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相近或相异的称谓引发不同的联想：公社——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内战——慕尼黑起义(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是，被联想或被暗指的那些历史事件一般只有一个名称，为什么有关“五月”的称谓却如此复杂歧异？“五月”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和文化事实，其语义的丰富和内涵的芜杂令任何观察者都不得不充当一种解谜人的角色。这里我们就陷入了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著名悖论：“我们必须去理解五月的意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又必须首先使那些事件的谜一样的特质重新显形。”而与其说“五月”是莫测高深的斯芬克司，不如将它视为一面多棱镜，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折射战后法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当然这种折射同时也必然是扭曲和畸变。
所谓“危机”是在强调建制方面：“五月”的高潮阶段政府濒于解体，第五共和国岌岌可危；而“起义”、“造反”和“革命”则强调反抗的本性和反抗的欣悦。青年人似乎依据加缪的教诲明确区分了反抗和革命：“五月”不是政治革命，“因为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所以“五月”是作为生命的运动和作为人固有特性的“存在的反抗”。事实上，整个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普遍爆发了青年人的反抗运动。美国正统史学家倾向于把六十年代总结为青年人与成年人的斗争，以“两代人之战”和“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美国青年的反战运动和嬉皮文化自有道理，但“五月”的斗争中似乎其它方面的因素比年龄差更重要。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戴高乐比萨特大十五岁——整整一代。
“革命”一词曾轰传于“五月”，但现在它是最失宠的称谓。莫兰说：“‘革命’是一个被玷污的词。”可能部分是由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那本臭名昭著的《难觅的革命》。而“五月”的青年偶像丹尼·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二十年后的回忆录的书名则富有挽歌式的反讽意味——《我们曾如此热爱革命》。
“狗的早餐”和“大罢工”是两个最明显地突出政治内涵的词：前者为新法西斯主义者所钟爱，是典型的戴高乐分子的用语，将军本人也因在“五月”期间的讲话中大声疾呼“变革吗？是的！一团糟？不！”而为自己赢得了“一团糟”的绰号；后者是法共的措辞和定性，暗示了“五月”的意义存在于工厂和车间，而不是大学和剧院。“大罢工”强烈地唤起对一九三六年和“人民阵线政府”的记忆，当时法国工人占领工厂以支持当选的左翼政府和四十小时工作制。最重要的是，法共将“五月”定义为“大罢工”，便是对将其称为“革命”的直接否定。
虽然“五月”处于整个六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之中，任何理解的尝试都拥有这一基本的前提，但是“五月”又无论如何是无法预见和无法预后的。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表述的危机，各种叙事在话语的层面上遭遇纠缠。这一场历时月余，造成法国事实上瘫痪的“事件”与六十年代其它国家发生的类似事件不同之处在于：法国学生和工人联手了，并引发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总罢工，九百万工人参加，一千五百万个工作日失去。从整个社会结构陷于危机的角度说，只有随后的捷克“布拉格之春”及苏军侵入事件在规模上与之相当。突然爆发的大地震并不见得是所谓“六十年代主导文化情绪”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必然结果，或许我们仍然需要从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法兰西传统中寻求解释。戴高乐也曾以一种混合了沙文主义和反讽的语调称：“像以往一样，法国引导着路向。”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加缪的《反抗者》、布迪厄和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的《继承人》、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的著作都曾是“五月”学生们的枕边宝书，但传单、标语飞舞的校园中又贴满了切·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等“第三世界英雄”的肖像。但是，青年们并未陷在意识形态的狂乱之中，正相反，意识形态为青年们的反抗开拓了宽广的视域。萨特认为：表面上的失控并不意味着失去方向，“五月”表达的绝不是“无序的意志”，而是“对另一种秩序的向往”。在索邦大学，巴勒斯坦人竟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比邻而居，散发各自的传单，这样的景观可以被视为精神的症候，但它无疑更接近于一场公共的狂欢。
