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刊载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日刊》一○一一五号上的一则启事：“同学们！诸君对于北大的‘现状’不满意的地方有吗？对于北大的‘未来’有什么建设的计划吗？本社决定于本校二十五年纪念日发行出版物数种，其中一种专载同学们对于学校方面改革的主张，和一切的批判，以供学校当局和同学的采纳及反省。这也是吾们狂热地庆祝这重大的典礼中间所应该注意到的地方！”署名是“北大生活社编辑部”。这启事是能够代表当时北大师生(以至校方)的态度的。证据是十二月十七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本校二十五周年之成立纪念号”所载“纪念词”，第一篇总务长蒋梦麟的文章即宣布：“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教务长胡适的文章题目就叫“回顾与反省”，说得更加直接了当：“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近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龚定庵语)，此话可为个人说，而不可为一个国立的大学说。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胡适最后提出了这样的“祝词”：“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第三篇是李大钊教授的“感言”：“我们自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念念不忘“北京大学的辉煌”的北大人(这自然也包括我自己)听见了吗？我们的前辈在面临“校庆”，面对所展示的成绩时，不是忙于欢呼，忙于评功摆好，更毋论自我吹嘘，而是“反省”、“批判”、“挥一把愧汗”，以至感到“大耻辱”！彼此的境界是怎样的不同啊！究竟哪一种代表了“真北大”的境界、声音、“真北大”的传统呢？鲁迅在为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所写的文章里，曾讨论过北大的“校格”。他认为北大的可贵与力量就在于“常与黑暗势力抗战”，这当然首先指的是敢于与社会上的黑暗势力抗争，但同时也包含敢于正视与无情地揭露自身的“黑暗”，作大无畏的自我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正是前者的前提。正如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类，永远有希望。多有不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在北大百周年校庆之际，不仅是在校与离校的北大人，所有关心中国的教育与国家前途的人，都希望北大能“再显辉煌”；但历史与现实的事实却昭示我们：这里有“真、假”之分——如果真的爱北大，希望北大在实现中国的教育与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就应该(也必然)像前辈那样，敢于“反省”、“批判”北大的种种“黑暗”(不足、失误)，知羞、知愧，以至知耻，并敢于公之于众(可以想见，胡适当年以教务长的身份，公开承认北大“学术上很少成绩”，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自信力！)如果不是这样，“不知反省”，不以不足、失误为羞耻，反过来掩盖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危机，甚至以“否定成绩，破坏安定团结”等等借口，来压制对北大的任何反省，那么，无论怎样信誓旦旦，都不是真的爱北大，至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演而已。
因此，对北大的百周年，也可以有不同纪念方式。我并不反对必要的庆祝活动——《北京大学日刊》也报道了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各种活动，例如“历史部”、“出版品部”、“美术作品部”的展览(其中出版品部就展出在校师生出版的一百六十三种学术著作、一百零八种讲义、十九种杂志、二十种报纸，要是放在今天是一定要说“成绩很大很大”的)，学术讲演，中文、法文、俄文的戏剧演出，中、西乐演奏，技击表演，体育比赛，以及放烟火等。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不过是热闹一场，时过境迁，在北大人心中(甚至北大历史上)不会留下什么印记，甚至会有“粉饰太平”之嫌。真正铭刻在心的纪念，应是二十五周年那样的全校性的(从校方，到教授、学生、职工)的“反省”：可以是集体性的，对学校、系科教学的检讨，也可以是个人性的，对身为北大人的自我内心的审视。写到这里，忽然想起远方的朋友刚给我寄来的，载在今年《随笔》第一期的《校格》一文，作者是一九四七年人北大的老校友。文章介绍了一位作家的“奇特见解”：“如果非要把生日看作一个节日，它首先应该是‘忏悔节’，忏悔自己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的失误和不足，让灵魂受一次洗礼”；老学长因此建议每一个“藏北大于心的北大人”、“葆有探索精神的北大人”，都“不妨一试”。——可见这也是人同此心。
但如何反省，反省什么，却是因人而异的。而且目前北大的问题(进而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也实在太多。比如很多人都谈到，教育经费的不足，教职员工收入水平的低下，学生负担的加重，教学设备的陈旧……等等问题。——或许不是偶然的巧合，七十六年前的北大也遇到类似的难题，以至蔡元培校长在纪念会演说中，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希望”：“明年今日，无论如何困苦经营，必定要造成一个大会场，不要再像今天这样在席棚里边开会，还要造一所好的图书馆，能容多数人在里边看书”(见《北京大学日刊》一一三八号)。看来今天办学的物质条件比之当年，是好得多了；尽管如此，我们对学校各级领导为改善教学条件与师生生活，而不得不以很大精力去多方筹款的辛苦与辛酸，仍要给予充分的理解，物质的“硬件”毕竟是办学的先决条件。但当年经济那样困难，尚且能坚持那样高的精神要求与境界；那么，我们今天在好得多的物质条件下，就没有任何理由，为对精神要求与境界的降低而辩解。在我看来，对教育的精神“软件”的忽略——办学的人均忙于创收(以及相应的外事、内事活动、应酬)，无力(精力与心力)真正关注教学与科研，更不用说教育思想的更新，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有时也抓，但多限于形式少有实效，经营之道取代办学之道的结果，是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大幅度滑坡，导致教育精神价值失落，这正是当前北大(或许也是中国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且随着教学物质条件逐渐改善(当然，这方面的努力是时刻不能放松的)，这个问题将会愈加突出。而在精神“软件”的诸问题中，教育思想、观念的问题又是主要的。这些年，在教育进入市场以后，固然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在教育思想、观念上出现了许多混乱，“为市场服务，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几乎成了许多人办学的唯一目的与基本方针。这样，我们对教育的反省，包括对北大教育的反省，就不能不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北大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前者是整个中国教育的共性，后者则涉及北大的个性与特点。
我们这样强调对“教育思想、观念的反省”，也是从北大自身的经验、传统的总结中提出的。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总统黎元洪一纸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从而根本改变了北大的面貌与命运：这段历史正是每逢校庆人们最喜欢回忆的；但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新的历史的起点(也即蔡元培对旧北大的改造)，正是从教育思想、观念的根本变革开始的。因此，蔡元培就任校长，第一次与北大师生见面，即以“三事”相告，第一事就是要“抱定宗旨”，“先知大学之性质”。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蔡元培曾明确地提出要破除中外教育(教育思想)中的“二弊”：“一曰极端之国民教育”，“二曰极端之实利主义”。前者既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又是“近世(西方)帝国主义”的教育，其特点是：“政治家翘国家以为至尊无上之群制，以国外之世界为其战场，而以国内之人民为其器械，而且恃政府之强权，强以此等主义行于小学教育之中，养成其尊慢己国、蔑视他族、蹂躏人道、增进兽性之习惯”，这实际上是将教育与受教育者都依附于政治与国家的“强权”意志，是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反人道的强权教育。