,几乎成了当代文学青年最为冷落的对象。文坛上的许多流派的兴起,差不多都是以超越茅盾模式为起点的。无论是在人们注重“意义”还是淡化“意义”的今天,茅盾在文坛上的影响力,弱化到了连梁实秋、林语堂均不如的地位。历史是残酷的。他当年在艺术劳作中所有的带有涂饰的理性主义色调,无主体的虚幻的全知多能的“意识”,都被当成不真实的文本被扬弃了。茅盾艺术模式在当代文坛的隐退,恰恰引发了一场新的文学精神的变革。在“先锋文学”那里,在被称作“新写实主义”的作品之中,在诸如贾平凹、王朔等青年作家身上,理性主义与先验的实证精神几乎是看不到的。这是一个不相信一切都会逻辑化的时代,是一个拥有众多个性、自我意识鲜明的时代。当代最有影响的文人中,差不多不再相信茅盾的话语方式,在对传统文人个性的吸收方面,更多的具有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的精髓。认识是一种选择,我无法论证今天人们对茅盾的漠视,乃是他的意义的全部丧失。但我觉得,在他的复杂意识和独特的审美“范式”中,给史学家带来的启示,是巨大的。如果没有茅盾这一代文人的存在,也许后人不会更为清醒地从反面意识到人的主体的意义。凭心而论,当代文人之中,具备他那种知识结构,和拥抱世界巨大气魄的人,还是为数不多的。在他显赫成就背后的那些失败的文本之中,在他的优劣俱在、瑕瑜互见的作品之中,我体味到了一种无言的悲哀。人无法选择身后的历史,而恰恰是历史,在选择故人。能说茅盾的这种“消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吗?在他身后长久的冷寂中,我们多少可以悟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某些悲剧性的东西吧?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