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瑟斯主要的学术生涯是在维也纳和日内瓦度过的。但在维也纳大学一直只是兼职讲师和不拿薪金的副教授。他之所以未能谋求到大学教授职位的主要原因，据A·哈耶克认为，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发动一系列猛烈的批判引起维也纳犹太教公会的极大不满，因而不同意聘用他为大学教授。当米瑟斯一九四○年已年近六旬来到美国时，他的传记作者汉斯·海尔曼·赫柏愤愤不平地写道：“此时，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三流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门徒’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在美国找到一个体面的科研位置，而米瑟斯——这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家——来到资本主义的美国时，美国的各所大学和知识界对他表示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无耻的无情和冷漠。”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美国竟然冷酷地对待一个替自己辩护的忠诚的卫士，怪不得传记作者用了“无耻”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忿然之情。似乎合理的结果应该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应该拒斥一切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礼遇一切为捍卫私有制而战的学者。可是现实偏偏开了个玩笑。美国所有一流大学都对米瑟斯紧闭大门，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纽约大学也始终把他视为二三流的教授。他的薪金是由一私人基金会支付，这就意味着米瑟斯为资本主义的美国无报酬地工作到退休，时年八十七岁。
直到最近，偶然翻阅了米瑟斯一九二七年写成的著作《自由主义》(中文译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才算理解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读完这本书后我唯一庆幸的是：世界上除了自由主义的纲领，还有其它纲领和理论同它相抗衡。这种心情恐怕同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之一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看了孔德《实证哲学教程》后的心情差不多。我始终以为，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坏的主张，而是一帖制衡专制主义暴政的良药。但是，任何好的东西，只要推向极端，试图消灭它的对立面，就会变成极其狰狞、可怖的怪物。一种自认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准则，无疑是专制主义卧榻上的最好伴侣。米瑟斯毕生维护自由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正统性，要清除一切不符合他的标准的“伪自由主义”，那么他的自由主义同专制主义已无分轩轾。作为一名现代的知识分子或学者，其精神是要对现实社会抱适度的怀疑和批判意识。如果没有怀疑的和批判的意识，没有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米瑟斯称之为妥协)，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也不会受到历史的尊敬。就像米瑟斯这位为捍卫私有制的纯粹性、捍卫资本主义制度而战斗一生的勇士，却受到资本主义故乡的冷遇。假如将来有一天人们重视米瑟斯，也不会是因为他是名出色的私有制辩护士，正如我们早就不屑一顾亚里士多德为奴隶制合理性所作的滔滔辩词。这终究不是有良心、有远见的学者应该做的工作。
米瑟斯所设想的自由主义纲领的核心就是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但他很自信，认为这种自由主义不需要借助任何现实的力量，只凭着自己优越的科学性、普遍性便可以在社会广为推行，而一旦完全彻底地推行了自由主义的纲领(幸而没有完全彻底)，则可以保证给社会中的每个人带来极大的富裕，一切的争斗和冲突都可以云消烟散。这就是自由主义允诺的美好前景，尽管他宣称自由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他不给任何人以许诺。作为一名受过专门知识训练的学者，米瑟斯实在不应该不清楚，近现代的自由经济制度正是在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血与火中开拓前进，在黑奴和劳工血泪中积攒起资本主义的每一个铜板，在英王查理、法王路易的头颅上建立起自由民主政体。米瑟斯也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以能够洋洋洒洒谈论自由主义，是因为有了社会各利益集团、各政党势均力敌这一现实基础。如果社会上只有一种强权，只有老虎和绵羊，就不会有任何自由可言。假如你一定要说这就是自由，那也是强权的自由、老虎的自由，能够毫无顾忌凌辱弱者的自由。而米瑟斯谈的自由主义，恐怕就是这种自由。因为他反对工人建立工会、反对罢工、反对结社、反对最低工资、反对福利政策、反对社会中存在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反对国家对私有企业的干预，总之他反对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根基——现实力量的均衡，以为这样就能有纯粹的自由主义。可惜这样的自由主义就是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正如理性承受不了理性的批判，自由主义本身是承受不了自由主义的穷究。米瑟斯劝告分散、弱小的工人同强大的资本家寻求共同利益，就如要绵羊同老虎寻求共同利益。米瑟斯没有意识到极端自由主义可能使社会力量严重失衡，而现实社会力量的失衡正是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基础。看来A·哈耶克对米瑟斯的评价恰如其分，这种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实质上的专制主义，只能称为“反动分子”，应该永远开除出(自由主义)运动。米瑟斯还自认为领悟到了以往自由主义者没有领悟的真理；自由主义的光芒之所以没有普照四方，是因为，“一，大多数人不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其二，对大多数人来说，宁可放弃长远利益而贪图眼前利益。绝大多数人并不具有分析和综观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能力，而且也不具有敢于牺牲眼前利益，换取全社会共同的长远利益的能力。”对这种真理，总觉得特别眼熟。既然大多数人这么愚昧，看来只有让一小撮独裁统治者或超人成为他们的教主，用自由主义的思想引导他们为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小利。如果真这样，别说自由与繁荣，恐怕只能堕入黑暗和愚昧。从这一角度说，他所著的《自由主义》中文译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实在匪夷所思。
