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是战时后方,学校新办,僻在荒江野岭之间,能找到的图书资料,自然少得可怜。但是问题还不在此,而是在于我那时的观点方法的偏颇幼稚。那时我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的基本评价,仅仅以鲁迅一段话为根据——
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来了;交手几回。渐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
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驮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热风·随感录四十八》)
我根据鲁迅这段话,便笼统断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从一开始便是以力保“中学”,力保旧思想旧本领旧习惯旧制度为宗旨的,断定其所谓“西学为用”始终仅仅是在极低的层次极有限的范围之内纯粹作为手段来利用一下而已。现在读了丁、陈此书,书中的丰富的资料,周密的考察,人情人理的剖析,使我完全信服了,原来历史与我当年的简单武断大不相同。原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包括这口号未明确提出之前趋向这口号的种种提法),最初主要是向着“中学”的一统天下打开缺口,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为“西学”争取阵地,争得很艰苦,很激烈,费尽了苦心;慢慢有了成效,也慢慢起着变化;变到一定程度,它才变成矛头主要指向“西学”的旧派的新花招,旧派没落前的最顽强的新挣扎。我重味鲁迅的话,才知道他说的并没有错,是我理解得不够。鲁迅说得很清楚:他所抨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是“前几年”的。鲁迅这则《随感录》作于一九一八年即民国七年,“前几年”便是民国初年。下文点明了,所谓“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就是“山野隐逸,海滨遗老”之流,正是民国初年那些敌视民国的满清遗老们,乃至在大连等“海滨”之地进行颠覆民国阴谋活动的宗社党徒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到了代表此辈的利益的时候,当然纯粹只有反动的意义。鲁迅是在作现实的迫切的思想斗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口号的当前现实意义和作用,而不是在从容地作学术研究。鲁迅是战士,也是学者。他作为战士,常常“攻其一点,不及其馀”(战斗本来正该如此);他作为学者,往往对于同一对象,又作出全面的公平的分寸准确的评价,其例甚多,这里且不详说。我把他的战斗的言论,直接用作学术研究的指导原则,自然是我的不对。
现在我们都知道,研究思想史,有一条历史主义的原则,就是对于每一种思想,不要根据它比后代少了什么来评价,而要根据它比它的前代和同代多了什么来评价。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原则,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只据其不及改良变法思想之处而否定之;对改良变法思想,又只据其不及民主革命思想之处而否定之。现在我读丁、陈此书,特别注意书中能一贯运用“看它比前代同代多了什么”这一条原则。
例如,“制夷”,“洞悉夷情”,林则徐等人提出来的这两个口号,现在来看,固已毫无进步意义可言,但是,丁、陈书中指出:鸦片战争以前,笼罩朝野,包括林则徐、邓廷桢等禁烟派在内,是对外国和本国的双重的无知。鸦片战争的现实,才使林则徐等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认识到英国一类的国家是强大的,于是,如何“制夷”才作为重大紧迫日程提出来。尽管最初提出的种种“制夷”方案包含着大量荒唐内容,但毕竟是承认了面前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对手,不是什么靠着“天朝”声威便可以慑服的番邦。“制夷”的需要,又振动了“洞悉夷情”的任务的提出。此事关系匪浅,这一下就冲破了“严夷夏大防”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心理的牢笼。当时“洞悉夷情”并非易事,一方面要不断克服自己的无知,只能是一步一步的由浅人深,由低向高;一方面还要抗击弥天盖地的顽固守旧气氛的巨大压力,经常要为“悉夷情”的必要而进行着激烈的争辩。从事“悉夷情”活动的爱国之士,竟至被公众舆论看作里通外国的内奸。林则徐失败后,继任者琦善,就得意洋洋地用鄙夷的口吻嘲笑林则徐“终日刺探外夷情事”。当然,嘲笑自嘲笑,历史还是在前进,正是“悉夷情”的结果,又直接引导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一步的主张。
