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刊物《史林》去年第三期著文《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详尽评议了清末的十年新政,并且揭示出,正是这种改革导致了有清一代整个社会结构趋向解体。
文章说,庚子国难中西太后身受的惊吓,一面使她排外之心消而媚外之心长,一面又奇特地变成了一种比文字更有力量的启蒙,而后的痛定思痛,使一个极顽梗者在危势的逼迫下接受了她本来不肯接受的东西,于是有了一九○一年初“预约变法”的上谕。这种逼出来的变法虽然既非自觉又非自愿,“但它终究以诏书的力量造出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没有的规模和速度,使传统中国的文物制度在急匆匆的除旧布新中变得面目大异,其间最引人注目并牵动了万千官绅的是扩编新军、废止科举、筹备立宪、改革官制等等。”
效西法练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成为时务中的要目,而后每经一次失败的民族战争,这个题目都会在人心中放大,新式军人群体在新学家所鼓荡的尚武之风中备受推崇。另一面,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大批读书人被抛到了旧轨之外,于是半为尚武半为生计,许多文场中人纷纷由书生而武夫。在同一时期,从各类武备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与留日回国的军事人才也大批进入南北军界。杨国强分析说,“朝廷为强兵而编练新军,但这个过程却与历史变迁中的社会分化与重组胶连在一起,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中一部分富有活力的人们由分散而聚合,在新军里结为一种有组织的群体,在尔后的历史动荡中,这些人又成了社会变迁的动因之一”。
与军制改作相比,育才兴学引发的一系列变革更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四十年中西交冲的创痛使国人由器物而见及人才。一九○一年朝廷下诏设立学堂,两年后管学大臣会同张之洞奏定各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制度至此而有了一种法度。然而传统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与选官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以“肄习西学”为目的育才兴学虽以改革教育为宗旨,而一旦施行,则不能不与选官的科举制度相抵牾。于是科举制度遂为一纸沼书所废。科举既废,利禄之途便移到学堂。至一九○九年,学堂已经鼎盛一时,留学也成为一种能够兼得新知与实利的事业。百万学生因求学而聚合,因聚合而相呼应,显然正在形成另一种社会群体,然而“他们学到的新知识常常很快化为评判时代的激扬文字,并由议论而衍生出大大小小的宗派和团体,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都成了官界控驭不了的东西。”
在科举制度废止之时,日俄战争的刺激又把新政的兴革引向国家政体,官界立宪言论哄然一时,但能知立宪真义者却不多,人们考虑的并不是立宪的道理,而大多是内忧外患交迫之下取舍抉择的利与害。以极快的速度仿制出来的宪政构造一方面动员了社会,但其中的利害制约和权力干预又直接阻遏着“民气日益发舒”,其间的矛盾,“使前所未有的社会进化与前所未有的社会斗争交相舛错,于是,清末新政因筹备立宪而达到高峰,也在筹备立宪的过程中放出了决堤的洪波。”
杨国强进一步分析说,为救残局而变西法这一熔旧铸新的变革,牵动的都是群体个体利益,诏书和奏议所预想的图存大计常常在施行时为层层私欲截补增删而面目大异,因此,催发于民族矛盾的十年新政反过来又成了促生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种历史过程。新政领袖推崇的是致富致强,然而由此产生的国家观念却是一种不恤民生的东西。“被致富致强简化了的国家观念其实是一种内容空洞而无法界定的东西,当这种东西从议论化为现实时,其不恤民生的一面便非常容易被没有主义的污吏所借用,演为赤裸裸的苛政”,于是四面八方的民变纷然涌起。另一方面,西洋思想和东洋词汇成批地趸入中国学界,化出集群的高昂和亢奋,于是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里,学潮便成为一种与兴学相伴生的社会现象。由于抗争、进取、血性与恣纵、盲动、意气相交织,起于学堂的风潮从开始就注定要越出围墙,汇人动荡的社会中。
与民变和学潮这种起于局外的动荡相比,局中人在新政牵动下的分解组合和倾轧争斗则从另一方面显示了社会矛盾的变化。“仿行宪政”的诏书预设的是“廓清积弊”,但它引发的却是权力和利益的争逐,因此常常是积弊没有廓清,旧例的制约却已荡然无存,新立的衙门遂能肆无忌惮地逐利于众目睽睽之下。而“小人阶之以取富贵”的捷径,除商部和北洋,还有藉新学以求躁进一途。于是,被世人目为中国社会里最颟顸的亲贵与“东西文明”造出来的新学中人沆瀣一气,非常醒目地合为新政变法的一种奇观。在庙堂之内,官官相斗的胜负之间往往没有善恶而只有利害;朝官和疆吏之间旧有的矛盾也化出了许多新的冲突,并且两者都喜欢用自己那一面的道理来诠释新政,“于是,他们分解了新政,新政也分解了他们,在因果循环之间,历史传统留给地方和朝廷维系彼己的同一性,遂被变革的更张一节一节地磨断了”。而当官场争斗正酣之时,绅界人士的进取心也在新学的摩荡下日益炽热。他们借用许多发源于东西洋的题目亟亟乎扩张绅权,使官绅之间的角智角力常常演为激烈的政治冲突,从而造成了整个上流社会的紧张和分裂。
