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萨利纳斯采取了大胆的改革开放政策，被誉为“美洲狮”的墨西哥曾与韩国、台湾等“东亚四小龙”一样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墨西哥模式”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争相仿效。但现在看来，墨西哥模式和东亚四小龙的发展模式都具有不容忽视的脆弱性。
分析这两国经济，就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在金融体制调控机制不健全时都过分依赖外资，为自己埋下了金融风险隐患。从理论上说，只要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保持盈余，经常项目即使出现较大赤字也不足以说明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问题的关键在于，使资本项目保持平衡的不应是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而墨西哥与泰国用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资本项目盈余却恰恰是这种资本。因此，一旦投资气候发生变化，这种“烫手的钱”就会溜之大吉。早在一九九○年九月，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就要求拉美国家警惕这种外国资本。次年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也在其《贸易与发展报告》中论述了拉美国家在引进外资时应注意的危险性：被利率差引来的短期外资提高了本国的币值，从而使贸易平衡处于不利地位，最终导致外资因丧失信心而离开拉美。泰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自一九九二年泰国取消了延用几十年的保护资本市场的管制以后，开始肆意借贷外资。然而就在放宽管制的同时，泰国政府将泰铢与美元挂钩，为了保持这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平稳，泰国不得不让泰币保持高利率，其结果是大量的国际套利短期资金流入，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到金融危机爆发时为止，泰国外债已高达850亿美元。一九九六年泰国经常性项目逆差是14.3亿美元。这一切都成为金融危机的隐患。自一九九六年初以来，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市场危机频生，五月份曾出现一次大的危机，泰国政府和东南亚几国联合进场护盘才使泰铢汇价回稳，但到了七月份再也回天无力，终于爆发了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另一个问题就是进入这两国的外资流向不良。一九八八—一九九四年，在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中，生产性投资不足三分之一，第三产业中的投资则达三分之二左右。泰国的外资虽用于生产性领域，但投资导向有误，在房地产业上积压资金过多，无力偿还的贷款总额达七百亿法郎，银行的呆帐则达四百亿美元。这种流向不良的投资最终为这两国埋下了金融危机。
金融是国家控制的垄断性行业，这两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有着许多相同的背景。从表面上看，黑西哥和泰国的金融危机都有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在兴风作浪。一九九二年，索罗斯投下了巨额赌注大手抛空英镑，致使英镑大幅度贬值，几天之内捞取了二十五亿美元的私人财产。一九九四年，索罗斯又向墨西哥发起冲击，使比索贬值一半，谋取了巨额利润。而这次泰国金融危机又是由于索罗斯在东南亚货币市场兴风作浪所引起的。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索罗斯正是抓住了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阿基里斯脚踵”，这次泰国金融市场所暴露的“阿基里斯脚踵”，是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与市场决定的泰铢价值之间的磨擦，索罗斯抓住这次机会，适时地进出泰国金融市场，赢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
然而对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投机专家的道德憎恨没有用处，倒是认真想想索罗斯坐在巨大的财富堆上，以哲学家姿态对各国政府发出的告诫：“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我只能一而再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是各国政府自己创造了市场投机机会，而只要市场留有投机空间，就会不断地有人进行投机。所以，墨西哥与泰国金融动荡是由于这两国的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而引起经济结构失调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对“美洲狮”和“东亚龙”的经济发展道路提出了挑战。
如果对东南亚与中国经济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许多相同的地方。
在引进外资的问题上，中国并不比墨西哥与泰国的处境轻松多少。一九七九——一九九五年，中国从各种方式利用外资，成为第三世界当中的头号引资大国。国际收支情况的指标不少已严重偏离常态，其中几项指标，如外汇储备与短期债比例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80％以上；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例为负数。另外有资料表明，已发现有不少国际短期资金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恶意套取利息”。国际上通常用将储备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所能增加的产出来表示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而我国的利用外汇的投入产出比例比外汇存款和购买国外债券的收益还要低，这种情况表明我国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相当高。
在投资导向上，中国也存在严重的失误。到一九九六年底止，我国商品房大量积压，由此发生的资金沉淀达1200万亿元。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购买能力来看，要消化这些商品房存量还需要漫长的时日。
仅从这几点看，中国金融市场的情况不可乐观。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一九八五——一九九四年间中国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的一半以上，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并且超过了八十年代世界上十五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这种资本大量外逃使得中国成为排在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资本外逃国。这说明，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这从国际收支资本帐目中出现的大量‘误差和漏洞’中反映出来。这种资本的数额从一九八九年的3.3亿美元上升到一九九五年的178亿美元(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沃尔指出，到一九九四年为止，中国在海外共建立了将近一万家企业，遍布全世界各地，但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
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是资本积累，我国现在从总体上来看，还处于资金饥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本外逃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影响之一是削弱了政府的税基以及向部分国有资产征税的能力。我不赞成个别研究者所说的，由于中国有更大规模的外资流入，资本外逃没有造成资本形成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的萎缩。事实是，任何国家的大量资本外逃都会对当事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潜在的金融危机。
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外逃严重时，可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其表现为：官方外汇储备耗尽；国外信用被冻结，并对外汇实行限制；国外贷款无从获得；利率不能再上升(利率上升的作用是可以遏制资本外流)；国内通货紧缩，但无助于增加资本帐户的收入，因为它在国内会造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在国外会招致其他国家担心“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而采取报复行动。这一系列因素最终可能引发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重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这方面有墨西哥的前车之鉴为证。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调查报告指出，一九九四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导因在于墨西哥本土的投资者资金外溢所造成，而不是市场所推测的那样，是外国投资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稳而争相抛售比索所致。所以我国绝对不能对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掉以轻心。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中国的资本外逃不会引发金融危机。尤其是在今年七月泰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更要采取手段遏制资本外逃现象，并将这一点作为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之一。
总之，墨西哥和泰国的金融危机虽然只表现为经济领域的问题，但其背后却蕴含着这两国所有的社会矛盾，并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到人们面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奇迹”面临挑战。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各种有关贫穷、分配和增长的政策及其哲学、政治和经济基础进行批判性的检验和评价，对“美洲狮”和“东亚龙”那种摒弃社会改革或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发展道路进行深刻反思。
何清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