青年们清醒地意识到与既存建制的格格不入，他们对贫富差异忍无可忍，对刚刚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记忆犹新。像任何时候一样，青年们被迫在延宕青春期、拒绝成人式和进入大学世界、反而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更直接控制两者之间无望地选择。空间的压迫和禁闭使得独立生活的理想永远无法企及。所以萨特宣布：“他们(青年人)与学校的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砸碎它。”德勒兹(Gi1les Deleuze)和夸塔里(Felix
Guattari)剖析了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的症候(《反俄狄浦斯》，一九六九)，指出：“资本主义依据一项世界性的通则而运作，即不断地用新的限制来阻挠流变不羁的革命性力量。”那么，一种革命暴力美学和欲望的政治学的建构就变得空前重要，萨特从科恩－邦迪等青年人那里发现了这种建构的可能性——“想象力执政”。在这个意义上，“五月”可以被称为一场“心理剧”，但它正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和身体政治的解放，所以，雷蒙·阿隆故作深沉的评论：“人们创造历史，但不了解他们创造的历史”根本毫无意义。
一九六六年接管了斯特拉斯堡学生会的境况主义者们称青年学生“如同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可口可乐一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学生们在经济、政治、心理和性方面与青年工人一样境况悲惨。境况主义者对民主和狂欢节革命的鼓吹深深影响了楠泰尔和索邦的同学们。这时间，学生人数暴增，但教育经费和质量均在下降。学生生存空间——教室和校舍日益局促，无关痛痒、僵化陈腐的课程和普遍的社会经济萎缩、权力者对公民生活不屑一顾等种种现象同为青年们展现了一幅绝望的图景。于是，大学危机成为了“五月”的导火索。
一九六八年一月，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在楠泰尔学院(巴黎十大)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社会学系的德裔学生丹尼·科恩－邦迪向部长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只字不提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部长自作聪明地建议科恩－邦迪“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邦迪针锋相对地回答：“这是法西斯官员能对学生们作的唯一答复。”学生群中突然爆发怒吼：“打倒性别隔离区！”部长不知所措。这一小小的不敬事件似乎是“五月”的预演。青年们的反抗开始了。三月二十一日，一个左翼突击队袭击了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六名被捕青年中有一人是楠泰尔的学生。二十二日，科恩－邦迪遂率众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青年们首次占领教育机关——这一象征性权力的主要据点。“三月二十二日运动”于焉成立，同时各团体在楠泰尔汇聚，渐成规模。
“五月”的另一场序曲是“朗格鲁瓦事件”。亨利·朗格鲁瓦(Henri Lanclois)是巴黎电影资料馆的创建人和馆长，深孚众望。但政府，准确地说是文化部长马尔罗试图干涉资料馆事务，并宣布解除朗格鲁瓦的馆长职务。电影界迅速集合，起而捍卫他们的“教父”。二月十四日，数千名电影人、知识界人士示威要求马尔罗辞职。十六日，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成立，让·雷诺阿(Jean Renoir)任名誉主席，成员包括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戈达尔、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罗兰·巴特等人，斗争持续近两个月。四月初，法国电影俱乐部同盟投票表决意见，绝对多数支持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保卫朗格鲁瓦运动达到了高潮。四月二十一日，马尔罗让步，朗格鲁瓦仍任馆长，但马尔罗以撤销对资料馆的政府资助来报复。整个保卫朗格鲁瓦运动不是一场激进的斗争，其意义在于在法国电影文化体系内部建立了一个组织基础和交流网络，这一网络在随后的“五月”中作用非凡。