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已有翻译及译注《傅雷家书》的经验在先，当时心想这批傅雷书信，内容既与《家书》息息相关，应该不致太难翻译，谁知动笔之后，才发现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函件是当年傅雷写给傅聪波兰籍钢琴教师杰维茨基教授的，前后十四封，由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二年，时间跨越八年之久。信中的傅聪，由负笈波兰的年轻学子成长为蜚声国际的演奏家，变化不可谓不大。而身处中国的父亲，处处为爱儿操心的舐犊之情，也的确叫人感动，这一番东方慈父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真情挚意，原以法文写成，如何才能经翻译还原成中文，不增不减，点点滴滴地流入读者的心坎？其次，原文虽由法文写成但作者毕竟是个中国人，怀有中国人的情操、思绪，把这些全属东方的情感理念，诉诸法文，已经在东西文化之间跨越了重重屏障，如今，要把傅雷当年由东向西跋涉的长途，重新经历一遍，然后再反向而行，却又须竭力再现原信的典雅与文采，又谈何容易？傅雷一向以文笔优美精确见称，要译傅雷又似傅雷，可说是翻译上的一大考验。
整个翻译过程，可说是阻碍重重。这才发现，身为认真的译者，要在中法语文之间、东西文化之中周旋回转而进退有据，运作自如，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只能将翻译上述十四封法文函件所遇的困难及解决的方法如实记下，作为我纪念傅雷先生于今年四月十日“九十冥诞”的一点献礼！
翻译之初，最要紧的是要确定译文文体的基调。这批函件既然是傅雷当年写给傅聪业师杰维茨基的，语气当然彬彬有礼，主客分明。如此一来，傅雷写给儿子或好友信件如家书或致宋淇函的文体，都不能作为仿效对象，所幸傅雷传世的尚有其他信件，如致黄宾虹书信，可供参考。黄宾虹是傅雷的忘年之交，意气相投，两人时常书信往返，这些信件的体裁格式，正好作为翻译上述函件的借鉴。由于黄为艺术大师，杰为钢琴大家，且两人均年高德劭，因此，译者揣摩当年傅雷致函杰维茨基时，如以中文书写，所用笔调，当与致黄宾虹函相去不远。然而，杰维茨基毕竟是西方人，傅函原文毕竟是以法语写成，而内容又涉及许多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特有的事物，因此，在化法为中的过程中，亦不得不顾及原函含蕴的异国因素，故译文文体不能全用文言，而必须以文为主，以白为辅，在适当的地方，文白掺糅，这样才能达致兼容并蓄的功效。傅雷曾经致函罗曼·罗兰，原函以法文书写，由傅译专家罗新璋译出，此信的笔调，可作上述十四函中译的参考。例如称谓的翻译，原函中称杰维茨基为“Cher Maitre”，如按中文格式，大可译为“杰先生道席(有道、著席、座右、赐鉴)”等，但如此一来，深恐文言气息太重，且杰维茨基与傅雷实为平辈，虽然客气，亦不必全用传统中文书信方式译出，故参照罗新璋译“傅雷致罗曼·罗兰函”笔调，译为“亲爱的大师”，以保存部分异国情调，而“Cher Maitre et ami”，如译成“亲爱的大师及朋友”，则嫌累赘，且不合中文行文惯例，故改译为“大师吾友”。
又如代名辞的处理。在中文语法里，代名词的使用，远较英语或法语为少，不论文言白话皆然。行文精练如傅雷者，在比较正式的文章中，更绝少用“你、我、他”等字眼。因此，傅雷每次在函件里称呼对方时，应该译成“先生、吾公、尊驾”，而不是“您”；而提到“Votre bonne let-tre”，“votre aimable lettre”，“votre précieuxenseignement”时，就必须按上下文译为“尊翰”、“大示”、“手教”等说法；收到来信，也就得译为“大函奉悉”、“大示拜收”，“顷奉手教”等；迟于覆信，则为“稽覆为歉”；久未通函，则为“疏于笺候”。对方的意见，是“高见、尊意、宏论”，自己的见解则为“管见、鄙意、浅识”；向对方求教，为“畅领教益”，自己表达意见，则为“窃以为”。这种文体，正好与法文原函之中典雅雍容的文体互相配合，倘若以现代汉语的写作方式一概译为“你的来信”，“我的意见”等，则与原函的精神，相去甚远矣！
