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先生是哲学大师,逻辑大师。据说有一种看法:中国现代只有三个半哲学家,而其中第一位就是金先生。张申府则明确地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但是人们不称他为“金哲学”,而只称他为“金逻辑”。金先生说自己只写了三本书:《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他认为,“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人们对他的《论道》和《知识论》的评价也最高,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道超青牛,论高白马”。但是人们还是只称他为“金逻辑”。这事透着怪!可是人们并不觉得怪,大家就这样称呼金先生,而且是怀着敬畏。
金先生一生从事哲学和逻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包括建立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许多人以作过金先生的学生、听过金先生的课为荣,包括像胡乔木和乔冠华这样的政治家。但是他的门人弟子,尤其是出了名的,像沈有鼎、王宪钧、王浩、胡师华、周礼全,等等,差不多都是逻辑学家。当然,他的弟子中出名的哲学家也不是没有,比如冯契、任华等,但是很难说有谁继承了他的哲学思想衣钵。这事也有些怪!因为中国哲学泰斗竟然后继无人,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没有培养出哲学的接班人!他的思想在哲学界居然没有造成多么大的影响!也许这样一来,人们称金先生为“金逻辑”似乎又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终究还是使人感到怪!
读完《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一书之后,对于这种“怪”终于有了一些理解。与其说这是金先生本人的独特性,不如说这是他所作学问的独特性。归根到底,这是逻辑在我国的独特性。
中国的思想文化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这一悠久的思想文化体系有着自己鲜明独特的性质和特点,其中之一即是缺乏逻辑传统。所谓缺乏逻辑传统,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缺少逻辑推理,而是指我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逻辑思维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没有形成逻辑学,因而缺乏西方人那样应用逻辑分析方法的意识和手段。逻辑传人中国以后,人们知道了什么是逻辑,也逐渐认识到它的一些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并没有真正感到对它的迫切需要。没有逻辑,我们的思想文化依然在发展,而且自成体系。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多少也培养了一种心理,至少是潜意识,即逻辑是可有可无的。
金先生不是把西方逻辑传人中国的第一人,但正是他使西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他以中国哲学界第一人的崇高威望,讲授现代逻辑,撰写现代逻辑著作,倡导鼓励学生选学逻辑专业,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但是他做不到一呼百应,几乎只是孤军奋战。“金逻辑”表现了人们对他本人的尊敬,说明人们对逻辑的一种特殊心理,同时也反映出金先生和者盖寡的学术境地。
金先生讲的逻辑有两种。一种是传统逻辑,一种是现代逻辑。传统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创建的逻辑,在西方讲了两千年。现代逻辑是弗雷格开创的,在本世纪得到蓬勃发展。逻辑是抽象的,现代逻辑则比传统逻辑更加抽象,它是用人工符号表述的,用演算的方式进行证明。金先生三十年代写的《逻辑》一书和在大学里讲的主要就是罗素的这样一个逻辑系统。这样的东西与其说对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没有吸引力,不如说对中国的思维方式没有吸引力。接受它的人不多,对它感兴趣的人也不多。但是,金先生就是用这样的东西把沈有鼎、王宪钧、王浩、胡师华、周礼全等人领进了逻辑的殿堂,使他们成为逻辑学家。解放以后,我国哲学界曾一度受苏联的影响,把形式逻辑视为形式主义,形而上学。金先生也不得不对自己的逻辑思想进行了批判。在毛主席“要学点逻辑”的指示下,他带领逻辑研究室的同志进行了逻辑教材改革和逻辑普及的工作,编写了《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简明读本》。其中所讲的则基本上是传统逻辑。抛开政治因素不算,这种做法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具体的比抽象的更容易接受,不太抽象的比比较抽象的更容易接受。问题是,用这样的东西,也许使逻辑知识得到了一点点普及,但是凭这样的东西和方式逻辑这门科学根本得不到发展。实际上,金先生再也没有培养出逻辑学家!
在金先生去世的前两年,即一九八二年,当他听说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招生六万人的时候,激动得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翌年,当他听说该校招生二十五万人时,更是兴奋不已。他向函大的老师表示“致敬”,“感慨地说,在解放前,一所很大的大学一年只培养几个、几十个学逻辑的学生,现在一年就有几万,几十万人学逻辑,这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金先生的态度反映了他对逻辑的情感,但是他的赞扬却从来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深思。几个、几十个与几万个、几十万个的数字差异实乃天壤之别。这巨大的差异究竟说明了什么?
