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年来俄罗斯披露的档案材料上看,选择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作为批评对象并不是日丹诺夫的主意。日丹诺夫对这两位作家一直是不错的,甚至是爱护的。列宁格勒围困时期他下令疏散年纪大的作家,其中包括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当时还想不通,要求留下与革命摇篮共存亡。直到作协分会告诉他这是上面的命令,他才同其他作家一起疏散到阿拉木图。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同样关心,没有他四○年阿赫玛托娃不可能出版诗集《六书选》。据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回忆:“日丹诺夫通过政府专线打电话到塔什干,指示关照阿赫玛托娃。”列宁格勒党组织把左琴科视为列宁格勒的王牌作家,三九年授于他劳动红旗勋章,四四年任命他为《星》杂志编委,这些事都不可能不征得日丹诺夫的同意。《星》上突然冒出《猴子奇遇记》,惹得斯大林大为恼火,日丹诺夫才不得不改变对他们的态度。他在八月十四日做报告时,不像往常那样自信、镇静,不时停顿,仿佛喘不过气来,台下一片死寂。“会场麻木、呆滞。报告人越讲越发僵,三小时后简直变成一块大石头。”日丹诺夫心里明白,批判左琴科必然牵扯到《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一定牵连到列宁格勒市委以至州委,而这些机构的最高领导人正是他自己。但斯大林的意志他是不敢违抗的。
斯大林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呢?二三十年代左琴科的幽默小说风行全国,斯大林对他似乎并无恶感。左琴科也一直信赖斯大林。一九四三年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开始在《星》上连载,受到广泛好评,不仅吉洪诺夫等作家们,连科学院院士、病理学家斯佩兰斯基也从生理学角度给予很高评价。然而《星》发表几章后,突然停止发表。这对左琴科无疑是沉重打击。他认为自己的小说是反法西斯的,是当前急需的书,为何停止发表?他上书斯大林,请斯大林决断。信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的,四四年二月四日有了“回音”,但不是斯大林的回信,而是《文学与艺术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评左琴科的新小说》,严厉谴责他脱离重大的社会题材,一心挖掘个人生活中猥亵的琐事。接着《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论一篇有害的小说》,纲上得更高了:“左琴科的一派胡言是为了迎合敌人的需要。”
左琴科直到晚年才醒悟过来,原来他四○年写的《列宁故事》得罪了斯大林。苏联著名作家纳吉宾在回忆录中转述了左琴科的一段话:“……斯大林恨我,找机会跟我算旧帐。《猴子》先前发表过,可没人注意。清算旧帐的时刻终于到了。不是《猴子》,即便是《树林里长了棵小枞树》,我也在劫难逃。战前我发表《列宁与哨兵》后,斧子便悬在我头上。战争使斯大林无法分心,他一得空便收拾我了。
“我犯了一个专业作家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在这篇故事里先写了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人’。但从他的举止上一眼便能看出捷尔任斯基来。但我并不想写具体人,便把山羊胡子改成小胡子。可那时谁留小胡子?小胡子已成为斯大林的特征……您回想一下,我写的留小胡子的人如何不知分寸,蛮横粗暴,列宁像训斥小孩那样训斥他。斯大林认为我写的是他,或别人提醒了他,因此恨上我。”
我在《左琴科三卷集》中找到《列宁与哨兵》。列宁进入斯莫尔尼宫时忘记出示通行证,被哨兵洛班诺夫拦阻在门外,“这时又来了个人,大概是斯莫尔尼宫的工作人员吧。他看见哨兵不放列宁进去,便急了,大声说:‘这是列宁,你放他进去!’洛班诺夫不慌不忙回答道:‘没有通行证谁也不放行。很遗憾,我没见过列宁。再说我也不认识您,您的通行证我还没检查呢!’那位工作人员发火了,大声喊道:‘你马上放列宁进去!’”可这位工作人员并没留小胡子,斯大林怎么会认为是影射他呢?我忽然想到我翻阅的集子是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左琴科或者编辑可能删掉小胡子。幸好我存有一本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四六年一月出版的《列宁故事》,是曹靖华先生一九四二年二月翻译的,翻开一看,里面确实有留小胡子的人,并未说明他是位普通工作人员:“可是,这时候有一位长着小胡子的人,走到斯莫奈门口里,看见卫兵不放列宁进去,愤慨起来。就嚷道:‘这是列宁呵!放行吧!’……那位长小胡子的人更愤慨起来,嚷道:‘请赶快放列宁进去吧!’”
