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有谁自命清高，而实在是因为“一说就俗”，——话音儿简直还未敢掉到地上，你就已经开始疑心，怕又中了人家的“奸计”！这类商业算盘的精明与可恶之处，在于早已把所有的嫌好道歹，甚至把所有的批评痛斥，都预计成了可供笑纳的广告效应，——反正它既未奢望“流芳百世”，也绝对不会“遗臭万年”，而只要能凑出足够的热闹，暂时盘踞在公众的焦点上，赶在同行推展新货之前，实现尽量多的票房价值，就足可算得上“功德圆满”了。由此一来，这种“笑骂由你笑骂、好钱我自赚之”的软性暴力，就往往比直接喝令“闭嘴”的硬性管制更难对付，它根本不必威逼你装聋作哑，就迫使你不得不自甘失语了，何况后者总还能给你几分悲壮，而前者却只能教你自惭可笑。
正是受上述尴尬的捉弄，我才很对不住电视台的朋友。尽管人家老早打电话过来，挑明了要给我这份“言论自由”，专去对电影《泰坦尼克》“说不”，老同学汪晖还从旁晓以大义，力劝我“该出手时就出手”，我终于还是敬谢不敏了。当然你得承认，身为影视界的从业者，而能主动想到去替好莱坞“败败火”，其文化品味确乎不俗。可摊到这种要命的话题，却也不得不防，等你的发言被掐头去尾地播出之后，仍有可能属于某种特殊的“叫卖声”，不光直接地在为“收视率”出力，还间接地在替“上座率”效命。
幸而，不管多么如鲠在喉地憋着，也不管流行的文化暴力多么软硬兼施，都未曾碍及内心的自主思考。所以每逢看到追星族的狂热之举，我至少还能在书房里默默念叼几声：像这般举国上下地顶礼膜拜一条倒霉的沉船，决非甚么吉利祯祥之兆……而现在，趁着对《泰坦尼克》的热度似已稍退，不再有枉替人家“造势”之嫌，我总算是等到了发表的时机，可以跟总还愿读点什么的朋友一道，来平心讨论这部典型的好莱坞文本了。当然等读罢以后，大家也许会发现，讲几句诸如此类的不同意见，原是既无需多少眼光、也不要多大勇气的。——所以老实说，要不是那帮靠“说不”发迹的炒家，此番竟如此耐得住寂寞，我还真不想多这个嘴！
只要能稍稍沉静下来，潜心到历史的情境中，本不难寻思那次海难的真实意义。
在我们生活的年代，仗着对大自然的持续开发，出外旅行已变得安全多了，似乎车船之祸只是偶发的例外。可另一方面，社会心理的吊诡之处却在于，也正由于充满奇遇的探险，早已让位给了平淡的定点航运，交通事故反成了最惯常的经验。只要还没有轮到自己头上，人们就会以平静而麻木的心态，甚至以精确而冷酷的概率，把不绝于耳的空难海难，统统视作享受交通便利的必付代价。现代人的这种反讽状态，可以从下述言行差距中略见一斑——尽管在跟汤因比的《对话》中，池田大作曾把汽车说成“奔跑的棺材”，但这却从未妨碍他驾此“凶器”四处奔走，更未阻止其同胞弄的“有路就有丰田车”。
那么试问：既然共处在这种无奈的语境下，为什么惟有泰坦尼克号事件，偏能在历经近百年的磨洗之后，仍然活跃于普遍的记忆之中，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呢？——难道仅仅因为那次灾难后果特别严重(或者受难者特别显赫)么？难道挑战者号没有刚刚当着全世界的面惨烈陨落么？难道美国财政部长没有刚刚乘着总统座机撞山身亡么？
由此就不难联想到：人们所以总在为泰坦尼克号嘘唏不已，也许是因为唯有这一回，他们的心灵无法受到统计概率的抚慰。——这艘由许多密封舱来重重保险的巨轮，几乎从其设计的一开始，就被彻底排除到了海难的可能性之外；而这样一来，整整一船对于“技术进步”的自吹自擂，便跟它刚一启锚便葬身海底的凄惨下场，构成了最富于戏剧效果最令人难忘的落差！人们不能不恨恨地一再磋叹：造船者实在是太狂傲自负了，不仅敢公开宣传这艘船“永不沉没”，还敢私下里当真不带够救生设施；驾船者也实在太有恃无恐了，不管其他船只如何从旁示警，仍敢无所顾忌地全速驶向险境；乘船者更是太偏信盲从了，一旦把命运信托给了某种许诺，就只愿一晌贪欢地陶醉其中，再不管舱外的环境是否已危如累卵……
毫无疑问，在我们身后的真实历史文本中，真正构成泰坦尼克号悲剧之核心冲突的，只能是这种曾经不可一世的“技术神话”，以及这群曾经以身相许的脆弱生灵。从而，这出悲剧之最具启示性的要点，也正在于它以惨痛的音调警醒着后人：在这个一味声称“知识就是力量”的技术社会中，现代人恐怕是太迷信自身的创化魔力、太把主体当成万物主宰了！讽刺的是，“泰坦尼克”(Titanic)这个名称，其希腊词根正是所谓“提坦”(Titan)，亦即人类根据自身形像幻想出来的巨人；由此就不难想像，不管有没有自觉意识到，当人们以此来命名自己的技术杰作时，其志得意满之情都曾那样地溢于言表，——这群“半人半神”的“万物灵长”，竟把自己吹胀得那样高大，简直已从“被造”变成了“造物”！