六十年代末是被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称为“媒介即信息”的时代，电影电视机器一方面可以被用来为劳工阶级服务，最典型的就是戈达尔的“电影传单”；一方面它们也在“五月”的神话制造层面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五月二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科恩－邦迪等八名“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成员被要求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三日，索邦(巴黎大学)集会抗议。政府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和索邦校长让·罗什(Jean Roche)担心“楠泰尔事件”引发连锁效应，使得索邦这所法国最古老的大学因骚乱而被迫关闭。于是他们招来了警方，而法国的一贯传统是警方不得进入大学的领地，部长的这一决定使所谓的担心变成了事实。下午，警方冲入校园，逮捕五百余名学生。警方花了三个小时将被捕者押上警车，同时不停地驱散围观者。学生们高喊：“释放我们的同志！”“停止抓人！”，得到的回答是催泪瓦斯和警棍。学生和过往青年们一起用石块在卢森堡广场建起了第一处街垒，战斗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天，烟雾、瓦斯、爆炸、叫喊、掷石战充斥了拉丁区。六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N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八日，萨特、波伏娃等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数万名示威者挥舞黑旗(无政府主义)和红旗，高唱《国际歌》游行。九日，萨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尔、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联署一份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阿拉贡奔赴奥居斯特·孔特广场，在科恩－邦迪陪同下发表演讲。但政府拒绝释放被捕者，所有和谈和调解均告无效。塞纳河所有桥梁被警方封锁，左岸爆发更大规模示威。两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电影电视工作者介入，媒介使斗争立刻传遍全法国，南特、斯特拉斯堡群起响应巴黎。十日是整个“五月”的中心点，“占领拉丁区！”的口号叫响，晚九时，拉丁区到处用树枝、铁篱笆、汽车、铺路石建起了街垒。从准军事的角度说，这些障碍物毫无用处，但正是在这无实用意义的层面上存在着一种象征性价值。街垒在“五月”是一个符号：它把人们带回到了历史中，把历史带到了青年一边，把戴高乐分子变成了凡尔赛分子。
五月十一日晚，总理蓬皮杜结束在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回到巴黎，即发表电视讲话，同意青年们的要求，下令警方撤出索邦，但一切似乎已经太晚了。十三日，法国总工会(CGT)、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八十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科恩－邦迪、雅克·索瓦热奥(Jacques Sauvageot)和教师工会秘书长阿兰·盖斯马尔(Alain Geismar)三大青年领袖走在最前面，队伍中还有几位职业左派政治家：社会党人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Waldeck Ro－chet)等。索邦迅速被学生收复，接下一周内，“占领运动”成为主调：各大中学校、工厂、商店、建筑均被青年控制，追求政治权力和个人自治的斗争直接体现为占有物质性或象征性空间的斗争。
十四日，戴高乐赴罗马尼亚进行五天国事访问，他可能也已经意识到了：他的权威无论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宪法意义上都受到了质疑，但是他不愿直接面对这一困境。十五日，国家剧院奥德翁被青年们占领，院长因向青年们表示了同情在事后受到处分。米歇尔·比托尔(Michel Butor)带领一群作家占领了作家协会办公室。几乎同时，戛纳电影节在戈达尔、特吕弗等导演的强烈抗议下草草闭幕(“当我们的同志在巴黎的街垒前倒下时，我们不能再继续节日了！”)。戈达尔旋奔回巴黎，同阿伦·雷乃等开始摄制一系列反映当下运动的时事短片“电影传单”，在学校和工厂巡映。十六日起，巴黎附近的雷诺汽车厂开始罢工(“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红旗！”)。十八日，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完全瘫痪。这时的巴黎，“十年够长的了！”、“严禁使用严禁！”、“实现梦想！”等标语、口号、传单满天，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巴黎似乎变成了爱丽丝的“奇境”，“五月”成为真正的狂欢，人们亲身经历了幻想的乌托邦。二十日，萨特、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丝等受邀到索邦参加文化讨论，萨特乐观地预言：“社会主义和自由结合了！”