后来,实行“师夷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兴起,洋务运动的一些实际措施,及其理由中所包含的思想,后人看来,平平无奇,可是,丁、陈书中充分论证了它们的不寻常的进步意义:“洋务运动期间守旧派和洋务派的思想论战,进行的时间很长,与洋务运动相始终,历时三十余年。论战涉及的内容也很宽。洋务派每次倡议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在中国兴办一项新事业,都要受到守旧派的一番激烈反对。举凡造船炮、造机器、开矿山、修铁路、架电线、兴办新式学校、改良科举内容、派遣留学生、提高生产能力、发展与外国通商,等等,等等,每一项洋务问世,都要爆发一场可行与否的大争论。意见对立之尖锐激烈,决策裁定之艰难周折,都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什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以至习俗的众多领域里的大大小小的具体事项兴革,都会引起这种两军对垒式的争执呢?无疑在所有这些具体事项兴革之争的具体理由背后,存在着两种文化观念,或者说两种价值取向的深刻分歧。后世学人把这场大争论叫作‘中学西学之争’,定名虽欠确切,但是标出这是一场关于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文化观念之争,总是道出了争论的实质所在。”(69—70页)这段话说得很好,这正是充分运用了“看它比它先前比它同时多了什么”的方法,才会达到这样深刻的结论。
我特别有一个体会:要运用好这个方法,不是轻易的,必须有一个大本领:知言。《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很自负地说:“我知言。”“<SPS=1604>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我这里用“知言”之名,扩大它的涵义,我是指,对于历史人物的言论,要善于区别其中哪些是真正的主要的意思,哪些是设防性的、留后路性的、门面的、应付的、掩饰的乃至礼节性的话语。还记得“文革”之初,我觉悟很低,对于批“三家村”批吴晗的那些文章还在虔诚地学习。但是,对于有些批《海瑞骂皇帝》的文章,实有大大想不通之处。那些文章里,摘引海瑞的直谏奏章中一些照例颂圣的话,质问道:“这明明是在颂皇帝,哪里是在骂皇帝?”我心想,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臣子给皇帝上奏章,无论直谏曲谏,哪有不先说几句照例颂圣人话的呢?照例颂圣之后,然而一转,提谏诤的正文,谏得直些的,今天可以说它是骂,总还是君臣之间的口吻。又不是骆宾王讨武<SPS=0506>檄,哪有通篇只是破口大骂的呢?当时就想:这未免不“知言”了吧?当然只能暗中自己怀疑一番,不敢说,也不去深究。现在读丁、陈此书,深感其“知言”的本领,当然比我想过的那一点历史知识复杂精密得多。唯其有这个大本领,才能够在历史人物的言论中,剔除其设防性的门面性的旧话语,准确地辨别出每一点新的、前所未有的、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例如,冯桂芬的《校<SPS=1712>庐抗议》中的《采西学议》是一篇名文,他从主张“制洋器”进而主张“采西学”,这是比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之说进了一步,迈上了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新阶段。他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此后洋务运动中处理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后世研究者,不论对“中西体用”论持何种褒贬意见,往往都限于就“本末”“体用”的涵义泛泛论之。丁、陈此书则深刻指出:冯桂芬着重的是阐明采西学的理由,而不是在宣扬固守伦常名教的“中学”的必要。冯氏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不是在强调这个原本,而是在强调这个原本只有“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才会取得“善之更善”的效果。冯氏于《校<SPS=1712>庐抗议》成稿之后,征询师友意见,听到不少不满和责难,于是他加上一篇自序,大讲“三代圣人之法”,称颂倍加。有的研究者遂以为这篇自序乃是冯氏政治思想之纲。丁、陈此书则将自序与书中内容对照来看,指出这自序实在只是一篇言不由衷的自我表白自我保护性的包装,是要堵塞守旧人士的责难,其实际效果倒是欲盖弥彰地反衬出书中提倡西学的言论才是最为物议所难容的新型文化观念,研究者不可将这篇自序过于坐实了。
又如,甲午战败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个口号,一时流行,梁启超说当时是“举国以为至言”。丁、陈此书则指出梁氏这说法太肤浅,因为一时流行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并非“举国以为至言”。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钟天纬等,已经明白办洋务的路数之不可恃,开始谋求从根本上向西方学习,在文化观念上,尽管他们仍然口口声声维护着“中体”,实际上他们的注意是投到“西体”上,至于甲午战败以后,康梁的改良变法,乃至光绪皇帝的变法,仍然打着“中体西用”的招牌,更是在更大程度上作为一种表态罢了。
丁、陈此书中,如此的“知言”之妙,举不胜举。我读时,总是回想我当年之简单,只要一看到“中学为体”的字样,便以为既尊为“体”,非着重而何?既在新潮大来之中一味只重“中体”,则与顽旧之徒又有何实质差别?至于纯粹的顽旧之论,在我看来,更是只有荒谬,不值一笑,或者只供一笑而已。我讲到倭仁、徐桐等旧派代表时,就只举出他们中有人竟不相信西洋有那么多国家,说是“英吉利,法兰西,容或有之。至葡萄有牙,西班有牙,宁有是理?”认为那些都是洋鬼子向中国讨利益,多诌一些国名,多讨几次而已。我就只举出这些话,与听课的学生同声一笑。现在读丁、陈此书,又发现它在这一点上也不是我那样简单,这里就有另一种“知言”。