文章总结说,十年新政把那一代中国人拖人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动,“然而舶来的西法改造了中国社会,两千年历史沉积而成的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舶来的西法,这种交互改造使西法与中法都丧失了本来面目,四万万人便身在新旧之间两头不到岸。”被时势卷入变法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得其利乐。当得益于新政的人们最终也成了新政的反对者时,这一场迟到而又急速的变革便陷入了既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的困局。不同的利益群体托身于同一个社会构架之中,却各自放手悍斗,在踢打之际不停地扯散这个社会构架。与上层建筑层层圮塌相对映的,是下层社会日积日深的愤怒和新知识群体越来越急切地呼应革命。旧时的社会因此而进入解体之中。“而由新政开始的那些变化却留在后来的历史里,伴着世纪的风雨,再造出一幕一幕悲喜剧。”
霍尔:另一种学术知识分子的典范
台北《当代》杂志一九九七年十月号(第一二二期)推出“文化研究重镇霍尔专辑”,对即将从美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退休的学者霍尔(Stuart Hall)的生平及思想作了全面的介绍。专辑主要包括由陈光兴采写的两篇霍尔访谈录,即《流离海外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与《文化研究和国际化政治》。
陈光兴介绍说,霍尔的思想与政治实践,即所谓“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评判圈的重要资源,他关于“人民民主”、“威权民粹主义”、“后殖民主义”、“伯明罕学派”、“成人教育”、“新社会运动”、“非国家中心主义”以及“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的论述,对于我们都启发良多;特别是对于左翼知识分子而言,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再造,对社会运动的参与与反思,拒绝在第一世界代表第三世界发言,拒绝成为流离海外的投机分子,拒绝个人名号的累积,以及积极推动集体的知识生产,培养出各个独当一面的下一代学人等等,都是我们足以效法的典范。
文章指出,历史地看来,霍尔的发言位置由三个主要坐标构成。其一,作为《新左翼评论》的首任主编,霍尔是新左派的重要代表,在雷蒙·威廉斯去世之后,霍尔在左翼的象征意义是无可否认的;其二,作为文化研究的重镇,霍尔的影响力不是任何其他文化研究者所能相抗的,虽然他的作用仍然有待分析;最后,作为加勒比海的非洲黑人后裔,战后的第一代移民,霍尔积极投入反种族歧视运动,为少数人种开拓文化空间,建构批判性的文化主体性。这三个坐标共同决定了霍尔对于社会、历史与文化所作的特定的思想、书写与介入。在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初期,各个领域的国际化运动适时展开,文化研究也不例外,但是霍尔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却从未声称过所谓观念的普遍性,相反地,它总是以“在地性”和“历史性”来不断地抗拒观念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廉价移转,强调介入“在地文化政治空间”而使之成为一种必然的“在地实践”。在《流离海外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中,霍尔首次有系统地追溯了他自身的社会史,他没有沉湎于个人的身世之感,而是反思性地将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及历史构造相联结,来实践其“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这样一种认知观念。
“霍尔的长处在于不断的游走,随着现实状况的改变来调整立论基础”,因此要完整地讨论霍尔的思想发展尤其是他在九十年代的转变轨迹是极为困难的。文章最后称引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话说,“霍尔在四十年中从未能出版过一本完整的专著,但是他集体工作的态度,介入所有重要议题的迫切感,使得霍尔的影响力无所不在。换句话说,霍尔建立了一种学院知识分子的实践典范,打破单一作者的迷思,这是我们值得效法的”。
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
罗志田在《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一文(载《学人》第十一辑)中认为,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一大不同是,中国传统的以“夷夏之辨”为表征的族类观念,在强调对内的族群认同及外族的人我之异的同时,对外兼有开放与封闭的两面,而且是以开放的一面为主。
这是因为,夷夏之辨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的。一般而言,文野是后天可变的。故夷夏也应该是可以互变的。当然,在此观念的演变中,有时也因政治局势的影响,发展出不以文化来诠释夷夏之辨的看法,此时则倾向于以一条线划断夷夏,而不允许夷可以变夏,夷夏之辨乃成一封闭体系。