时代的变化改变不了逻辑的性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逻辑是从事哲学研究首先要具备的修养;在中世纪,逻辑是大学里与语法、修辞并列的三大基础课之一;今天,逻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并列的七大基础课之一。逻辑的历史和发展显示了其必不可少的重要性,也说明其专门性、基础性和工具性的性质。大学里培养的学逻辑的学生少,说明了逻辑的专门性和特殊性,因此才会有金先生亲自号召哲学系的学生选修逻辑专业的故事(由此才有了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张尚水、诸葛殷同、宋文淦等逻辑学家)。当我们把逻辑批判成形而上学的时候,以及当金先生带领他的学生编写那些相当于传统逻辑的形式逻辑教材和普及读本的时候,恰恰正是逻辑在西方迅猛发展的年代。逻辑没有因为我们的批判而自惭形秽,也没有因为我们的抛弃而停止不前,只不过在那个大批判的年代过去以后,我们终于发现,我们又被历史无情地嘲笑了一次——在本来就落后的逻辑方面我们又大大地落后了。在举国上下同奔四化的年代,一所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一年就招生几万或几十万人,当然是极大的好事,但是这里既有时代的因素,因为那时百废待兴,人们如饥似渴地要学文化;也还有语言的因素,因为逻辑固然是专门化的东西,但是语言却是极为广泛的东西。越是广泛的东西,能够学习或以为能够学习的人就会越多。因此这惊人的数字并不能说明逻辑得到广泛的接受,更不能说明逻辑有多么大的发展。金先生的惊喜与赞叹无疑表明了他一生的逻辑情感,而他敏感的数字对比却包含着他对逻辑这门科学性质的理解的本能。
金先生从提倡现代逻辑到转向传统逻辑,虽然有习惯势力的影响,但是应该说,最主要的则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而一九七八年以后,由他的弟子及其学生倡导的逻辑现代化的运动,则主要受到来自习惯势力方面的阻碍。所谓逻辑现代化,就是提倡在大学里开设现代逻辑的课程,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也就是要讲授金先生在三十年代倡导和讲授的那样的逻辑。但是,人们对现代逻辑总是格格不入,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要知道,当时反对现代逻辑的就是一些占居逻辑教学岗位的教授和教师!有一位教逻辑的著名老教授就因为自己的儿子学习现代逻辑而认为他被教坏了。还有老教授明确地表示不允许自己的研究生学习现代逻辑。说一句“这些人视现代逻辑为洪水猛兽”大概并不为过。
在我国的逻辑教材中,影响最大的是金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六十年代编写,一九八○年出版。有人说,这本书的水平不如金先生三十年代写的《逻辑》。实际上,这本书的不足就在于它讲的不是现代逻辑。然而,就是这本书,在它发表以后,以它为基础或蓝本的形式逻辑类教材层出不穷,至今至少有几百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接受了并且传播着逻辑。真不知道金先生知道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逻辑是独特的。现代逻辑与一般的哲学研究不同,不是拿来一本书翻一翻就可以掌握的,而是需要专门的训练。传统逻辑虽然有许多内容是哲学,具有思辨性质,但是也需要专门的训练,尽管它比现代逻辑简单得多。英国著名哲学家摩尔的教学选择很说明问题。一九一一年,面对剑桥大学哲学系的邀请——向他提供一个教席,条件是他必须教逻辑(传统逻辑内容)或心理学,摩尔感到有些为难,因为尽管他读过逻辑书,但是他觉得他不能教逻辑,同样他觉得也不能教心理学。但是最后他的选择是,接受这个教席,教授心理学。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国,人们大概十有八九会选择教逻辑。在我国不是逻辑学家而教或教过逻辑的大有人在。著名者如冯友兰先生教过逻辑。而在今天,有许多逻辑教师甚至是中文系毕业。这也是中国逻辑界的独特性。它反映出我们与西方学者对逻辑理解的不同,由此也可以想象我们与西方在逻辑教学方面的差异。金先生也有这样的经历。一九二五年,他在清华接替赵元任讲逻辑课时,也是没有学过逻辑。谈到这件事情,人们大多是称赞金先生超人的逻辑敏悟,似乎金先生有天生的逻辑才能。实际上,用金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是“只好边教边学”。那时金先生教的是什么内容,未见文字记载,不过我们确实知道,金先生一九三一年专门去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逻辑学家谢非那里学习了一年现代逻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事情。也许金先生早就开始学习现代逻辑了。无论如何,他至少专门学习了一年现代逻辑。也就是说,金先生的逻辑修养和水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的头脑里固有的,而是经过了专门的学习和训练。
