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和俄国发生的改革,是在现代史中的重要的制度变迁。科斯作为强调制度因素的经济学家,自然会极为关注。对于中国的改革,他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俄国,他的批评则较多。科斯说,“当我领取诺贝尔奖、并发表演讲后,有人问我有关俄国的问题,我回答说我对俄国的前途很悲观”,是否有一条路比现在的路要好呢?“我看哪条路差不多。俄国人太好斗(animal spirit)了。结果可能是悲剧。”这似乎已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语言了,更多地是个人的直觉。当然,实际上,他对俄国改革的条件和道路是有所批评的。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时间太长,企业家精神和能力在计划经济中是犯罪,所以现在缺乏。”并且也缺少象中国这样的家庭组织。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为俄国设计的改革道路也颇有问题。“休克疗法打破了旧制度,却没有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制度。”“我不明白为什么先引进定价制度,没有相应的市场组织和法律,怎么能有好的定价制度呢?”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和法规,怎么能简单地照搬呢?”
相反,中国的情况则好得多。首先中国有牢固的家庭。他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结构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发展”。后来在《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采访时,他又进一步阐述说,中国农村的家庭在人民公社解体后,作为替代的制度安排发挥了作用。而在俄国,由于没有类似于中国的家庭,集体农庄解体后,就剩下了许多失业的工人。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科斯对中国家庭的称颂,与长期流行的中国的家庭本位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的说法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种说法看来,家庭本位不如个人本位;而科斯似乎是说,个人本位不如家庭本位。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家庭是人类社会中独特的、基本的、并且是异常成功的制度安排。在美国,由于近年来街头暴力不断升级,人们开始怀疑极端的和绝对的个人本位主义,美国总统从布什到克林顿,都在号召回到家庭。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科斯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这些人对国外的市场制度非常了解,又同国内人民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所以非常容易将国外成熟的市场制度引入到中国。在接受《经济学消息报》采访时,他又提到第三个因素,即中国政府高层真心改革,第四个因素,即改革使大多数人获益。
对于中国的改革,科斯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在我到芝大之初,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商学院的米勒教授刚从中国归来,科斯最爱引用米勒教授的话就是,“中国不缺经济学,缺的是法律。”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权利和义务还没有由法律明确地规定。许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这将导致交易费用的高昂和经济效率的低下。第二层是,中国人善于用非法律的传统方式解决纠纷,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能多少有点不适用。因为纠纷的技术复杂性在增长。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或政府制度)是互补的,“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效地交换。市场不能没有法律。”最后,科斯对中国的建议是:“共产党加产权”。由于太简单了,这句话并不太好理解。共产党,我想是指稳定的政治局面;产权就不用解释了。我想,不言而喻的是,产权是可交易的。
制度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自己
在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大师身边,我自然要请教一些重要概念的定义问题。他的回答是“科斯风格”的:关于制度的定义,“这件事留给别人去做。如诺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是没给过什么定义。我所说的制度无非是指法律、市场和企业等等。”但诺斯区分了制度与组织,我插了一句,“这没关系。人和人的定义总是不一样的。只要我说的概念别人能理解就行。”关于交易的概念,我又讨教了一下。因为我注意到,科斯在多数场合是指较狭义的市场交换,而我很喜欢康芒斯的广义的交易定义,即泛指人与人的交往。他的看法仍然是,“人们有不同的理解,这没关系。有一次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些人说交易费用不能测量等等。如果没有困难就不需要我们了。有困难才有挑战意味。有一本书名叫《合约经济学》(Contract Economics)对一些概念下了定义。有些我并不同意。但没有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分歧会消除。”科斯这段话虽然没有给出定义,却给出了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对自己在理论发展中的位置。在制度经济学看来,不同观点或理论的并存,它们之间的分歧与争论,恰恰构成了理论发展的制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在对自己的理论充分自信的前提下,对不同于自己的观点或理论抱有相当宽容的态度,对理论争论本身保持着很高的敬意。因为他知道,观点或理论之间的竞争作为一种制度,会产生任何一个理论家所想象不到后果。对于理论发展,它会起到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比拟的重大推进作用。
