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赏心悦目之作,这是一本沉重的书。——它让几乎已经失去了记忆,从而习惯于轻飘、浮嚣的生活的我们,再一次进入精神的炼狱,直面那不能忘却的共和国的大悲剧,直逼那流血的痛苦的灵魂。而后者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确实有人将惨痛的历史化作伪劣商品推销给中国人与外国人,充当酒足饭饱之后的刺激物。一切对历史“血腥气”的消解,都应该受到诅咒,而且是鲁迅所说的“最黑最黑的诅咒”:他们正是“强迫忘却”的权势者的帮忙与帮凶。
但这是办不到的。铁铸的事实绝非无聊文人的唾沫所能淹没,人(知识者)的良知也总要说话。——本书即是一个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朱珩青(读了她用一颗同样受伤的心捧出的文字,我敢说这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仅是一个“代表”:这个世纪总要留下一些敢于正视惨澹人生的真的哀痛者与幸福者。
而且还要学会思索。或许这才是本书更让我放不下的原因。随着作者对传主通往地狱之路不加掩饰的抒写,我不只一次地陷入沉思:这是一个(一群)怎样的受难者?作者告诉我们:无论政治立场,还是主要思想倾向,路翎们与批判者们“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这是事实:路翎们至死也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毫无异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捍卫者与实践者自诩——如本书作者所说,路翎抱定宗旨要为“第四阶级”写作。因此,他们并不构成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派,这一点,与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政府因而惨遭杀害的左联五烈士是不同的。他们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解与批判者有所不同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文学受难者。他们的悲剧的残酷性也正在这里。
但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分析;她对传主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精细的开掘,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路翎特别“钟情”于流浪汉,不仅是一种题材选择上的偏好,更是因为他(也许还有他的朋友和精神导师胡风)自身所特具的流浪汉气质:他(他们)正是一个(一群)精神流浪汉。作者因此十分重视胡风在写给路翎的信中的一段话:“赶路是我们的运命,所以也就不管能不能享受‘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乐趣了”。这其实也正是胡风高度赞扬的鲁迅的“过客”精神(参看《<过客>小释》)。永远追逐着“那前面的声音”,他们就永远也不会停止对于真理的追求。如作者引述的路翎的朋友绿原的诗句所说的那样,“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在探索的路途中所达到的每一个结论(“终点”),仅是新的探索的开始,精神的探索永无休止之日。因此,路翎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他就立刻敏感到“旧中国”的依然存在,甚至产生“我现在也还被这旧中国压着”的感觉。这自然是那些把新中国神圣化的人们所绝难理解与容忍的。这正是路翎们与他们的批判者们的根本区别所在。应该客观地说,批判者们也曾认真地探索过,但当他们得到了某种信念后,就宣布找到了所谓“最后的归宿”,并将其绝对化,凝固化,以至宗教化,当他们因此而停止了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时,自身就已经发生了异化(奴隶化)。如果不自觉于此,还要以“真理的代言人、捍卫者”自居,对继续探讨真理的异己的知识者(如路翎们)大加讨伐,那么他们就在实际上完成了从“奴隶”向“奴才”(“奴隶总管”)的转化。这与因为争取探索真理的自由而成为“精神界战士”的路翎们相比,在人生价值上,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精神界战士”是鲁迅提出的概念。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的现代化”,却很少有人提及鲁迅在本世纪初所提出的重要思想:离开了“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任何“现代文明”都是不健全的(参看《破恶声论》)。路翎们的“精神流浪汉气质”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永不停息的追求,正是这“不安宁的灵魂”把路翎们和他们的先驱者鲁迅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精神界战士”的谱系。这也正是作为小说家的路翎的特殊价值之所在:并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能像他这样,达到小说家与精神界战士、思想者的统一。这二者的统一,构成了本书论述的中心,并有许多独到的发现。作者指出,路翎把他的全部的思想与艺术的触角都伸向“人”的复杂的精神现象的开掘,丰富的精神痛苦的展现,以及“人”的英雄主义的精神力量的高扬;总是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精神空间,让他的人物进行自由的精神决斗,而对流浪汉的偏爱,更是集中体现了作家“倾向精神自由的审美要求”,并由此产生了路翎的“偏重于动态、过程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式”,这些都“点”到了路翎的真正独特之处。而尤其精彩的是,本书对路翎小说语言的分析。作者抓住了作家本人关于“语言奴役的创伤”的论点,作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作家敏感到语言对人的精神自由的严重束缚,他的看起来不合语法的,有些芜杂的语言,正是他对语言奴役的一种“反抗”。这样,路翎就把他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贯穿到他的小说艺术的一切方面。——路翎的这一努力,使他的小说获得了真正的“现代性”,对今天的作者与读者都是有力的启示。
因此,当路翎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失去自由,发出“一直不停地、频率不变的长嚎”,——通过作者沉实的笔触,这一声声长嚎敲击着,震撼着读者,唤醒了我们似乎麻木了的良知:难道还有比“精神界战士”(“思想者”)被剥夺了思想的权利,更为惨烈的人间悲剧么?