罗志田认为,夷夏之变的族类意识具有“文化为体,政治为用”的特点。历代凡盛朝则多发挥夷夏之辨开放性之正面,到夷夏势均力敌或夷势盛于夏时,士人则往往强调其封闭性的负面,仍从政治考虑为多。秦汉以后士人言及夷夏之辨时,其根本处虽仍是重文化之分,但其表达则常以族类观念为形式,其运用则多依当时政治情势之发展。在异族压迫甚烈时产生的正统论即是一个显例。历代修史,凡是“正统”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时,都是存在两个以上政权并立的时代。当此并立的诸政权又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时,族类意识就与正统论发生关联。同样,与正统论相关的道统、治统作为专有名词的出现,也都是在夷夏关系紧张之时。道治二统之分,使士人可游移其间,有仕与隐的活动余地。而到异族部分或全部人主华夏之时,仕与隐就与夷夏之辨直接关联起来。身处异族政权之下的士人,若以华夏治统为正,决不允许出仕异族政权,反之,既然华夷之辨本身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而道统又高于治统,则只要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延续发展,为了卫道,出仕异族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也是可以容忍的,这并非是指民族意识的丧失,它体现的准则是道高于治,即全中国的文化高于朝代的兴替。这即是西柳治徵对“中国”的界定:“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
罗志田在分析清季汉族士大夫助清剿灭太平天国时指出,太平天国时基督教在华地位尚低,基本与民间“邪教”相类似。对传教士比较正面的称呼,大约就是“讲古鬼”。许多人将传教活动视为类同民间艺人的讲古,而洋人本来又被视为“番鬼”,在这样的语境下,当太平军以反满民族意识和外来之拜上帝教为号召起兵造反时,绝大多数食毛践土的士人仍能站在清廷一边,捍卫为中夏之主的满清政权,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太平天国讲的正是“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代表一种“亡天下”的可能。许多汉族士人并非不为反满民族意识所动,但“亡天下”的危机感显然压倒了这相对狭义的民族意识。
然而,到了庚子之役清廷也像洪杨那样提倡“子不语”的怪力乱神时,士人便不再以为清政府可救亡和振兴中国。鲁迅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是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这里的“群”,实指士大夫,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在义和团之时恰与清政府有一度的“合作”。当时“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就是那些曾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选择前者的疆臣,这次却在清廷与列强之间选择了中立所致。这其中依旧可辨“夷夏之辨”的族类观念的作用。
警世恒言
不久前,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于东南亚经济的迅速崛起,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也开始专注于对“东亚奇迹”内在动力的思考。然而,似乎突然间,在东南亚“五虎”之一的泰国,爆发了自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最严重的货币危机,而且,这场危机又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速度迅速波及到了东南亚其它国家,引起了一场地区性的金融和经济动荡。同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东南亚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深入反思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国际经济评论》一九九七年九—十期刊发的一组讨论文章中,经济学家指出,与其说泰国货币危机的原因是因为外国投资者对泰国经济丧失了信心,不如说泰国国内的经济问题给外国投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在这种经济问题中,泡沫经济具有特殊地位,所以经济学家警告说,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中,实物经济的通货膨胀已基本得到治理,但是资产价格的膨胀却越演越烈。日本的泡沫经济已经崩溃,泰国和东亚一些国家的泡沫经济正在崩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更大的泡沫经济的崩溃。对此我们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余永定在《泰国的货币危机及其启示》一文中指出,泰国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导致的巨额不良债权,由于出口增长锐减导致的巨额对外贸易逆差。
