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类题材中，一九四七年意大利出生的法兰科·比昂迪(FrancoBiondi)的叙事诗《不仅仅是外籍工人德语》是一篇代表性作品。这首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的诗歌以第一人称“外籍工人”的身分叙述外籍工人在德国并不令人满意的处境；这里有“外籍工人德语”带来的麻烦：
“我不好德语／我知道—／我说／只是外籍工人德语／总是麻烦／到处／德国人不懂／我说什么／我想要什么”(mainenixgutdoits－ch.／ischwaiss－／ischsprechjanurgastarbaiterdoitsch／undimmerproblema／iberall／doitschloitenixverstee／wasischsagen／wasischwollen.——为能看出“外籍工人德语”语音上的差异，特引原文于此)
有外籍工人和德国工人之间的隔阂：
但是你总是和德国人在一起／我总是和外国人在一起；更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我们“越来越看到／对我们外籍工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工作移民／有许多歧视／我们越来越注意到／许多权利我们没有／但却要尽许多义务。
外籍工人德语(Gasterarbeiterdeutsch)，是指外籍工人所说的发音带有浓重口音，句子简单，许多地方不合语法的不标准德语，正如诗歌题目所要揭示的，外籍工人在德国的社会地位并不仅仅是由他们的不标准德语所决定的。与外籍工人德语之与标准德语一样，外籍工人中虽然有的人后来成了工作移民，但在不少德国人眼里，他们始终是“客人”；这在当年随着外籍工人的到来而产生的“外籍工人”(Gastar－beiter)一词本身就已经传达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带有西德战后重建时期时代特征的复合词中，前面一词“Gast”即意为“客人”，故该复合词有“客籍工人”的含义(这一意思在中译中没能体现出来)。
西班牙籍工人的第二代，诗人约瑟·奥利弗(JoseF.A.Oliver)曾提到“Gast”这个词是某些使他感情受到伤害的德语词语之一。在一次接受采访被问到，如果有人说“今天晚上你是我的客人”，他对“客人”一词是否会有另外一种感受时，他说：“我一直不太清楚，我作为客人在这个国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在这个国家总是被称为客人，客籍工人，现在对我是一个大的概念，因为他也说明了我的出身……它在我身上引起一种反抗。如果我今天晚上作客的话，我应是怎样一个客人。于是，于是就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图像，或者说，我表现得与客人完全不一样。”也许正是有感于这种特殊的身分，使他写出了诗集《客居者》(一九九三)，集名“客居者”(Gastling)一词是奥利弗自己创造的——在德语里，有些名词加上后缀“ling”便带有一点讥讽的含义；“客人”加上此后缀，其义应是不言自明了。
“外籍工人德语”所表现的“异乡”(fremd／Fremde)感，可以说是许多在德外籍工人的共同感受；其表现之突出，强烈，并持久不断，也许只有从在德外籍作家作品中才能见到。这多少与外籍工人在联邦德国的独特处境有关。五十年代中期起，联邦德国政府先后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土耳其、摩洛哥、葡萄牙、突尼斯和南斯拉夫签订劳工协定，招募大批外籍工人到德国工作。这些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其中有不少人在当地是失业者)满怀希望在德国能改善生活过上好日子。但对这些大部分来自南方国家的人，如果说德国的“寒冷的街道”和“暗淡的房子”还能忍受的话，“人情的冷漠”和因语言不通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则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折磨(这与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英法的外籍工人主要来自英法殖民地，还能用共同的语言——英语或法语相互交流，而外籍工人刚到德国时由于语言的隔阂，即使在不同国家的外籍工人之间也很少有联系)。更令人失望的是，许多人在工作了几年后面临的是一旦回去就意味着失业的威胁，何况那些派出国政府为减少负担并不希望他们回去，这相当一大部分在德外籍工人不得不继续留在德国，继续他们的异乡生活。一九七0年，正在罗马学习意大利学和社会学的吉诺·契里诺(Gino Chillino)为撰写关于意大利籍工人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一家金属工厂状况的研究文章，专门到杜市考察。他在调查中对工人们故乡的失落感，流水线和工人宿舍之间的单调生活以及在工作和生活中受到的种种歧视深有感触。他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诗集《我在异乡的日常生活》(MeinfremderAl－ltag)中的诗行：“好像我们还从未来过／这个国家／我们在这里二十五年来毫不显眼地沉默着”，便是对这种生活发出的感叹。
这是一种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生活。对于曾经希望在异乡建立新的家园而终难以如愿的在德外籍工人来说，“在机器／和食堂的／单调之间／他们寻找／他们家园的／安定／温暖”(约瑟·奥利弗：《怀乡》)，便成了他们精神上的依托。然而，根的失落不仅表现在他们在异国无法建立新的家园，而且也表现在他们客居多年重返故土时又感受到的一种新的异乡感——故土的异乡感：他们开着用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钱买的二手货“奔驰”回乡探亲，家乡人则用轻蔑的口气称他们为“德国人”(意大利：维托·达达默Vitod’Adamo：《德国人来了》)；过去的亲朋好友的殷勤态度，使回乡人觉得在家也像在做客(土耳其：阿莱夫·泰基奈Alev Tekinay：《漫长的假期》)。在比昂迪的小说《帕萨凡蒂的归来》中，国外生活了十五年的帕萨凡蒂回到意大利以后，等待他的是失业，无法适应的乡村生活习惯，以前的朋友也变得十分陌生。他终于认识到，“我在这儿也是外人。我走，今天就走。”在德国十五年没有家，离去多年的家乡又不愿重新接受他们的归来，这种在许多移民身上发生的身分的危机(Identit<SPS=2344>tskrise)，便是家园的失落导致的结局。这种家园的失落还影响到在德外国人第二代第三代。土耳其诗人阿拉丝·厄伦(Oren Aras)在诗《底层》中描述的“哪儿是我的异乡，哪儿是我的家乡？／父亲的异乡成了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父亲的异乡”，表现了这些青年人没有家园和难以确认身分的迷惘情绪。
九十年代以来在德国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德国与多元文化社会。随着在德外国人的日益增多，外来文化在德国社会生活亦渐趋活跃，但能不能因此而说明德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社会研究者F波普(F.Popp)在《多元文化社会要求法律平等》(MulticulturelleGeselischafterfordertRechtsgleichheit一文中指出：像德国这样一个迄今仍只有“外国人法”，没有“移民法”，在那儿生活了几十年的移民仍被称为“外国人”，仍没有如地方选举权那样的基本权利的国家，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社会。此话并非没有道理。文化权利，说到底，是一种社会政治权利。多元文化的出现与一个社会中作为少数民族的移民是否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是分不开的。没有这种权利，外来文化在这个社会中则很难得到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在德外籍作家在表现上述感受的同时，也表达了为在德移民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愿望。德国著名作家，批评家埃里希·弗里德(ErichFried)在评论契里诺的作品时非常中肯地说：
迫害或者说歧视，对他们的剥削，滥用，他们所碰到的，以及所有还将碰到的，契里诺在作品中表现得如此鲜明而尖锐，读者能够相信，他——读者——现在可以知道这些人的生活，——至少可以想象了。
写于海德堡
顾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