那么,当那场“革命”终于结束,路翎重新拿起了笔,“精神界战士”的悲剧是否就此结束了呢?至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善良的人们是这样期待着的,在报刊上陆续读到署名“路翎”的短诗、短文,我们曾是怎样的兴奋啊:又回来了,我们的精神界老战士!
但我们仍然是过于天真了!……唉,我们为什么老是这样天真呢?
本书的作者以史家的严峻,把一个谁也难以接受的事实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路翎以残病之躯,写下了《野鸭洼》、《杏花春雨》、《吴俊美》、《陈勤英夫人》、《英雄时代的诞生》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及一批散文与诗歌;但除了少数诗与散文已经问世,大多数作品(特别是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都不能发表:不仅是因为艺术质量的急剧下降,而且整个写作都仍然纳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钦定的标准模式之中!这就是说,当路翎伏案写作时,他就回到了那个“时代”:怀着巨大的恐怖(那是千百次施虐的审讯造成的永远不能摆脱的恐惧),手不由己地按照那个“时代”的命令写作,除了“遵命”(那也是那个“时代”千百万次强迫灌输给包括路翎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作家的)以外,他已经不会写作!但他又似乎在反抗着这一切:于是,在按照既定模式写作的工整的文字旁,又出现了粗笔触的“混蛋”之类的骂语,到了最后时期他的写作已经陷入了狂乱之中。这样,晚年写作的路翎,实际上只剩下了生命的躯壳,或者说,写作着的,仅是那个被彻底“改造”了的“非我化”了的路翎,被“迫害”的半疯狂的路翎。那个“才华盖世”的,在思想、艺术天地里自由驰骋的,独一无二的小说家、精神界战士的路翎,哪里去了?他已经永远的消失,已经“死”了!当从本书中读到路翎的友人冀<SPS=0628>的一段话时,我感到了真正的恐怖:“一九五五年那场‘非人化的灾难’,将你变成了一生两世:第一个路翎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岁(一九二三——一九五五),却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是一位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第二个路翎,尽管活了三十九岁(一九五五——一九九四),但艺术生命已经消磨殆尽,几近于零”。这“精神的死亡”对于一个“精神界的战士”是格外残酷的,而“精神界战士”的被“强迫改造”,而且改造得如此“彻底”,如此“成功”,这样的“大悲剧”则更让人悚然而思。路翎只是以他那独特的命运,让人们触目惊心地感受到“精神死亡”的可怖;但是,难道在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自己身上,就没有全部或部分的“精神死亡”?说老实话,当我在翻阅近年一些被“炒”得分外热闹的争论文章时,经常看到(而且经常在争论双方的文章中同时看到)“文革思维”(心理,情感,以至语言)的复活,我从这种不自觉的,淹没在得意洋洋的喧闹中的“精神死亡”现象中,感到了更大的恐怖;我更为自己也难以挣脱这时代的“精神死亡”症而羞愧,痛苦,与恐怖。我在这篇小文的一开始说“这是一本沉重的书”,其实说的是我自己的阅读体验;而此文竟迟迟不能交卷,实在是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揭开死去的路翎(愿他的痛苦的灵魂在“天国”安息!)的,我的朋友的,以及我自己的精神的伤疤。但我想起了鲁迅的话:“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华盖集续编·“死地”》)。那么,正视“精神死尸”的“沉重”,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我们民族,都是“希望”的开始吧。——而本书正是有利于这一“正视”的,我相信。
文章写完了还有一点呼吁:如果我们真有勇气的话,应该把路翎的著作(包括晚年所写那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小说)全部出版,留给后人一个完整的遗产。自然,这又会遇到资金的问题。不知道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与胆识的出版社,能出版这样的《路翎全集》?我期待着。
一九九六年四月三十日
(《路翎——未完成的天才》,朱珩青著,即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