再如谈到法文函件结尾时特有的形式。这种古雅的致候方式，时至今日，仍然保存，可说是外籍人士学习法文写作的一大难关。一般来说，函末致候的方式，视乎写信人及收信人两者的身分、地位、关系、交情的不同，而大有差别。举凡文化悠久的民族，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尊卑贵贱的层次，愈见细致，而反映在语文表达方面，也愈形复杂。傅雷曾在法国负笈四年，对法语造诣极深，因此，这十四封函件的函末致候语，也多姿多彩，极尽变化之能事。可是这些语句如“mes respectueux hom-mages et mes sentiments bien dévoués”，“l’assurance de ma considéralion biendistinguée et mes amitiés les plus fidèles”，“mes solutations bien distinguées”等等，连译成英文，也通常简化成“best regards”、“best wishes”之类的说法，假如直译照搬成中文，就变成“请接受我崇敬的礼赞及诚挚的感情”之类，根本就显得语无伦次。倘若以这样的中文，来译出翻译大师傅雷的函件，岂非失敬之至！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之中，必须仔细推敲斟酌，尽量以中国固有的致候用语来译出原文的意思。所幸中国传统用语之丰，比起法语来也不遑多让。尽管中文简而法文繁，但意义上依然对等。于是，在翻译中，就酌量选用了“敬颂道棋”、“祗候道绥”、“敬颂道安”、“敬候道绥”、“敬颂道履清吉”、“敬颂近安”、“肃候道绥”、“敬颂大安”等，来表达原文丰富多变的姿彩。当然必要处更需小心分辨，作出调整。例如信末表达感谢或问候之意，则依情况译为“敬致谢意、感不胜言”、“尚乞珍摄为幸”等语。其中有两三处表达祝贺之意，如“Je voussouhaite Bonne Année1961”及“Mes meilleurs voeux pour Madame et pourvotre nouveau-né”，按原文直译应为“我祝你一九六一年新年快乐”及“仅向夫人及您的新生儿致贺”，如此译文，必与前文格格不入，故分别译为“并颂年禧”及“并颂阖府均吉”。
余光中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至三日举办的“翻译学术会议——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中，曾以《论的的不休》为题，发表论文，在文中，他提到“在白话文的译文里，正如在白话文的创作里一样，遇到紧要关头，需要非常句法、压缩用词、工整对仗等等，则用文言来加强、扭紧、调配，当更具功效。这种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的综合语法，我自己在诗和散文的创作里，行之已久，而在翻译时也随机运用，以求逼近原文之老练浑成”。余教授此说，令我颇有同感。译傅雷上述函件而不用“文言来加强、扭紧、调配”，一定难竟全功。
翻译时除了通读原文、了解背景、精通译出语语法之外，还必须熟悉原作者的行文惯例及修辞特色。一般来讲，把中国作者所写的外语，还原翻译成中文，可以说容易，也可以说难。容易的是还原时，有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可为参考，字斟句酌时有所信据，不致偏差太远；难的是珠玉在前，译者的功力，即使谈不上与原作者铢两悉称，亦不应逊色太多。而傅雷的译著，一向以用字丰富、行文流畅、色彩变化见称，要翻译傅雷的函件，自然不得不格外留神。除了宏观的精神要掌握之外，微观的小节也不能放松。譬如说，傅雷每次在信中提到傅聪时，不论是家书或致友人函件，绝对不用“聪儿”两字，而只用“聪”。这一点与一般人行文习惯略有不同，故翻译时，“mou fils Ts’ong”宁愿译为“小儿傅聪”，而不译“聪儿”。又傅雷在书翰中提到“又及”时，通常放在文句之后，而其地址、日期的写法，也有一定的格式，翻译还原时，不得不一一兼顾，以存全貌。
傅雷这一批信件，内容虽与《家书》息息相关，彼此呼应，但为父者身在中国，心系彼邦，时时刻刻以儿子的事业前途为念，往往有远水救不得近火之虑，焦灼之情，溢于言表。以傅雷刚直不阿的个性、原本不该时时有求于人，这批信件中，却一反常态，屡屡致函杰老师，央其出面为傅聪前途筹措，爱子情切，也就不顾其他了。因此，信件中有些内容，在翻译时颇难处理。例如，傅雷不断提醒杰老师傅聪对其尊敬有加，感恩万分，并称傅聪为其“votre fils spirituel et artistique”，这种说法，在中文文言里极难表达，充其量只能译为“先生精神及艺术之子”。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函件中，傅雷再一次提到杰老师与傅聪情同父子，请其尽量将傅聪留在门下，以便其能继续进修。这次所用的字眼是“notre enfantcommun”，直译应为“我们共同的孩子”，这种说法倘以文言表达，不论如何精简，如“你我共子”，“吾等共子”等，都显得不伦不类，故经再三斟酌，只好把全句译为“先生与鄙人对共同关怀之子意见相符，所望相同……”。原函的类似用语，层出不穷，原为西方特有的表达方式，一旦还原为中文，就煞费周章，既要不损原意，又要读来畅顺自然，不著痕迹，在两种文化的抗衡与对立中，求得妥协，诚非易事。