首先,在过去几年中,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发展,泰国房地产开发商从银行和金融公司大量借钱进行房地产开发。但是,对房屋的需求并未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迅速增长,据估计,当前空置的公寓楼需要用两年时间消化。房屋建设的大量过剩完全是投机造成的,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上述贷款中的一半以上可能变成不良债权,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并没有逃过投机者的眼睛,人人都认识到泰国金融机构面临着严重的不良债权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九五年,投机者就已开始抛售不动产的股票,造成泰国股市的下跌。
其次是出口增长锐减导致的巨额对外贸易逆差。自七十年代以来,泰国的对外贸易几乎年年都是逆差。泰国贸易逆差过大说明泰铢的汇率偏高,对于泰国这种靠借钱来发展的资本输入国而言,其不良债权和庞大的外贸逆差使外国投资者对泰国铢的稳定产生怀疑,看到了对泰铢进行投机的大好机会:在泰铢贬值之前从国际金融市场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抛售,买进美元,待泰铢贬值之后再用低价买回部分泰铢以偿还借款,所余美元即为投机收益。
余永定指出,泰国货币危机给我们三大启示:一、发展中国家在进行金融改革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泡沫经济发展,在经济过热中,资金必然倾向流入收益效率最高的部门,由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导致泡沫经济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二、经济增长速度应维持在国内储蓄所能支持的限度之内。三、实现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警惕国际游资的袭击,参与国际一体化的过程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不可操之过急。在当今世界上,每天都有上万亿美元的游资在世界游荡,西方投机者依仗其巨大的资金实力翻云覆雨,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大震荡。这表明国际金融体系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在当今全球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大潮中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多余的一代”
王宏图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载《上海文学》一九九七年第十一期)一文中,谈到了“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文章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多余的一代人”。上一代人由于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其精神变得难以想象的坚韧与执着,其人世的热情令人艳羡地旺盛,这在上一代学人的著作与言谈中表现得极为充分。而下一代人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关心领域,他们头脑中没有那些无谓的冲突与玄想,他们能更加快速、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与身边这个世界的吻合大大超过我们,更能亲密无间地与外部世界接轨。他们中涌现的学人将更富世界眼光,将更娴熟地以信息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手段处理各种学术问题,并将学术的积累在技术上推向完美的境地。而我们不想介入什么,只想在个体的探索、开掘中终其一生。通常人们一般不愿将自己贬得过低,以免给人留下自轻自贱或作秀表演的印象。但坦率地说,在与上一代和下一代人的比较中,我还是感到了一种自卑。
我们生活在八九十年代的变幻中,如果说九十年代的人欲横流是八十年代自我中心的人文思潮在现实中合乎逻辑的直接操演与翻版,我还是感到震惊与晕眩。如果说充溢着浪漫情思的八十年代像是一张多种色调竞相交映的彩色照片,九十年代则是一幅黑白对比过分鲜明的照片,务实,但又凝滞、沉闷。它在我们进一步远离贫困,并初步领略富足的同时,也将物欲横流和良知泯灭重重压在我们头上。在告别革命的咒语中,权力与财富将乌托邦反叛的精灵牢牢地震慑住,重新在大地上确立起它们至高无上的霸权统治,等级压迫歧视又一次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
但独特的处境也造成了优势。与前一代人相比,我们更能理解历史的全部变迁而不致于沉溺于自身的创痛而不能自拔。我们不必像他们中的某些人强行将那一段历史幻化为美好事物,将它蒙上一层虚幻的壮丽色彩,不必徒劳地发出“青春无悔”的哀叹。与下一代人相比,我们由于亲历了那段重大事变的尾声而不致像他们那样对往昔的历史感到隔膜与陌生,不致于将那段历史的动荡单纯地理解为某个个人或集团的心血来潮的冲动和盲目,不致于对历史的深层动因视而不见。由此我们获得了一种洞察的审视,而这对人文学科是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
文事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