金先生多次说过,现代逻辑发展很快,许多东西他读不懂。有一次谈到一本逻辑书,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这书你看不懂。”金先生说的是真话,沈先生说的大概也是实情。现代逻辑在本世纪的发展迅猛异常。金先生学习的罗素的逻辑系统仅仅属于经典逻辑部分。由于金先生后来没有再继续学习,因此无法看懂许多逻辑文献。人们谈起这件事,总是赞叹金先生的学术民主,殊不知这恰恰说明了逻辑这门学科的特殊性。金先生不再继续学习逻辑,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对于自己学生的批评,也只能表示无奈。逻辑对于享有“金逻辑”之名的金先生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其他人?
据说,解放前中国大学里的逻辑课程是被人瞧不起的,是金先生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一点我表示怀疑。因为即使在解放后,金先生教的逻辑也一直被许多人当作如同初等数学那样的低级学科。人们曾经津津有味地传诵过金先生智斗艾思奇的故事。解放初艾思奇到清华讲课,由金先生主持。艾思奇在报告中批评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金先生在最后致感谢辞时说:“艾思奇同志刚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符合形式逻辑的。”金先生固然十分幽默,但也仅仅是幽默而已,它改变不了逻辑终究要受到批判的低下地位。金先生晚年对自己的弟子诸葛殷同说过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书。”它被人理解为是“金老对他徒子徒孙的遗嘱”。按照诸葛先生的理解,这是指建国后曾经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苏联的《逻辑》教科书。果真如此,金先生似乎是表达了心中的凄苦。推崇逻辑,却不能按照逻辑的科学性质和内容进行逻辑研究与教学;明明知道有人在糟蹋逻辑,却不能进行批判和抗争,对于一个逻辑学家,特别是对于可称为中国现代逻辑开山祖的金先生来说是再痛苦不过的了。金先生晚年表现的这种耿耿于怀与其说是一种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对于逻辑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命运,金先生大概是再也幽默不起来了。
今天,我国逻辑研究和发展的状况,虽然有所改观,但是仍然问题很多。在我国的哲学教科书中,虽然金先生教的逻辑不再被批判为形而上学了,但是仍然被称为是像初等数学一样的低级的学科。即使在金先生曾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似乎也是摆不上桌面的,它至少不如伦理学,连一个二级学科都不是。在我们的大学里,逻辑课讲授的主要仍然是传统逻辑的内容,金先生在三十年代倡导、传播和讲授的现代逻辑今天仍然不是哲学系学生的必修课。金先生的学生王宪钧生前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立的逻辑专业的博士点——我国屈指可数的三个逻辑博士点之一——竟差一点被取消。现代逻辑对于西方学者已经是基本常识,对于我们却像是很难很陌生的东西。我们培养的哲学系的学生缺少现代逻辑的训练,因而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有重大缺陷;我们许多哲学研究工作者感到现代逻辑的重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又无法或者不愿意专门去学习……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近年来,金先生的学生以及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一些逻辑工作者,在讲学中,在文章中,不断大声疾呼要发展现代逻辑,主张把现代逻辑列为大学哲学系的必修课。他们在维护着“金逻辑”的声誉,继续着“金逻辑”的事业。他们相信金先生说的话:“逻辑是不可少的。”也许他们最终也会像金先生一样,对逻辑在我国的处境感到无可奈何。然而,逻辑作为一门学科总是会继续向前发展的。
“金逻辑”这样的称谓大概是到此为止了。但愿逻辑事业在我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发展!
(《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19.00元)
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