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纲领有体系的政治或理论流派，而是美国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对六十年代美国当代政治的反应而兴起的一股理论反思的思潮。其代表人物多是文化界的名流、巨擘，有著名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也有一些新闻界巨子，其代表人物有I.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N.帕赫莱兹(NormanPodhoretz)、D.P.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J.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rtrick)、N格雷泽(Nathan Glazer)、SM.里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人，我国读者熟悉的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mtington)也赫然在列。这些思想家之间关系密切，又大都聚居纽约，故人称“纽约知识人”(NewYork Intellectuals)或纽约帮(NewYorkGroup)。
八十年代末，里普塞特曾谈到新保守主义，忿忿之慨依然形诸声口笔墨：“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术语和一个政治团体的名称，新保守主义是政治字典上被误解最多的概念之一。我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这个词从来不曾指谓拥有一群倡导者的一套学说。相反，它是一个为低毁政治敌手而制造出来的标签，而那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不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们。”(里普塞特《新保守主义：神话与现实》，载《社会》一九七八年七、八合刊第29页)“新保守主义”是美国激进的自由主义新左派的领袖人物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Harrington“免费赠送”给他的论敌们的“雅号”。但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诸公则更喜欢自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其间自有误解、歧义、辩论，也不乏攻讦、机心与手段。
何以保守主义，而又“新”？说来话长。六十年代，肯尼迪上台，资政有新篇，新政府表示乐意纳谏，躬身求教于专家学者与社会科学家，征求对政策的意见。美国知识分子历来支持民主党，新政府又有此广开言路的礼贤姿态，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美国意义上的)似乎终于等到了影响现实政治的机会，于是创办杂志(克里斯托尔及贝尔曾于一九六五年创办《公共利益》)，著书撰文，发表时评，各抒己见。一时间，美国知识界充满乐观的议论：其一是相信社会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其二是对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力深信不疑(这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的特点)。知识分子们以为一方面是政府高筑黄金台问贤若渴，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尽心竭力、献计献策，二者相谐相合，美国的各种社会弊端焉能不一朝廓清！
然则好梦难长，现实无情。美国当年在国内外舞台上仍是破绽时出，窘状百般。最为国际国内社会所诟病者，一是以“大社会”福利计划为代表的改良举措，二是政府身陷越战深潭而不能自拔。肯尼迪首倡、约翰逊操刀的“大社会计划”，仿效罗斯福新政，设计了庞大的计划，历时数年，耗资万千，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舆论切责，人皆失望。面对物议鼎沸，政府自是无以卸责，就是出谋划策的智囊们，也难逃其咎。于是自由主义的大团伙开始出现分裂。一部分人继续坚持其自由主义立场，把“大社会”计划的失败归之于政府投入不足和政治制度的隐疾。由之对美国的政治制衡制度产生了更深的疑惑，这些人后来成了激进的“新左派”。与之相反，另一批自由主义者则对“大社会”计划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认识到“大社会”计划显示出自由主义理论的痼疾和先天不足。他们认识到，一方面对实行此计划所依据的社会现状分析并不准确，另一方面，计划制定者亦错误地夸大了政府行动的能力、效力。这就使这部分知识分子对先前实施此计划的两个前提产生怀疑：社会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和有用性到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作用？至少应当说，智囊们低估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同时，究竟应在何种程度上合乎事实地清醒地估价政府的控制能力、管理效力以及所能达到的效力限度。纸上得来终觉浅，政治太复杂了，毕竟不是做学问。在与现实政治的接触中，学者们发现，他们的政策建议常常与其他合法的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团相抵触，难以成为政策付诸实施。即使有些建议获准为政府所采纳，也可能因其干犯某些官僚集团及其同盟者的利益而无可奈何地流产。经历如此之大波折，这一批自由主义者后来转向了新保守主义。
如果说“大社会”计划是自由主义集团分裂之启端的话，后来的越战引起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则使两派自由主义者终于分道扬镳。旷日持久的越战使美国财力困乏，损失巨大，政府为继续坚持其战争政策，不顾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向美国公众谎报军情，后为一正直官员披露，舆论大哗，民怨沸腾。无情的现实严重挫伤了美国老百姓原先深信不疑的对政府和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失掉了天真”，满腹困惑疑窦，丧失传统信念，在六十年代末的世界性造反浪潮中，也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他们藐视权威，横扫传统，罢课游行，甚至捣毁校舍教室，与校方对峙，与警察冲突，终而至于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由之，不少青年放纵情欲，吸毒堕落、崇尚暴力、藐视法规，很是开了一番“新”风气。
