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一些部队的同志这样说过:一打仗思想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表现会相当好,相当英勇!炸弹来了,可以扑到别人身上牺牲自己保护同志。但仗一打完,一休整,矛盾又出来了——为什么给他提干不给我提?为什么他是一等功我是二等功?问题多了。于是就产生出了只有打仗才能解决问题的想法。
好一个打仗才能解决问题,用我辈满身学院气味的语言来说,就是打仗才能建设道德社会,打仗才能维持道德社会。这就是关于“道德社会何以可能”问题的经验结论。
在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的社会中,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低下,人们只能在贡献自己所有潜力的情况下,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才能勉强求得集体的生存。所以,从现实生活来看,生存资源极端稀缺的社会是利他主义水平最高的社会,资源极端紧迫,是道德高尚社会的维持因素。
其次,在生存环境有所改善但未完全摆脱其约束的情况下,人就有了一定的选择余地。因为在这时,个人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并且仍有剩余,这时对利他主义的现实需求就降低到了偶然需要的水平。相反,取代对利他主义行为需求的是对私有产权的需求,因为这时,利他主义行为容易引起搭便车问题,容易引起道德滑坡,而私有产权则能够遏制搭便车,从而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发展。因此,私有产权制度替代了以利他主义行为为基础的道德制度。由于剩余的存在,权势人物利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开始掠夺一部分人的剩余,这就是剥削。剥削制度对利他制度的替代,从道德上来看,完全是一种堕落,但是它的确克服了道德困境。
在中等资源约束条件下,人有选择利己或者利他的机会和能力,这时就必须动用道德说教,让人们自觉选择利他,而当道德说教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动用政治强制,对个人的选择进行全面的管制,这就是“极权主义”的做法。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自由意志是无法用任何外在或内在强力完全取消的,所以极权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做到纯粹道德的社会,而只要是混合型的社会,其结果就是道德困境的社会。本世纪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已经证明,在集体产权制度下,人生活在普遍性的谎言中,生活在虚假的道德生活中,从功利上来看,集体产权制度(尤其是该制度的最高体现国有产权制度)也导致了效率低下的恶劣后果。这说明,在中等资源约束条件下,以计划经济体制的解决办法来维持道德社会,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功利上均是不可行的。
再回到王蒙先生轻松的话语。他说,打仗才能解决问题的理论“是很可怕的,要按这种理论行事那全中国、全世界可就没一天能消停了。为苦难而苦难,为高尚而苦难,借苦难而高尚。这算不算高尚?老百姓受得了受不了?”显然,这种需要靠艰苦条件下对利他主义的极端需求来维持的道德社会是“不道德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这种道德类似于战争年代的道德,也类似于生活资源极端稀缺时期的道德。这种道德在和平时期、在资源约束中等时期、甚至在所谓假想的资源极大丰富时期是不可能的,即使通过非常手段建立了,也很难长期维持。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中国正在逐渐走出计划经济时代,迈向市场经济时代,目前需要的正是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道德。这种道德的核心内涵不再是提倡无条件的牺牲,而是倡导尽可能地创造和发挥,通过为人所普遍认可的正当合理的制度来挖掘人性深处的潜在创造力,提高其承担风险的能力,而不是利用强制性的制度去扼杀人性的自利能力,强化人性中的乞求依赖倾向,通过提倡牺牲来遏制强者的发展。这就是新时期的新道德的新内涵。
说《读书》
毛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