斯大林晚年对自己做过的某些指示,如别人不再提起,自己往往会忘记。左琴科先在《星》上发表《日出之前》、后又上书斯大林,让斯大林又想起他。两年后《星》重新发表《猴子奇遇记》是别有用心的人诱使斯大林注意他,勾起斯大林对他的怨恨。主编萨扬诺夫不可能擅自决定刊登这篇小说,因为他知道《星》不刊登发表过的作品。很可能是日丹诺夫的政敌插了手。胜利后苏联领导层内权力之争极为激烈。日丹诺夫把他的老部下库兹涅佐夫推荐到中央领导公检法,并把马林科夫赶出书记处,自己成了第二号人物。马林科夫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联合贝利亚一起对付日丹诺夫。但要搬倒日丹诺夫谈何容易,因为斯大林对他相当信任,必须拿出他错误的确凿事实。在他直接领导的地区的刊物上发表讽刺苏联社会的作品在斯大林眼里便是确凿的事实。
八月十四日通过决议之前,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活动:八月九日上午八点斯大林在大理石厅会见文艺工作者。斯大林一开口便提到《猴子奇遇记》:“小说丝毫不能令人信服。《星》是好杂志,现在怎么给拙劣作品提供园地?”接着提到左琴科:“他没见过战争,没见到战争的残酷。这个题材他没写过一个字。左琴科所写的鲍里索夫市的故事,猴子的奇遇,能提高杂志的威望?不能……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不应把他放在领导岗位上,苏联人民不允许他毒害青年。社会不能适应左琴科,而他应适应社会,如不肯适应,就让他滚蛋。”
陪同斯大林接见的日丹诺夫听到这些话冒了一身冷汗。他立即采取攻势,批判左琴科的调门比斯大林还高几度,因此便显得格外粗暴了。日丹诺夫这一招果然奏效,赢得斯大林欢心,斯大林对他宠爱如初。日丹诺夫击退马林科夫等人的进攻,保持住自己的地位。然而政治斗争变幻莫测,四七年马林科夫在贝利亚支持下重返莫斯科,并担任书记处第二书记,日丹诺夫第一副手。日丹诺夫如何咽下这口气,如果不是四八年他突然逝世,斗争也许还将继续下去。但他死后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已非马林科夫、贝利亚一伙对手,听凭他们宰割。马林科夫在列宁格勒掀起一场大清洗,其规模不亚于基洛夫逝世后的清洗。清洗的结果是列宁格勒市和州的党政领导人通通被枪决,两千多名负责干部被赶出列宁格勒。这便是著名的列宁格勒事件。对两杂志的批判只是序幕,而左琴科等人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罢了。
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受到批判后,作协很快做出组织处理,四六年九月四日将他们开除出作家协会。这算对他们从轻发落,如果发生在三十年代后期,他们不是被枪决便是被关入劳改营。开除出作协也是严厉的惩罚,领不到每天八百克的面包证了。一九四六年实行票证供应制,无票证无法买面包。但他们又从市苏维埃领到票证,这仍不能不说是日丹诺夫对他们的照顾。但左琴科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所有出版机构都废除同他签定的合同,并追回预支的稿费。左琴科交完预支稿费已一文不名了。首先无畏地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是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所批评过的“谢拉皮翁兄弟”。“谢拉皮翁兄弟”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文学团体,人数不多,存在时间不长,但对苏联文学的贡献最大。成员吉洪诺夫和费定先后担任过苏联作协主席。卡维林、伊万诺夫、尼基京和虽不是成员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楚科夫斯基都是苏联第一流作家。他们多次借给左琴科钱,帮他度过一次次难关。特别是《船长与大尉》的作者卡维林,干脆从版税中直接拨给他一部分。老作家沙吉娘、《旅伴》作者潘诺娃和《勇敢》作者凯特琳斯卡娅也都用不同方式支持过左琴科。但左琴科自尊心很强,感谢朋友们的帮助,但坚决自食其力,克服困难,并顽强地继续写作,决心重返文坛。他曾当过鞋匠,现在重操旧业,跪在地板上为残疾人合作组剪毡鞋后掌。但钱挣得微乎其微,剪一百双还不够一顿饭钱。法捷耶夫推荐他为出版社译书,帮他解决了生计问题。左琴科翻译了芬兰作家季莫年的《从卡累利阿到喀尔巴阡山》和拉西拉的《复活》、《借火柴的人》等小说。但他并未放弃创作,写了一个剧本《您在这儿准快活》和三十篇描写游击队的短篇小说,其中的十篇四七年被西蒙诺夫刊登在《新世界》上。左琴科为获得重新握笔的权利,不惜违背艺术规律,为《鳄鱼画报》创作“歌颂的讽刺”作品。他为此消耗了大量精力,结果可想而知。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左琴科重新被吸收入作家协会,在此之前阿赫玛托娃已恢复作家协会会籍。