贯穿丁、陈此书的,有一个观点:守旧派最敏感。例如,倭仁有一句传播很广流行很久的名言,即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坚持“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天文算学止为末艺。”丁、陈此书指出这一套理论的简单武断,同时却又指出:他的守旧派的敏感使他推出了一个深层次的价值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本”什么是“末”的问题,这是关涉文化观根本信念的大问题,对于当时提倡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派,这是一道不得不解答,却又很不好解答的难题,又如,改良变法思潮兴起之时,守旧派攻击康梁“新学”的那些言论,丁、陈此书中指出其态度蛮横,心态鄙污,同时又指出他们敏感地看到“新学”会在汉人中挑起反对清廷的民族情绪,其实这是康梁新派当时并未深入探讨的,新派还不懂得并没有胆量运用这一点即燃的火花,来动员进行改革的舆论,倒是旧派的敏感比新派感得远些,不久接踵而来的反清反满的大潮,证明旧派人敏感是对了。
这些当然不是旧派的高明,而是他们极为虚弱,极没有自信,每一新事物之来都使他们敏感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受了威胁。新派方面,则因救时之念的迫切,也因为缺乏系统的宏远的理论,只顾当前,想不到那么远那么多,然而又正因此才有全力以赴的专精和锐气,许多并不打算下一阶段继续奋斗的人,这一阶段可以热心参加,这倒也收到最大限度地群策群力之效。及至下一阶段,新派方面有人退出,又有更多的新人参加进来,旧派常常惊呼“不幸而吾言中”,同时又敏感到将有更可怕的事情了。这样来看中国近代思想史,许多顽固守旧的谬论之中,仍有某些“合理的核心”,可见历史在这里也是在行进,并不只是一大堆谬论的堆积,也可见每一进步都是在同颇需认真对待的对手打交道中得来,不是轻易的事。
上面说的“知言”,一是知某些似乎守旧的主张并非当真,一是知某些反动谬论不可一嗤了之,此外还有一种,就是以平恕论人,对历史人物在复杂情况下的进步言论,信其真诚,不为一笔抹煞的苛察之论。例如,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一九○三至一九○六年间,反对民主革命,文化观念上大滑坡大转向。可是,在一九○七至一九一一年革命高潮期间,梁启超又全力介绍西方近代宪政学说和宪政实践,写出了大量著作,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研究宪政的权威。过去有些苛论,简单地目为“投机”。丁、陈此书则不作此苛论,而是充分肯定了:“辛亥前夕梁启超关于宪政的论著,不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居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辛亥以后的宪政实践也有着筹谋草创之功;梁启超本人也再次成为在中国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先驱,亦即成功把西方近代有关宪政的政法学说,财经学说和宪政实践经验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政治学家。”(371页)接着还指出保路运动中梁启超公然主张推翻清朝这个“恶政府”,指出一九○七年以后立宪派的积极活动并非有碍而是有助于革命。在我们多年论史论人习为苛酷之后,这样平恕踏实、尊重人、信任人的“知言”之风,是特别可贵的。
那么,丁、陈此书,是不是留恋过去,为历史上进步而后来已被超越的一切作辩护呢?完全不是。此书周密分析了“中西体用”之争的漫长曲折过程,充分肯定了其间每一进步的来之不易的重大意义,正是为了证明:整个“中西体用”之争,都没有抓住根本,争到尽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已丧尽了进步性科学性,“流亡于海外、思想跟得上时代进步的志士仁人们,逐步认识到民权之有无,乃是列强与中国形成贫富殊别的根本原因。此旨一立,什么华夷之别,什么体用之分,一概被釜底抽薪,变成毫无价值的题目。”(290页)而辛亥前夕严复和王国维关于中西文化的理论,在丁、陈此书中被推为“双璧”,他们摆脱了“中体西用”的传统心态,把西学和中学摞在完全平等地位上,强中西文化交流的准则,唯科学是重,唯真理是从,所以学西学是当务之急,“他们的论述固属概略,并且也包含着一些疏漏错讹,但是它毕竟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正确对待中西文化关系之先河”。(313页)这就是说,民主和科学,才是根本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几十年探讨中西文化关系之后必然到达的正确的新阶段,它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正是正确地处理了中西文化关系,而不是什么笼统“反传统”的、数典忘祖的“文化断层”。当年我讲“中国近代思想史”,用意也在于尊“五四”,要证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进一步合理的发展必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我是把“五四”之前描绘为一堆混乱、弯路、不彻底,其结果并未能真正证明“五四”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有丁、陈此书这样,才真正证明了“五四”是历史进步的成果和超越,而不是偶然之间忽然一下子“今是而昨非”的奇迹。此书的优点还有很多,我记下的小卡片就有近百条,这里只说明同我先前的讲义对比最突出的几条。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八日
(《中西体用之间》,丁伟志、陈崧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第一版,25.00元)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