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国人莫舍·卢因在七十年代中期写的书,其中译本八十年代曾流行于中国经济理论界和改革研究者之中。九十年代的今天,当我重读此书时,发觉十年前我们并未能读到这本书的全部,按照流行时期的“流行读法”,我们可能读丢了些什么,我们忽略了书名的提示,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经济论战”上面,而没有去细细品味“政治潜流”的含义。
除了导言之外,本书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历史的记载,主要讲的是二十年代布哈林的经济思想、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第二部分,经济与国家,讨论六十年代关于经济改革的论战和改革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方向;第三部分,社会与党,分析变革中的苏联社会、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经济改革对社会结构、党和官僚集权政体的影响。十年前初读此书,至少我是把着眼点主要放在前面两部分上的,我所看到的其它学者的评论也把眼光放在了书中对不断改革经济体制的争论上。我们比照中国当时关于计划机制同市场机制结合方式的争论而关心苏联有关经济改革的论战,关心苏联(和东欧)在不改变国有制前提下对传统中央计划经济如何“探索补救的办法”(第七章),关心“下一步怎么办”(第九章)。但是,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更由于其时各国的改革都还停留在对传统计划经济进行改良和补救的范围内,所谓政治改革要同经济改革相配合、政治体制会妨碍经济改革的深化等等都还只是理论探讨,纸上谈兵,因而我们没有切身感到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迫切性,我们也就把第三部分忽略掉了。不知道这是不是能算作对本书的“误读”。
今天,东欧和原苏联各国“全盘西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初步形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何使社会政治体制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问题已经有了公认的结论,更不等于各国已经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对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中国来说,这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尖锐、更迫切地提到日程。旧书新读,我特别注意到第三部分关于改革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某些看法。
一曰“平民社会”的到来。苏联十月革命后形成的社会体系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官僚等级社会体系,一切社会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行政权力以及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言论的表达等等)都集中在国家政权机构手中,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代达到高峰。随着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的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到六、七十年代,苏联社会已呈现出一种不同的状态,这种状态被本书作者称作“平民社会”(civi1society,按照时下的说法应该叫“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到来(第十章)。这种平民社会的具体特征作者没有描述,不过,按照一般理解,平民社会就是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社会成员具有自觉的公民权力意识、要求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社会。平民社会形成的原因,在作者看来,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化过程。作者写道:“自从六十年代初,整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就占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仍在方兴未艾中。农业人口依然是个重要的部分,但其比例已从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一,下降到今天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迅速成长起来的非体力劳动的白领阶层”,使“俄国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便从一个基本上是庄稼汉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工农业结构的国家”。(231—232页)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社会基础的形成,既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结果,更是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有意识地构造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原因。
二是社会利益和社会集团差别的公开化、合法化。经济发展和改革、平民社会的来临使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差别更加公开、明确,所谓全民利益日益让位给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作者认为,“由于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它的这些新的阶级和对国家起着重大战略作用的大量社会集团,于是也就产生了要求各种优惠待遇、特权地位和势力,以及参与领导的种种压力”。各个利益集团“尽量设法坚持和捍卫自己的观点和利益,继续不断地向党提出各种无异于权力法案的要求,包括承认其利益并有权保护这些利益,有自主活动的自由”。“新的社会现实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的社会差别”。(232—233页)这种社会利益的差别,在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之后,肯定会变得更大、更强烈。对这种我们如今已经耳熟能详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差别,视而不见和怒发冲冠都没有用,以为可以轻易抹平这种差别也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出路在于承认其合法化,建立一种与此相适应的多元社会格局,让不同社会集团都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分享权力,表达政见。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苏联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早期的多元主义”,以适应上述变化。不过,后来苏联和东欧的崩溃表明这种早期多元主义不足以挽救那种业已腐朽的制度。
