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学的最基本的概念是经济人，经济人理智从事，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我们假定经济人依照自利原则的指引，从一系列可行的备选方案中，选取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好处的行动方案。当面临不确定性(比如风险)时，经济人自会选择收益(好处)期望值与风险(不好处)相当的行动方案。在金融投机活动中人们常说的“高风险、高收益”正是对经济人行为的生动描写。沿着这一思路，很自然存在风险与收益的另外一种组合：“高风险、低收益”。以“高风险、低收益”为行为特征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屡次遭到惨败。更进一步，将这一思路揆之于金融投机以及一般的社会活动，我们大致可以给出一组定义：高风险、高收益——经济人(亦可称作冒险的赌徒)；低风险、低收益——经济人(保守分子)；高风险、低收益——傻瓜；低风险、高收益——天才。我们可以设想，天才正是凭着敏锐的直觉和想象力规避了风险，成功地谋求到超常收益。由于天才(或傻瓜)在人群中太少了，其智力及行为方式也太难于把握，经济学很明智地将分析的重点局限于前两种人身上，幸好绝大多数人正是如此这般安排手里的种种资源的，这使得经济学理论得以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之上，从社会成员的自利行为及自利行为的互动(利益均衡)入手，竟可以引人入胜地解释那么多社会现象。为贝克尔赢得一九九二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正是他立足于经济人这一概念对婚姻和犯罪行为所作的分析。经济学理论家们发明的经济人这一概念很好地刻画了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特征，并因此成为对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天才和傻瓜)的经济行为的平均意义上的描述。
　　以贝克尔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因鼓吹经济学可用来分析和解释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而博得经济学帝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恶名”。孔德、斯宾塞的社会科学统一大梦被历代的学者们嘲笑了那么久(连主流学派新古典经济学的祖师爷马歇尔也忘不了在其《经济学原理》附录中声明：孔德的统一大梦可望而不可即)，有望在经济学(而非孔德当年梦想的“社会学”)家手里作成吗？变态心理学感兴趣的恰是令经济人大惑不解的傻瓜行为以及乖戾的天才行为。更叫厌恶“经济学殖民主义”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开心的是，他们发现最近一、二十年经济学家内部开始了意味深长的又一轮“内讧”：由亚历桑那大学的V.Smith、麻省理工学院的Sternman等人领导的实验心理学派通过一些老鼠、兔子及经理们的模拟实验，发现作为微观经济学基础的最优化原理时常出些故障；已就社会、经济现象中的自组织现象作了二十多年研究的英国克朗菲尔德(Cranfield)大学教授PeterAllen最近几年发展了一些很漂亮的非线性数学模型，发现不含有采取非理性行为的傻瓜分子的物种，从经济组织演进的角度讲，会在物种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对策论专家发现，依规则行事的理性人有时反而比捣乱分子长远看来更吃亏，真是辜负了精于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的虚名；甚至连理性这个词也远不如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时髦了；对于有限理性与组织演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经济学家所了解的也还十分有限……这些事儿实在够经济学理论家们忙活一阵子的了。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怀疑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如何理解与界定“理性”与“自利”，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于一些“内讧”，正表明经济学生机勃勃，大干快上的“黄金岁月”即将来临。开拓经济学殖民地的事，正像当年扬帆远航不惜玩儿命的西班牙冒险家的傻瓜之举，说不定正好引发经济学领域新的演进呢；果如此，PeterAllend定会为其模型的出人意料的预见能力开怀一笑。再说，一时半会儿估计没有几个经济学家会对“性变态经济学”之类的傻冒提法真正当回事儿。至于经济学帝国的边界将会扩展到哪里、终止在哪里，时下还无人敢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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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广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