左琴科的苦难似乎已熬到头,又可以为人民写作了,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他再次遭殃。一九五四年五月英国大学生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学生们参观过名胜古迹后想会见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他们两人都拒绝会见。但当局为表现对犯错误的作家如何宽宏大量,一定要把两个“活古迹”展示给外国人看。于是六十六岁的阿赫玛托娃和五十九岁的左琴科被送上汽车,带到会见大厅。英国学生问他们两人对决议的看法。左琴科回答不完全同意日丹诺夫对他的批评,阿赫玛托娃则认为决议和报告完全正确。楚科夫斯基的女儿楚科夫斯卡娅记录了会见后阿赫玛托娃私下的谈话:“左琴科比我想象的还天真。他想在这种场合解释清某些问题,所以说:‘最初我没明白决议,后来对决议中的某些提法不同意!’在这种场合只能像我那样回答……我们不走运:如果我先回答,他会从我的回答中猜到应如何回答,并且丝毫不能走样,那便能避免灾难。可学生们偏偏先问他。”其实先问阿赫玛托娃左琴科也未必像她那样回答,因为他们受到的批评不同。另外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尚关在劳改营中,她的回答将影响儿子的命运,左琴科则没有这种顾虑。
苏联报刊从五月下旬又开始抨击左琴科。五月二十八日的《列宁格勒真理报》写道:“至今左琴科并未从决议中吸取任何教训。最近事实表明,左琴科隐瞒了对决议的真实态度,继续坚持自己的腐朽立场。”六月中旬列宁格勒作协分会在作家之家召开批判左琴科大会,左琴科在会上发了言,他的发言速记稿现已发表。左琴科在大会上说:“我不同意报告,并把自己的看法写给斯大林。我不同意报告对我二三十年代所有作品的批判。我写的不是刚刚诞生的苏联社会,而是过去生活的产物——小市民。
“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涯和个人命运在这种环境中已经结束。我已无路可走。讽刺作家在人格上应白玉无瑕,可我已被玷污,成了人人唾弃的狗杂种。我不需要你们的宽宏大量,也不需要你们的德鲁金(《星》新主编),更不需要你们的辱骂和喊叫。我太累了。我宁可接受任何命运,只要不是现在的命运。”说完左琴科走下讲台,跑出会场。会场里响起一片掌声,几个人追了出去,怕他心肌梗死,死在作家之家。
九月七日《消息报》刊登驻伦敦特派记者的一则报导:从苏联回国的英国大学生亲眼见到在苏联可以自由辩论,同人交谈不受限制,以自身经历戳穿美帝国主义所宣传的苏联没有言论自由的谎言。报道没提左琴科的名字,但显然发出停止批判左琴科的信号。此后报刊再没有批判左琴科的文章了。
此时左琴科已年逾花甲,经过两轮批判身心交瘁,万念俱灰,唯一的一块心病是能否领取退休金。他不是恢复作协会籍,而是重新加入,因此他的会龄只有三年。他全部的心思都用在如何领取退休金上。他四处奔波,向各有关方面写信。他的有影响的朋友楚科夫斯基、吉洪诺夫、卡维林等人联名向党中央写信,请求发给左琴科退休金,但仍无结果。五五年八月他再次向列宁格勒作协分会申请退休金:“中央决议后被开除作家协会,一九五三年重被吸收。这七年我从未中断写作,我的小说发表在《新世界》、《鳄鱼漫画》和《星火画报》等刊物上,还出版了五本翻译作品……我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五年,并获得下列奖章:一,劳动红旗勋章;二,伟大卫国战争忘我劳动纪念章。请分会为我申请退休金。”左琴科的退休金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同一九四六年的决议继续生效有关。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曾为许多错案平反昭雪,但却未能废除四六年的决议,因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未能平反。决议直到一九八八年在大多数作家压力下才被废除。
一九五八年六月左琴科终于领到退休金,遗憾的只领了一次,因为两周后他便去世了。
左琴科安葬在列宁格勒郊区谢斯特罗列茨克镇。没有墓碑,没有坟丘,连一块写着他姓名的木牌也没有,只有人们不时敬献的花圈。纳吉宾第二年扫墓时向各界呼吁,如再不修墓,过两三年恐怕已无法辨认左琴科的墓地了。但我拜谒时已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墓碑。墓是哪年修的我就不知道了。
寻墓者说
蓝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