但是次日，政府发出了对“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的驱逐令(他在月底又秘密返回巴黎)。二十二日，爆发空前规模的反对驱逐的抗议示威，两方发生激烈冲突。二十四日，戴高乐终于发表讲话，同意改革，建议公民投票。将军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哲学派头试图再次鼓舞起法国人民，但他的个人权威未能得到重新确立。抗议者指出：“他等待了三个星期，讲了五分钟；他又准备在一个月内完成他十年都没完成的事情。”当晚的情况更加混乱，自称为“恢复秩序的力量”的右翼分子向高喊“再见，戴高乐！”的人们进攻，两名学生死亡。二十五日，由于意识到危机可能会彻底颠覆法国，工会和政府开始谈判，在政府代表中还有一位年轻的官员——雅克·希拉克。二十七日，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但各大工厂工人拒绝这个方案，人们高呼：“人民政府！”同日，在夏特莱体育场的盛大集会上，密特朗呼吁戴高乐辞职，科恩－邦迪提出“选择孟戴斯－法朗士”，左翼力量团结在一起，试图以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建立过渡政府。
二十九日，戴高乐失踪。整个巴黎传言将军准备辞职，甚至准备自杀。但实际上，他在酝酿反击。戴高乐乘机到达德国巴登—巴登，会见了驻德国法军总司令马索，军方表示完全效忠总统。于是，当戴高乐在三十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发表对全法人民讲话时，他完全恢复了自信。将军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下月进行大选。知识分子们借用布莱希特反讽苏军镇压一九五三年东柏林起义的名言评论道：“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选一群人民呢？”但是该讲话无疑令“恢复秩序的力量”欢欣鼓舞，雷蒙·阿隆在收音机前不时高呼：“戴高乐万岁！”
当晚，戴高乐分子组织了支持将军的游行，队伍中有马尔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人。六月一日，工会试图组织“选举＝背叛”的示威，但大潮已经渐落。警方采取严密措施禁止示威和集会，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被杀。六月十日，选举开始。拉丁区布满了警察，十四日，青年们撤离奥德翁剧院；十六日，撤离索邦。三十日，议会第二轮投票，戴高乐分子大获全胜，“五月”彻底结束了。左派撤退前留下的最后一句口号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继续去战斗！”
重访历史并不能让我们获得解释，甚至叙述也可能是最危险的。阿兰·图海纳认为“五月”揭示了太多的矛盾，而没有解决其中任何一个。莫兰则看到了一场试图超越资产阶级文明的“面目不清的革命”。但在雷蒙·阿隆笔下，“五月”这一出巨型“心理剧”不过是戴高乐主义的消亡和复活。而如萨特所言：“我敢打赌阿隆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在如此的山崩海啸面前，会有阿隆这样的“自由思想家”面不改色，冷静客观地独立思考，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起疑的事情。青年们说：“宁与萨特共享谬误，不和阿隆走向真理。”问题在于，阿隆握有什么样的真理？萨特和阿隆之争曾被认为是“介入”与否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冷静最终演化成为了犬儒主义，风行于革命之后，然后就不再有人怀疑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冷静地思考。
无论如何“五月”又是被不断地重读和感悟着的，从《辩证理性批判》的再发现到戈达尔的回顾和反思；一本《学生公社日记》甚至也被推荐为“理想藏书”。或者我们可以采用所谓的“历史逆推法”来观察：无论是一九六九年四月戴高乐的下台、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的当选，还是精神分析学说、女性主义运动，现代电影理论和意识形态批评的发展都被视为“五月”的延后效应。虽然“五月”中的青年被称为以萨特主义来反对列维—斯特劳斯主义，但“五月”落幕之后，“结构不上街”成为知识界的座右铭。“五月”试图回到现实中去，但最终却使知识分子同社会经验彻底分离。
詹明信尝试用“历史阶段论”的模式来思考六十年代和“五月”，他认为那些曾经拥有的自由感和可能性就六十年代的过程来看是瞬息间的客观事实，但是现在重看它们就不过是历史的幻觉。那么，与其对辉煌的年代依依不舍，或为曾经的失误求全责备，不如像布努艾尔(Luis Bunuel)一样，叹息一声并且承认：“五月”像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在所有次要方面获得了胜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败了。
王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