三是妨碍改革进程的主要障碍是旧的政治结构。作者根据六、七十年代苏联东欧的情况认为,党的权力过度集中使之不可避免地腐败,但是,权力并非集中在普通党员手中,而是集中在各级(特别是高级)官僚机构手中。这样,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矛盾会反映到党的系统内部,形成普通党员和下级工作人员同官僚阶层的矛盾。作者写到,“由于否认社会各阶级和各集团有发表政见和公开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力,党实际上助长了现存阶级分歧和矛盾的激化。这些矛盾在经济衰退和社会机动性减弱的情况下,便具有更大的爆炸性危险;它们渗透到党内,使本来已在削弱着党的领导能力的各种因素更加复杂化。党既然追求更全面的控制,那么任何有损其控制的事物对现行的权力结构都会是一种威胁。因此必要的改革和政治上的创新便被看作主要的危险”。“经济上已经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正在阻碍着经济改革和妨碍着改革派的各种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由于总的政治环境造成的;而国家和党的无所作为与落后状态都应该归咎于这种环境”。(304—305页)作者七十年代中期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关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关系的较早的看法和议论了。
四是专家治国的改革无济于事,不能代替根本的社会政治改革。作者认为,既然传统的官僚体制对于真正的社会政治变革态度保守,而日益增加的经济压力和国际压力又使利用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必然选择,那么官僚体制总是希望进行单纯经济的、“专家和官僚治国型的改革,而不愿采取社会政治型的改革”。“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改革的某些可行方案来说,不过是个用语问题,但对于政治改革来说,却是个纲领性问题了”。(313、306页)但是,连贯的理论逻辑表明,要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由于利益集团、权力分配、社会矛盾等等,最终必然导致政治改革和多元化。东欧的经验更证明,仅靠引进技术、专家治国、提高效率、简政放权甚至利用市场都无法从根本上挽救旧式的经济和社会,否则,昔日东欧就不会变为今日东欧,苏联也还会是苏联。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二十年前的话仍有意义:“……容许各个社会集团和各种集体利益有表达意见和参与更自由的实力较量的权力,这样才能使政治制度更加合理,使社会生活更好地协调起来并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就必须解放全体公民,并为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创造条件;最后,还必须克制党对权力的欲望,使党变成一个无论在多党制或一党制中都有内部政治较量的自由的政治组织”。(315页)
今天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现实早已超越了莫舍·卢因当年的论断,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应验了作者的观点。俄罗斯和东欧以极大的代价(甚至是“国破家亡”的代价)完成了社会结构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对它们幸或不幸,对于我们总有一种启发和借鉴的价值。撇开意识形态方面,从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及为市场经济提供相宜的社会政治环境角度来说,从社会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代价角度来说,我们与东欧面临的问题有许多共同性。在这方面,东欧的代价大得多,但从解决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深层矛盾角度来说,东欧已经超越了我们。
市场经济改革是彻底的与逻辑一贯的改革。虽然当代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完全不排除国有企业、政府干预、社会福利之类等等,并以这些制度的存在为条件。但是,混合经济毕竟不等于新生的市场体制同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的“大杂烩”,无论怎样强调对这些老式国有企业的简政放权、独立核算也是一样。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对现存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但是,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又是一个相当棘手的任务,弄得不好,城市工人的大范围失业和贫困很容易造成社会的矛盾和动荡,甚至危及政局稳定。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又不完全是经济问题,如果仅仅在经济领域内兜圈子,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死结”。东欧曾一再在此类问题上碰壁,波兰甚至连一次像样的调价都难完成。而在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变革中,这样的矛盾完全被超越了。通过国有财产平均分配、证券私有化、货币私有化等手段,目前东欧各国大都已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造任务,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也正在被逐渐消化和吸收。就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而言,在某些方面东欧还不及我们,但其进一步发展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除了技术性的选择),而我们则还在围着国有企业的难题绕圈子,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东欧的另一个进展就是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架构。我们当然不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讨论东欧的多党政体、选举制度,更不是说可以照搬到中国。我们是在有利于经济改革的政治环境的意义上看待这种架构。这种新的架构的出现一方面使设计经济改革的思路大为开阔,可供选择的手段大大丰富;更重要的是,新的政治架构为消化和吸纳经济改革政策的消极后果提供了较多的回旋余地,创造了宽松的环境。譬如由于社会矛盾带来的罢工、示威、游行等等,在东欧的旧体制下,这些现象的出现或者导致政府更迭、改弦易辙,或者导致高压政策、严格管制。而在新的架构下,它不过是某些社会集团表明其政见的一种方式而已,只要多数选民支持政府的政策,政策就可以延续。东欧的激进改革能够在几年前社会的一片混乱中坚持下来,部分地就得益于这种机制,东欧某些国家的共产党能够重新上台执政并对政策作出某些调整,部分地也得益于这种机制。
