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写的当然是中国的人和事。仅举一例:鲁迅的《阿Q正传》之为不朽的经典著作已为国人所共识,其深远意义远超出中国农民,应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但是在西方以写中国农民出名的赛珍珠却得了诺贝尔奖,鲁迅及其作品可能根本未入评委们的视野。就以现在在世的我国几代新老文学写作家(包括各种文体的)而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与从四万万到十二万万的同胞同甘苦、共沉浮,经历了、见证了多少惊涛骇浪、苦难、忧患、风雨、坎坷、荒唐与辉煌、屈辱与荣光、崇高与卑劣……感于心而流诸笔端,不论其风格属什么“主义”和“流派”,或黄钟大吕,或淡雅纤巧,或忧愤泣血,或嬉笑怒骂,或兴,或怨,或实,或虚,多少优秀作品在中国几代读者中引起心灵的震撼、强烈的共鸣、会心的微笑,甚至影响有些青年一生的道路,这一切,浸润在西方文化中的文学“权威”们接触到了多少,能理解多少,又何从作出筛选和判断?基于本人多年来与大量的相当有世界眼光的洋人交往的经验,深知其难。不用说文学,就是比较容易有共同标准,在理解、交流上并无困难的社会科学,中西学者对对方成果的互相关心、追踪、绍介和了解也是极不平衡的。这里一则是语言问题,一则是心态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动态没有那种“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求知欲,实际上他们注意到的主要是用英文写作的旅外学人和留学生的著作,据此得出的对中国学术界的评估片面性是免不了的。相对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要虚心(或心虚)得多。
何况文学,审美口味占很重要地位。即使在一国之内也很难一致。去年某文学界人士定出当代中国文学十位大师引起好一阵争论,就是例子。不过大家都理解其为一家之言,也就无所谓。当然西方欣赏中国艺术的不乏其人,但欣赏是一回事,作出权威性的判断又是一回事,那就得真正的懂行,有修养、有研究。我决不是否定文学的世界性,相反,我曾在一本巴尔扎克译著的序言中说过,不朽的作品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不朽的文学大师以其不朽的作品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他们是属于全世界的。但是这样的大师却不是哪个评委会封的,而是经过历史的考验,为广大读者所承认。如董鼎山先生文中所历数的文学大师都没有得诺贝尔奖,还不说明问题吗?即便真正的世界级大师,要走出本国、本洲,还得靠一定的传播渠道。西方文学进入国人的视野是通过近百年来几代翻译家、评论家锲而不舍的辛勤劳动。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已蔚然成为一学,出现了许多造诣很高的翻译家;而相反方向的译述、介绍,无论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无法相比。中国文学的宝库要为“国际社会”(借用一时髦词儿)充分认识,还任重而道远,得有多少个杨宪益!
再何况,从赛珍珠的《大地》在西方获盛名,到当代张艺谋的特种题材的电影几乎成为国际得奖(或提名)的专业户,反映出西方人始终摆脱不了的对他们心目中的“异域文化”的独特的(姑且用一个中性字眼)欣赏口味。(必须申明,我无意贬低这位美国作家和中国导演,我认为他们还是有才华有一定的水平的)。再何况,在方今的现实世界中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扰不可避免。总之,自然科学成果没有民族性,可以有世界性的绝对标准和公认的权威,而文学,特别是当代的,要定于一尊难矣哉!诺贝尔文学奖基本是西方中心的产物,作为一家之论,有它存在的价值,若视之为世界最高权威,最高荣誉,怕是该打破迷信了。我甚至担心,哪年它出于某种考虑,选了一名中国人,可能会出现令中国文学界啼笑皆非的局面。
以上这些平时在茶余饭后经常发表的议论,原没想到要形诸文字。读董鼎山先生深知内情的文章(《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有了印证,遂产生了写出来的欲望。
抒臆集
资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