对于这位被称作本世纪最重要经济学家的人物，他的思想是演绎式的。他希望经济学如同数学一样，从一些认为最普遍的公设开始(但米瑟斯不认为是公设，而是一种非假定、先验的真理)推演出他的经济学思想体系。正因为这样，他特别痛恨维也纳大学的同事波普尔，因为正是波普尔断言，任何科学都应该是可以证伪的，否则就不能叫科学，而只能是信仰。因为只有信仰才是不可以证伪的。米瑟斯为了强调他的经济学，最初称它为社会学，但由于他人对这一术语有确定的理解，后又改称为人类行为学。对于米瑟斯用非假设、先验的前提进行推演的方法，应该承认也是建立理论的可行办法。但如果要推到极端，贬斥其它方法为不科学、不可行，只能陷入独断论的泥淖之中。阅读米瑟斯的作品，我总觉得他的逻辑思维依然停留在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的水平上。在他的思想中，要么是私有制、要么是公有制，两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为了维护纯粹的私有制，甚至国家对某些经济政策稍加干预也不行。因为根据他的逻辑，只要一旦允许国家对某些经济事务进行干预，那就必然导致国家在整个经济事务领域内的无限权力，最终倾向于接受极权主义的经济计划原则。这就是说，只要允许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干预，就会导致国家对公共事务的无限权力，就会出现极权。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不值一驳。这种言论会让人回忆起我国某一时期极“左”的观点：只要让农民开垦自留地搞副业，就会出现小生产，最后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必须维护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看来极“左”人物同米瑟斯之间的思维倒有共同之处，都停留在身心发育处于孩童的不是坏人就是好人的水平。事实上，西方世界在二战后的迅猛发展，混合经济所发挥的“杂交”优势是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干预也没发展到极权主义的地步。当然，米瑟斯所了解的干预主义主要是指对工资、价格方面的管制。这只能说明他缺乏想象力和短视。这种逻辑势力和想象力的贫乏还表现在他论证某一问题的方法以及对敌手进行毫无道理的人格污辱。当他论证自由主义要工人们忍受眼前痛苦和不幸，以期待自由主义的灿烂明天时，他举了个以为很妙的例子。他说一位医生为了病人的身体而不许他享用美味菜<SPS=1884>时，任何人都不会愚蠢地骂医生没有为病人着想。同样，工人们也不应该骂自由主义不为工人着想，尽管自由主义允许资本家享受眼前的快乐，而劝工人们忍一忍。当米瑟斯愤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位自由主义的追随者后来沦落到为社会主义辩护时，他认为是穆勒受妻子的影响而充满了懦弱的妥协精神。对于傅立叶，他索兴认为是位患有严重疾病的精神病人，所有的思想都是从他有问题的大脑杜撰出来。因此，最好的方法是把傅立叶交给精神病医生。既然话说到这种程度，我就很难判断米瑟斯是位严谨的学者，是位具有宽容意识的自由主义者。
最近一个时期米瑟斯之所以又被西方某些作者推举为保守主义运动及文化运动的知识领袖，主要原因就是他论证了社会主义的不可实行性。尤其当东欧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更被誉为杰出的预言家，是一位使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受到系统性、甚至是毁灭性批判的人物。那么，他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的理由是什么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对经济进行核算。在经济生活中，价格核算和利润收益的核算不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还监督并控制着企业家的每一步行动。由于社会主义不具备计算、检算的手段和能力，所以必然形成高支出、低效益的经济系统，因而是不可行的。看来米瑟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正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极端分子的主张。他们有两个绝对的等式，那就是资本主义＝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完全的计划经济。他们都没有预想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将会有什么样的成果。社会主义企业也完全可以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中通过供求关系来决定商品价格，通过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生产，通过市场来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有意思的是，米瑟斯之所以不能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界所接纳，由于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恐怕也不会很愉快地接受“左”倾的极端分子。
米瑟斯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过渡性人物，从他提出的自由主义纲领那天起就注定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衰落。但现实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却不会衰落，相反，它会同其它思想一起共同走向繁荣。因为现代自由主义早已成为一个庞杂的体系，在政治上强调公民权利，反对等级和特权；经济上强调市场原则，反对国家过度干预；国际贸易上提倡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在社会生活中采取多元的态度，承认多种价值观的必要性。正如米瑟斯用伤感的语调说，几乎所有今天自称为自由主义的人，都拒绝拥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已没有多少人信奉纯粹的私有制。也许，米瑟斯是真诚的，他真诚相信私有制的唯一可行性，他捍卫真正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他甚至斥责当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真诚只能化作为一曲挽歌。他将同他心爱的自由主义一起进入坟墓。从米瑟斯一生的际遇可以看到，做为一名学者应该对现实社会抱有最起码的怀疑和批判意识，一种思想只有成为善于不断吸收不同观点的开放体系时，才是生机勃勃、富有生命力的。同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一种开放体系，才能成为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社会。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版，13.40元)
蔡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