如何看待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危机？如何看待美国老百姓(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危机和对美国制度的信心危机？对此严峻问题，美国自由主义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应。一部分人与青年学生一起对美国政府乃至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传统火上浇油，大加挞伐，甚至亲身加入斗争的行列；另一部分人则冷静地分析政府行为的得失成败，劝导青年不要因一时失败而动摇对美利坚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信心。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终于公开分裂为激进派与稳重派。激进派支持学生造反，造政府的反，造权威的反，造传统的反，甚至造文化的反；稳重派则固持大学系自由学术之殿堂的传统观念，认为学校应以理性和辩论为行为准的，应有高度独立的学术精神。他们以为，风行于社会的造反运动有悖于大学的理性精神，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应站出来维护传统的办学观念，反对过激主义。
在对待美国政府以及由此引出的对待美国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传统以及美国未来趋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激进的新左派对美国社会采取了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政治腐败，种族主义横行，犯罪率居高不下。政府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实行高压政策，所谓的多元主义民主只保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政治制衡制度使革新派备受牵制、步履维艰。美国社会真正病入膏肓。出路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废除间接的代议制民主，建立实质上的直接民主。稳重派们不同意激进派对美国社会的根本否定，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视美国社会为病入膏肓的人，反对所有过激思想及行为，当然也反对他们开出的药方。他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而极其珍视美国的民主传统。认为民主不仅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本身即为目的，站到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后界限上，他们就一步也不退了。这样，终于导致了激进的自由主义新左派与稳重派自由主义的公开决裂。哈林顿造出这顶“新保守主义”的高帽，套向先前的“同一战壕”的战友，今日两军对垒的论敌。此中一是划清阵线，反击稳重派的批评，另外也藏着搞坏对手名声的机心。毕竟，在知识界，保守主义始终是一个人皆恶之的贬义词。也因此“新保守主义者”才斤斤于“正名”，要求社会和知识界为他们“平反”。
大动荡带来大改组，新保守主义被先前的老朋友抛弃了，却受到了先前的老对手的欢迎。老保守主义者们欢迎新保守主义者为他们的杂志撰稿，到他们的集会上讲演，甚至为他们出谋划策，因此在某些方面(如对待共产主义等)新老保守主义结盟了。但新保守主义一直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大潮过后冷静的反思派，并不同于传统的右翼保守主义；他们是更实际一些的现实政治的补天派，又不同于激进派的彻底否定论。他们支持美国的价值观念，拥护资本主义，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生产，并宣称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适用于全人类，比任何其他价值观都优越，他们主张经济自由化，反对政府干预。大部分新保守主义者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基本原则，认同福利政策意欲达到的社会效果，但在如何实行福利政策上趋于保守，告诫政府谨防福利政策的消极后果和鼓励懒汉的严重后遗症。
在如何对待宗教道德和传统文化方面，新保守主义强烈主张维护传统的宗教、道德和文化观念，坚持传统的家庭观念，反对激进派倡导的性解放运动，反对不顾公共秩序，无视任何政治权威，诋毁美国文化传统的行为。他们反对激进派挑起对抗的策略，主张多元主义中的相互对话。在实行美国的社会平等方面，新保守主义重申古典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思想，反对新左派要求在美国实行事实平等的激进主张，反对空想和乌托邦。认为激进派的均权主义尽管理论上很好，实行起来势必造成社会灾难。新保守主义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机会平等原则是唯一现实可行的对社会有益的原则，人为的平均主义只会使社会失去进步的动力。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激烈的社会变动之后，都可能随之兴起相应的理论反思和视野拓展。这是身处剧烈变革当口的当事者们往往不能自明的。而往往在大波涛大跌宕之后，会在缓流和回旋中生出大启悟大智慧。因之，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之后，认真地反躬自省，做一些务实的历史权衡，当是不可或缺的功课。近年来，国内学者常有人谈论新保守主义，也有人堂皇地打出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不再以“过激”思想相标榜，可见保守主义加了“新”，便消蚀了不少贬义而具有了新的含义。它代表了一种激烈的社会变革之后的深入反思，代表了一种对本土历史和民族传统的回归与再思考，也代表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稳健扎实，求问现实中国发展的学术姿态，当然，其中也不乏某种策略的考虑。
有趣的是，像俄国形式主义、新保守主义之类被对手诬陷者，尽管圈内人竭力辩诬，对被贴上标签愤怒有加，但它们却往往以此对手之“命名”而著称于世或昭彰于同道。此之谓祸福相倚，焉知祸之非福？且时风日转，至少在今日中国，“保守主义”而又“新”，是可以免除“正名”、“平反”之累的。
金元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