也只有作如是解，这出历史悲剧才有可能显出其本真的含义，才有可能从无可挽回的生命财产损失，转变成为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块血字的路碑，它理应向后来的行人昭示这样的警语：永远不要失去对自然造化和未知领域的敬畏之心，永远不要把科学的知性思维吹嘘成现代迷信，永远不要放纵人本主义所包蕴的浅陋乐观与僭妄；恰恰相反，时刻要以保留的态度来审视技术社会的成就，时刻要以理智的眼光来省察现有认识的局限，时刻要以审慎的疑虑来节制自己驾驭世界的雄心。——如若不然，还像过去那般一味让头脑发热，只顾自我感动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泰坦尼克号上的冤魂就白替后人牺牲了，就会从幽暗的海底朝我们日夜号哭！
只要能遵循正常的良知，上述解答便注定是情理中事。然而，一旦进入好莱坞的商业逻辑，就不得不沿另一条思路来考虑问题了。即使没有《记住当晚》或《冰海沉船》等作品问世在前，迫使《泰坦尼克》非要另辟蹊径不可，投资者也必得请编导者先算计清楚：会不会有空前众多的观众愿来重温这出悲剧，从而有把握收回空前数额的制作赌注？恐怕正是出于这种非关艺术的忧虑，他们才会在原本是“灾难片”的题材上，强行嫁接出“爱情片”的情节来，以便冲淡或转移那挥之不去的悲情。非但如此，摸透了市场行情的制片人还得进一步要求，必须再对故事枝蔓作“虽很合情却不合理”的修剪，——由于软心的好莱坞观众永远都在祈求“大团圆”，所以即使这次为了起码的可信度，不得不让男主角杰克破例死去，也必得让他先淡出得如诗如画，再让他闪回得如幻如梦，俨如一次万众欢腾的英雄凯旋，以便投合观众们顽冥不化的心理定势……
我完全能够体会到编剧者的这番苦心，甚至还愿意公平地承认，这故事编得相当精细和完整。不过，如果广告词楞要吹嘘说，它竟能跟《罗密欧和朱丽叶》同日而语，我仍觉得那是天大的亵渎！人家莎翁的剧情设计何等的出人意表、何等的具有艺术穿透力？——即使在一出喜剧作品中，他也要安排两位家有世仇的青年，以一见钟情的方式来不期然地酿就大祸，准此以绝对“超出常情”的极限对比，来凸显纯挚爱情之“超功利”的底蕴，且在无与伦比地展示了其间的美好之后，又不惜以男女主角的最终双双蒙难，来赎取人类普遍情感的“理性”和解。而相形之下，尽管在刻意模仿莎翁的笔法，甚至还同样抄来了“超功利”的恋爱背景，《泰坦尼克》的剧情仍编得那般机械和拙劣。在捞取票房价值的沉重压力下，它居然不去担忧作者太无想像力，反显得似乎生怕观众稍有想像力——为了让杰克和露丝爱得“合情合理”，它不光干干净净地剥夺了霍利的所有内在优点，还实实在在地最终剥夺了他的财产和生命，以免人们对原先的“门当户对”生出任何惋惜，感到有理由不赞成“第三者”的闯入！
只是在如此周密的编织之后，制片人才觉得可以放手运作市场，让观众来惊喜地“邂逅”这对“金童玉女”了。这也许不能算是成心的愚弄：既然大多数人花钱坐到银幕前，绝不是想要来感受心灵的震撼，更不是想来洞悉自身的局限，而只想从中获得最明确的暗示，好顾影自怜地“自我热爱”一番，那么好莱坞这家著名的造梦工厂，就必须满足这种浅陋的消费需求，向他们演示唯独伟大人类才配享有的千篇一律的爱情。——反吊托翁的那个著名句式，正所谓“不幸的情爱各有各的不幸，而幸福的爱情全都相似”，以致于不落俗套就显得难以确保甜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影院主顾的“追星族”们，实不过是像水仙花一样追求着自己的投影，而那帮享受着狂热崇拜的“明星”偶像，也无非是人们经过化妆整容的自画像而已。再借一个目前最令国有企业谈虎色变的术语：电影业一向是最可怜巴巴的和最赤裸裸的“买方市场”，而且越是高成本故而要求高回报的所谓“巨片”，就越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牺牲艺术的要求，——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然而从美学原则本身出发，如此媚俗惑众地胡编乱造，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依我看来，这部如此不惜重金想要“还原”泰坦尼克号的影片，在艺术水准上遭到的沉重报复依次在于：首先，一旦对该事件的原有主题进行了悄悄的偷换，整艘豪华巨轮也就随之仅仅成为某次爱情的发生舞台，甚至就连它的急剧下沉也只意