多元利益集团和多元化社会的逐渐形成与此具有类似的性质。在经济市场化和权力与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包括在市场经济形成后,社会各集团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利益会日益有所不同,新旧官吏同普通百姓、贫富分化造成的富人和穷人、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他们的利益差别是显见的,也是正常的。承认这种差别就应该容许各个集团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东欧变革初期政党纷起、派别林立的局面具有矫枉过正的性质,但鱼龙混杂后剩下的一些团体往往代表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市场经济社会,从根本上说,由于社会成员在占用和支配社会财产上的差别,必定是一个多元社会。在这一点,东欧走在我们前面。
最后一点,一个动态的开放社会的逐渐形成。一个持久稳定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社会。东欧(和俄罗斯)在过去几年间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稳定,其政府更迭、党派争端、民怨爆发、利益冲突使社会似乎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但是,撇开过渡性因素,现在我们会发现,实际上社会不是变得动荡了,而是变得稳定了:经济生活已相对独立于政治运作,政权更迭不再意味着社会混乱;党派争端更多了,但它已成为职业政客的一种职业活动,不再对社会具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民怨累积通过选民投票、游行请愿、言论发泄直至移民出走而得以释放和平衡;利益冲突则依靠党派制约、新闻监督、司法独立而得到调整和牵制,不至失控。在社会转型如此剧烈、原有体制那般集权、市场化和私有化提供了如此“良机”的情况下,东欧的政府和官员远比经济更为发达和更为稳定的东亚模式下廉洁得多,这一点颇为发人深省。
中国与东欧和俄罗斯都不相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水平、自然条件都与东欧乃至俄罗斯存在差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在目标模式上也与东欧的“全盘西化”不同。因此,如果认为可以照搬东欧的做法就大错特错了。但是,苏东的实践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的现实。
中国有八亿农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这是中国制定任何政策都不能忽略的一个现实,是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这种现实也是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的巨大进步,城市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快。其结果是,农民,特别是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在人口中的比重直线下降,而城市人口(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二十,一九九五年,中国的城市已有六百四十个,城市总人口五点一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而更广泛一些的非农业人口概念已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城市化的速度还在加快。中国的贫困人口则从百分之三十以上减少到百分之六左右。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广义知识分子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这种情况也许目前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的总体面貌,但这种加速发展的趋势无论如何将日益成为影响社会价值选择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变数。如果不考虑这些发展中的因素,不考虑一个可能的“市民社会”将要来临,仅看到农民、文盲、贫困的一面,政策的制定就可能失之偏颇。说到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和改革,这种发展的结果却又要求更深的改革和全面的市场经济。诚如斯言,市场经济制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复制和发展着市场制度自身。
如果说“市民社会”的到来尚需假以时日,那么社会利益差别与利益集团的日益公开和强化则是中国改革带来的社会现实和影响未来社会选择的因素之一。在目前的中国,这些社会集团(社会阶层)至少包括,普通劳动者工农阶层、在市场经济中日益富裕起来的新兴企业家和其它富裕阶层、随着文化教育发展日益壮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劳动者阶层以及主要由中层以上官员构成的集团。除此之外,还有不同地区利益所形成的利益差别。这些集团在社会价值取向上不同,在改革中受益不同,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也有所差别,总之,存在着不同利益。在中国现时的社会格局中,各个利益集团无法通过公开透明而畅通的渠道表达利益,于是出现了在市场化中瓜分国有财产、以权谋私、腐败泛滥、消极怠工、职业道德水平下降和以民谣等形式表达不满等等社会现象。这种利益差别和矛盾既不能消除,唯有通过政治社会的改革,建立相应的体制适应这种新的社会格局。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市场化,这为我们带来了一些优势。但是,以往十几年依靠这种策略而得益可能意味着现在将要付出代价:没有能够承受国企破产、工人失业的社会承受力,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无法真正开始,从八十年代末就开始在此徘徊,直到今天仍未找到出路;没有一种新的政府结构,产权多元化和市场化就意味着全民的财产被官僚个人化、私有化,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没有来自其自身之外的独立集团的监督和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必然导致以权谋私和腐败的泛滥,这种折扣在旧的结构中是无法解决的(报载,某省一位达官之妻兼某国营大公司董事长,贪污敛财被枪毙,其继任者仅上任十二个月又疯狂敛财,啷当入狱);没有一种制度化的、较平和的矛盾释放机制,矛盾的累积最终会导致矛盾以异常的形式爆发和社会动荡,结果就是改革的倒退;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追求,“泛市场化”将把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引向极端,把人性中的阴暗面推向极致,并把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则社会化。近两年改革步伐相对放慢,矛盾相对尖锐,说明我们已开始付出这种代价。
一部西方学者的旧著,难免片面和偏激。东欧自身也矛盾重重,自顾不暇。但是,这部著作的一些思想恰好能被东欧和俄罗斯的经历所证明,这些思想和经历又能对今天的中国提供一些启示,这也就够了。旧书新读,还能要求什么呢?
(《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英〕莫舍·卢因著,倪孝铨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九八三年版,1.10元)
旧书新读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