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是困难的,其间不乏剧烈的碰撞与冲突。而当“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相撞时,“弱者”总要更多地为“强者”所化,不仅充满锥心之痛,而且处境更为尴尬。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难免会产生一些“畸变者”,辜鸿铭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辜氏言行极端,乖张怪谬,荒诞不经,在当初引来一阵激烈的抨击或热烈的赞扬后,便更多地被当作一种供人消遣的漫画式的滑稽像。然而,若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认真对待,则于今天仍大有意义。
辜鸿铭,字汤生,一八五七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其母为西洋人。他从小学英语,受西式教育,被一对英国夫妇收为义子。大约十三岁时,他被送往欧洲留学。不久他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攻西方文学,一八七七年,顺利通过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哲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科目考试后以优异成绩获文学硕士学位。而后又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游学,于一八八○年回到槟榔屿,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职。大约是一八八二年,他在新加坡遇到了因事来此的洋务思想家马建忠,二人一见如故,畅谈甚欢。马建忠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与魅力。据他自己所说,晤谈后的第三日他就向当地殖民政府提出辞呈,未等答复便回到槟榔屿家中,向家人宣布要蓄辫和穿中国服装,决意“中国化”。同时,开始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并曾到香港、上海和福建原籍小住,补习汉语。此后,他一直刻苦钻研儒学经典,终于烂熟于心。
一八八五年初,精通英语、谙熟德语法语还略通其他几种欧洲语言、但就是汉字认识不多、汉语还说不流畅的辜鸿铭正式回国,入时督两广的张之洞幕,成为“洋文案”,开始了他的奇特生涯。在张府,他深受“儒臣”张之洞的影响,并成为一个比张之洞还要彻底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尽管他对张推崇备至,但却对张之洞“调和中西”的一些具体做法颇有微词。不必说,对维新派更是恨之入骨:“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声名文物一旦扫地净尽”(《践迹》),如果变法成功,“那么世界将看到整个中华民族像一个疯子一样行动,打碎他们房中的所有家具,推倒房子,代之以纸糊的家具和假房子的可怕悲剧。”(《中国的牛津运动》)庚子年间,他作为幕僚、译员参与了一些议和谈判活动,但影响较大的,却是他用英语发表的《尊王: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真实感情的陈述》等数篇谴责列强侵略、为清政府、尤其为慈禧太后辩护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尊王篇》。在这些文章中,他指责列强“袒护康党”,而认为实际上慈禧太后才是德高望重、才识过人,“三十余年,盛德崇功不可殚述”,“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她有“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为我所用的方式上是多么有判别力和老练!而这一点又多么特别!”
在随后的政治和社会剧变中,他一直坚持最为顽固的立场,甚至对清政府的立宪改革都强烈反对。入民国后,他一直以前清遗老自居,对一直未剪的头上小辫深引为自豪,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和批评之烈自不待言。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他自然备受冷落,言行渐成为一种乖张古怪的笑料。不过,由于他那些激烈反对西方文明、为东方文明辩护的主要著述都是用英文写的,并被译成其他种西文,所以在一战后人们对西方文明普遍产生怀疑的背景下在西方受到重视和欢迎,他在西方反而声誉日隆。与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有通信往来,著名英国作家毛姆访华时专门前往拜访。一九二四年后,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几度赴日演讲访问。值得深思的是,在日本的演讲中,他对当时迅速崛起、引起中国人民和日本开明知识分子警惕、批评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对中国的侵略毫不介意,甚至声称甲午战争的罪责在李鸿章而不在日本(《文化教养的含义》)。同时宣扬中日间的纷争只是“一对同胞兄弟在为争夺父母的遗产而争吵”,不比他人(《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他认为日本面临的主要危险“不像一部分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军国主义”,而在于“可怕的、危险性的、破坏性的民主运动的发生”(《什么是民主》)。之所以如此,在于他对日本的反对“西化”推崇备至。所以他在“五四”时就坚决反对学生“排日”,此时又再三再四地称赞说:“日本能否防止自身的西化,……不仅关系到日本,也关系到远东的未来”,如果日本不西化则“也能够防止中国的西化,并最终依靠日本的努力将明治以前日本保存着的纯正的中国古代文明带回给今日中国,这是历史赋予日本的使命”。“日本必须把复兴真正的中国文明作为日本的天职”,“给全体东洋人民带来真正的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日本的神圣使命”。(《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这种“大东亚文化建设”的理论,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求之不得的,所以将其大肆宣扬。所以四十年代初日本大规模侵华时他的《春秋大义》一书被译成日文,不到一年就重印五次,他在日本的演讲也被重新结集广为发行。可见,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本土文化”的狂热护卫者结果却很可能是头脑发昏,丧失理智,最终有害于本民族和本土文化。
一九二八年春,从日本归来不到一年的辜鸿铭在北京病逝。废帝溥仪赐以旌额并赏银治丧,以表其忠。
通观辜鸿铭主要著述,其主旨就是全盘批判、无情否定西方文明,全盘肯定、热烈称赞中国传统文明,进行一种非常极端的文明比较。