涉及翻译技巧的难题，当然很多，举其要者，包括专有名辞、修辞、字义等各方面。先说专有名辞，一般来说，人名、地名的翻译不可轻忽，所幸只要译者慎审从事，都有一定的法则可循，譬如查阅参考资料，或向有关人士查询。函件中提到的钢琴家Yen，Mr，Chu Tu-nan及Mousieur Ma，分别为殷承宗、楚图南及马思聪。这些人名的还原，都是向傅聪求教得知的。至于“Tai Chi Chang”的地名，则请教了居住北京的傅敏，方知为“北京台基厂”，而不致译出“太极”之类的笑话。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误会。由于函件中涉及极多有关音乐的辞汇，例如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的名字，曲目的名称等等，每一个都必须反复求证，方能译出。其中傅雷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信中提到的一位LuDé-Lougne，据悉是苏联指挥家安诺索夫的弟子，这位指挥家的大名，在各类音乐辞典中遍查不获，最后只好求教中大音乐系教授，经教授再次详核，依然不得要领，于是不得不按法语发音，音译为“吕得卢涅”。谁知译稿寄出后，在傅聪、傅敏的电话及函件中，才得知竟然是“李德伦”！原来，李德伦的姓名，一到苏联，按当地发音转变为俄文，傅雷再由俄文译为法文，接着又由我从法语译为中文，转转折折，竟然变成了“吕得卢涅”。这光景，就像儿时所玩的游戏，一行十童，将某一句话连续相传，由第一童所说之语，传至第十童耳中，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小至一个人名的转译，亦波折重重，翻译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说到字义方面。翻译时必须瞻前顾后，注意语境，除非是某些法律文件、哲学著作或科技文件，否则切忌一字一译，对号入座。譬如说“travailler”一字，一般译为“工作”，在傅雷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函件中，曾请求杰老师介绍一处波兰城市，以便傅聪在暑假期间前往“pourqu’il aille travailler pendantl’été”。在这之前，傅雷在同一段中已连用两次“travailer”。此三处“travailer”，在译文中分别译为“进修”、“工作”及“自习”。第三次的“travailler”特别不容易译。由于傅雷训子极严，要儿子在夏天继续进修，绝不许贪图区区小利，赚取外快，故此处不能译“工作”，否则傅聪就有“打暑期工”之嫌。再者，杰老师休假他往，不能指导，故亦不能译“进修”；最后经反覆思考，译为“自习”，以便名实相符。译事之难，往往在乎常见浅字的定位与辨义，见微知著，翻译家的用心良苦，又岂是一般读者可以体会呢！
最后，说到修辞方面，中文之美，常见诸一字一辞的推敲。例如，“大音乐家”与“音乐大家”两辞，读来节奏有别，韵味不同，因此认真的译者在译著完成之后，必须在心中反覆吟诵，仔细玩味，才能剔除沙石，精益求精。傅雷法文函件译成后，曾经分别寄给傅聪、傅敏、罗新璋、施康强诸位先生审阅。承蒙傅聪、傅敏在具体内容上修改错误，罗、施两位在文体修辞上提供意见，使我非常感谢。
这次翻译傅雷法文函件十四封，译稿不足两万字，但前后历时数月，修改共七八遍，通读《傅雷致黄宾虹书信集》约五六次。试想，翻译十四封书信，就遭遇这种种困难，而傅雷先生翻译五百万言经典名著，若非长年累月伏案书斋，呕心沥血，埋头苦干，又岂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光耀译坛，泽被人间？
值此傅雷先生九十冥诞的日子，一个跋涉译途的后来者，仅以此文，向先贤致以衷诚的礼赞。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金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