而后者，按蔡元培的分析，则是“当今物质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之盛行”的产物，其特点是“以致用之科为足尽教育之能事，而屏斥修养心性之功者”，是集中体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使教育与受教育者依附于市场的实用主义的商业化教育。这两者貌似两个极端，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但在“人(受教育者)的奴化”的内在本质上，却有着根本的一致。蔡元培对北大(与中国教育)的改造与更新，正是使教育与受教育者“走出奴化状态”的一次悲壮的努力。他由此提出了自己的新的教育观、大学观：“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他因此而重视对受教育者“服从真理”、“独立不拘之精神”的培养，主张发展个性，崇尚自然，尤其强调重建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以此为教育之终极目标，进而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体系里，是把“人(受教育者)”置于中心位置，教育的目的、出发点与归宿，全在于培养受教育者作为“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开发其自身潜在的创造能力，达到人性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全面、健康的发展。他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同样是将人的纯粹精神活动(研究学问)与人格置于大学教育的中心。而他的著名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以及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更是着眼于给大学师生思想、学术的发展，人的培养，提供广阔、多元的精神资源与自由、宽松、宽容的人文环境。他对北大的改造，说到底，就是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拓一方自由的精神空间，摆脱思想禁锢、精神受压抑的状态。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在他看来，“所谓大学者”，实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作为思想者的联合的群体，应该为社会提供前驱性，因而具有引导力的精神资源与力量——新的理想与信念，新的道德范式，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大概也是他改造北大的动因与目标之一吧。
今天不难看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他的理想曾一度在北大得到光辉的实现，其影响所及，至今北大在国人心目中，仍是一方“精神的圣地”。但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这光明的一瞬只是三五年的时间。在年复一年的回忆的加添中，每个北大人心中的北大，已经成为某种心向往之的精神的象征。不仅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所保有的教育、学术的相对独立，是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相对软弱的特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以后就再难有这样的独立性；而且现代大学教育本身确又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决定了大学教育只能在两种(多种)力量、趋向的相互对立、制约、补充与影响中求得发展。例如，按蔡元培的理想，在大学里主要应培养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或始终处于边缘位置)的，具有永远的批判意识，并且不计利害与后果的独立知识分子，如鲁迅所说，他们是“真的知识阶级”，是属于“思想家”型的，真正继承与发扬了北大永远是“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的传统的。但另一方面，不断向国家权力机构输送“实践家”型的人才，这也是现代国家体制改造与更新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也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功能之一。应该承认，这两类人才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心理素质都是大不相同的，自然在培养上会产生互相矛盾的要求。而大学教育本身也存在着“反既成文化(学术)体制”与“建立、维护文化(学术)体制”的矛盾：要为社会变革提供新的精神资源，就必须具有对既成思想文化的批判与新的思想文化的创造的双重功能；而要完成思想文化的积淀与传承，又必须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而规范化与体制化的知识生产和科层化的组织和管理本身，就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平等的支配(以至奴役)关系，这又是与“反(任何形态的)奴役”的自由教育思想相矛盾的。蔡元培自己尽管对“极端之实利主义”的教育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而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也当务之急也”，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又不能趋于极端，忽略精神的超越与超越型、综合型人才的培育，这里也存在着矛盾。而现代化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同时提出了专业化与通用化的相互矛盾的双重要求。面对以上现代教育(包括大学教育)的矛盾，我们在坚持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同时，还应因侧重于不同方面而采取多样的教育模式，不可“一刀切”。不同类型、风格的学校应有自己的侧重与特色。这就涉及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北京大学应办成什么样的学校”的问题。在我看来，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维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技术型，而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者。北大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应更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应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更注重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的相互吸取与综合。为此，应该特别呼唤思想的自由，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呼唤“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为更大胆的，更解放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
这是一个理想的“梦”。面对现实，它更是显得不合时宜。当年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某些教育者把自己的教育对象视为“敌人”，而今天有些教育者则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的秩序，“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大学真的成了“养成资格之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同为“资格”(职称与学位)奔忙，自由主动、创造性的教育受到威胁，如北大学生自己所描述的：“‘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使学习成了机械训练和应付考试的枯燥过程，生活成为注重实用，只对专业技能感兴趣的单维化生活。在工艺层面的操作与忙乱中，个性与创造逐渐消隐……”。——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读到这样的文字，心里实在不好受：“个性与创造逐渐消隐”，这对北大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不应引起深思么？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写毕于燕北园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