他认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而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的进步(《东西异同论》)。文明的核心是教养水平和道德标准,“文明的真正涵义,也就是文明的基础,是一种精神的圣典。我所说的‘道德标准’指的就是这个。”(《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据他的观点,“近代欧洲的进步,重点放在产业和机械工业的发达上,而古代中国则侧重于人的灵魂和理性的进步”(《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所以西方文明是一种物质实利主义的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道德和精神文明。因此他便不顾一切地挞西扬中。
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是从对西方“中国学”的批判开始的。他认为中国人的特质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这些是英、美、德、法等民族所没有的,他们只有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才能获得这些优点(《中国人的精神》)。但使他失望乃至愤怒的是,他发现西方“中国学”并无此目的,反而敏感到其中的民族优越感,所以他要对西方“中国学”进行批判,目的是要证明“迄今为止,所有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学问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缺乏人道的或实践的意义”(同上)。中国传统声名文物、典章制度的完美是西方的汉学家们所无法理解的。
他认为,中国的“人治”远优于西方的“法制”,因为“人治”依赖的是人的道德的自觉和高尚,而“法制”依赖的只是一纸僵死的条文。这样,他必然要为中国的皇权专制辩护。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是拥戴有德君主的统治,所以中国从汉至清,“中华民族一直是个民主的民族”,并且“是今日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民主的民族”(《孔子研究》)。而西方的民主政治主张“大多数人”参政是将“笨蛋与非笨蛋”的“头脑弄平”的“群氓崇拜”,是种种社会灾难的根源(《中国人的精神》)。所以当一九O三年革命者沈荩被清政府廷杖至死时,这种酷刑引起革命党人和一些外国人的强烈谴责,辜氏却为清政府辩护说:“根据中国人的观点,认为用棍子打死的严峻和残酷程度比砍头处死要轻,因为前一种惩处不会造成中国人感觉特别可怕的身首异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
辜氏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辩护可谓“无微不至”。他对“金莲”的迷恋广为人知,在他看来中国妇女的幽闲温柔、恬静腼腆的优点与裹脚有密切关系,认为西方“大脚”妇女是健壮、粗野、无礼的。对那些“住在中国的爱管闲事的外国女士企图把温柔的中国小脚妇女变成像她们一样健壮具有男子气的女人”大表愤怒。有一妻一妾的辜鸿铭,自然也是这一“文明”的辩护者:“在中国,正是妇女的那种无我,使她的丈夫能够、或允许丈夫纳妾,同时她却没有受伤害的感觉。……在中国,与其说丈夫因纳妾就不能真正地爱他的妻子,毋宁说正因为他们极爱妻子,才有纳妾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担心滥用这种特权和自由。”(《中国人的精神》)“壶一而杯众宜也,夫一而妻众亦宜也。”(《同光风云录》)而随地吐痰的陋习,则是因为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
对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无疑是必要的,对中国文化一些价值的肯定也是有益的,但由此而趋于极端,则不能不导致这种“畸变”。
从小就受西方文化教育而几乎未受中学教育的辜鸿铭,为何能产生这种畸变,原因当然是复杂的。
他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当时的浪漫主义大师卡莱尔是他的导师。乃师的影响自不待言,卡莱尔的好友、浪漫主义思想家阿诺德、爱默生等也对辜氏深有影响。浪漫主义思潮对现代化那种“机械性”、“功利主义”的反感和批判,对精神、心灵和情感的注重等等,深深地影响了辜氏的精神发育和成长。对于一个现代化已经定形的社会,浪漫主义思潮当然有其巨大的合理性。但对一个现代化正艰难起步的民族和社会来说,以舶来的此种理论作为反对现代化的根据,则未免滑稽。“西学”有多种流派,彼此甚至大相径庭、互相反对。因此“引进”什么的确要有对本社会的准确理解、把握和责任感。这应该是一桩非常慎重的事业。同是留学英国,严复引进的却是弥尔、达尔文。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何者更为重要,就不必多说了。
当然,除了学理的因素之外,个人的性情和遭际也有重大影响。在留英期间,辜氏曾遭歧视,深受刺激。而他生性敏感,易走极端,也就容易畸变。同是受到强烈的刺激,如鲁迅在仙台学医时看到同胞被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决心弃医从文,批判自己民族的劣根性,改造“国民性”。闻一多在美留学时也曾备受歧视,痛苦地写道:“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闻一多书信选集》)而闻氏的反应也是要拥抱现代文明,反对极端排外的“义和团精神”。相同的刺激,反应却如此的不同。无疑,鲁迅、闻一多式的反应表现了一种更为健康、广博、深沉的态度,也真正更有益于民族的强盛。而辜鸿铭式极端褊狭的反应,只是种精神的自慰。
一战以后,极端反西方的辜氏却享誉西方,对此,李大钊在近八十年前的一段话仍值得深思:“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SPS=0413>格不相入,低排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无价值之梦话,一入彼欧人之耳,彼皆以诚恳之意迎之。或则以促其自反,或则以坚其自信,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虚心袒怀资为他人之助。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理计者。故吾人对于欧人之注意辜说,当引以自愧,切不可视为‘惊动欧人之名论’以自荣。”(《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不过,江山代有“畸变”出。在文化碰撞中,“辜鸿铭现象”并非完全偶然,时下不又有才俊之士从批判西方汉学起,并把民主、科学、自由、法制、市场经济、知识产权、与国际接轨等等全都斥之为西方“话语霸权”么?只是这“后畸变”已远远没有当年辜氏那种纵情率性,也不愿像辜氏那样主要以英文著述,而是十分理智地以母语附势、博取当下的实利。
一九九六年春末于东厂胡同一号
(《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5.80元)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