我曾把我的博士论文《分工与交易》送给科斯教授看,他对这本书还是相当肯定。他对我说,“你应该继续你对中国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变化的研究。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太多的事。只有对少数题目持之以恒,才会有所成就。许多事要靠别人去做。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做完。”当他看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的计划后,很感兴趣,但提出批评说,这个计划太野心勃勃了。“现在只能是一个开端。四个月想完成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四年,也许四十年。”看来,对于理论的抱负和能力,科斯都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现代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重要的,信奉这一理论的人必定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一个个人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位置。制度是人与人互动的结果,它具有超出个人理性的力量。
学习真实的市场
在我快要离开芝加哥法学院的时候,科斯带我访问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这是一个历史悠久、非常著名的交易所。它曾以农产品期货为主,七十年代以后,又成为美国新的金融中心。到现在,对利率期货和国库券期货的交易额已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农产品期货。由于它的名气,参观者络绎不绝,所以它设有比较完善的访问者中心。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相仿佛,参观者可以从一个装有大玻璃的走廊看到全部交易的情景。开盘的时间一到,交易大厅立刻沸腾起来。人们作着手势、高声喊叫,寻找着交易伙伴并讨价还价。使人感到他们是外星来的人,通行着另外一种规则。当然,我知道,这其实就是教科书中所说的“交易”。如果不到这里来,“交易”只意味着一条供给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的交叉。我明白了科斯的用意。他带我到这里来是颇有点象征意义。当我们参观完,到一家餐馆吃午餐时,科斯对我说,“我让你参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目的是想告诉你,一个经济学家应该知道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这样。他们研究的我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他们只是在黑板上画道道,并不知道这些曲线实际代表什么。我所考虑的,是这些曲线背后是什么,人们实际上是怎样买、怎样卖的,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供给和需求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和组织才能保证进行这样的交易,制度的变化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如果我们想知道,在科斯的理论成功的背后,有一种什么样的治学风格和哲学精神,上面的话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他经常说,“我的特长是思考具体细节。很多经济家只是在那里划曲线,我则在想这些曲线在现实中是否存在,是否行得通。”“我要考虑曲线后面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怎样互相影响,有什么样的规范,等等。”我们曾一起谈到哈耶克。他评论说,“我的风格与哈耶克相反。他是先有些原则,然后再分析具体事实;我是从具体事实分析开始,然后再总结出一些原则。”如果我们注意到,哈耶克来自奥地利,而他来自英格兰,这种风格上的区别就很顺理成章。尽管哈耶克强调个人的、特质的知识和信息,德国古典哲学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而在科斯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前者更关注终极的问题,更注重理论的体系性,其风格是演绎的和抽象的;后者更关注现实的问题,侧重于对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其风格是归纳的和注重观察的。不同的风格本无优劣之分。但自从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经济理论界以来,经济学为了追求理论的完美性而牺牲了过多的现实感;尽管大师们在创建理论架构的时候已经明确指出了理论假设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的学生们总不免将理论假设当作现实,对经济问题持一种“新古典主义”的傲慢态度。对于经济理论界,在某种意义上说,科斯的风格同他的理论创新一样重要。从现实问题出发,注重实证,注重观察和注重个案研究,对于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经济学界来说,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风。后来科斯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从来没有上过经济系。”
坚守着这样的风格,科斯一直强调,在研究问题时,首先要弄明白实际发生了什么。在芝加哥的那家餐馆中,科斯继续对我说,“我希望你回到中国后,投身于对中国具体的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我对中国的制度变迁很感兴趣。但我自己不能做这件事。我希望你能做。”当我们在芝加哥街头分手的时候,他提高了声音对我说,“要懂得真实的市场。”
盛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