味着对于热恋过程的无意催化；其次，由于男女主角站在前台抢走了全部的重头戏，芸芸众生的性命与下落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而顶多也只是他们增进情感的铺垫，不管最终能否获得运命的拯救，都只被用来陪衬主角间的相互牺牲；再次，既然全部悬念都被误导于那对“金玉良缘”，曾经如此“慈悲”和“不忍”的观众也就不觉失去了恻隐之心，只要杰克尚留在船头展示他的痴情，他们就忽略不计到底在海面漂着多少浮尸；复次，到头来事与愿违的是，这部据说在细节上精确得一丝不苟的影片，至多也只拍摄到了泰坦尼克号的“形似”，而不单未曾触及那次海难的真实意义，还使这个历史文本的自身结构也横遭破坏，大大消解了这出悲剧对于人类心灵的应有冲击……
此刻再来回想曾在结局中化狭小“私情”为宽广“泛爱”的莎翁剧作，其间的差距岂可以道里计之？
然而问题还远没有结束，——毋宁说，真正严重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实际上，上述作为常见俗套的小小噱头，尽管也许可以蒙骗少男少女于一时，却决难逃过大多数成熟观众的法眼。而《泰坦尼克》在几乎囊括所有次要奖项的同时，却惟独得不到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和最佳男女主角奖，也足以说明这类罐装的爱情片在好莱坞那里的真正地位。——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跟着再追问一声：这部影片到底何以造成了如此广泛的轰动效应？要不就再换个问法：在那些并非经常光顾影院的更具人生阅历的观众那里，真正导致《泰坦尼克》如此热销的主要“卖点”究竟何在？
既令人难堪又令人担忧的答案竟是，居然还在于对“技术神话”的一如既往的崇拜！不惜挥金如土来精心设计的特技效果，使人们欢欣鼓舞地发现：如果我们过去只有能力在造船厂里打造一条真船，那么我们现在就已“进步”到了这种程度，完全可以在摄影棚里原样复制一条假船，于是，《泰坦尼克》的真正观赏价值就在于：作为一项辉煌的技术成就，它具有足以使人闻之动容的视听效果，而如此逼真完美奢侈地复制了一次人类的毁灭。这才是一种在观众那里屡试不爽的“好莱坞传统”：制作的成本越高，就越容易引起好奇；技术的含量越高，就容易取悦感官；拍摄的难度越高，就越容易营造画面；甚至毁灭的场景越大，就越容易收到喝彩。正因为这样，那些大片才总要在上市伊始，先来夸耀一番自己的销金纪录，动辄就糟蹋过天文数字的巨额财富。毫无疑问，在这种病态的供求关系中，《泰坦尼克》确有骄人的业绩，也确有资格再次打破票房纪录，难怪不光杰克要在影片中忘情地呼喊，导演还要在获奖现场得意地重复——“我是世界之王”！
然而，冷眼旁观这种拜金主义的“艺术规则”，却又使人不能不慨然兴叹，影片《泰坦尼克》的拍摄和放映，本质说来实不过是生活中的这样一个事件：如此众多的世人又往海底抛洒了整整一座金矿，竟只为我们换取了一个令人瞠目的教训——他们根本就未从那次海难中汲取任何教训！说到这里，大家必须从思想上分辨清楚：冷静地意识到自身局限的“科学精神”，跟狂热地偏执以全知全能自诩的“科学主义”，是具有判然天壤之别的两码事；因此，人们越是如此不假思索地迷信着“技术进步”，就越是充分暴露出，他们的思想境界几曾有过寸进？正是在这种语境和意义上，《泰坦尼克》的银幕才真正象征了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正盲从着被我们自己创化出来的异在力量，在满布冰山与暗礁的洋面上不知漂向何方；我们正目眩神迷地被技术社会的魅力所感召，在技术官僚的允诺下把现代性的浅滩视作可以停靠的彼岸。恍然间不禁要问：我们确实置身于另一艘摇摇欲坠的泰坦尼克号上吗？我们确实在愚昧无知地复制着另一次人类毁灭吗？我们的教训非得留待再次猜想“史前核战争”的未来物种才能得到认真总结吗？……
这才是《泰坦尼克》最可怕的一面，它把如此众多的人类拉回了冰海上的甲板。
也正是上述惊诧，才使我不得不正襟危坐起来，以较为严肃的思想态度，来对付这部本不那么严肃的影片。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觉得电影的历程比较短浅，不值得比照着戏剧经典来进行评判，否则任何影片都将承受不起。然则即使后退一步，不再那么“言必称莎翁”，而仅从电影较为浮薄的传统出发，我们仍不难弄清和确信——跟追求短期效应的市场法则完全不同，艺术作品之内在和永恒的美学价值，都从未仅仅取决于投资数量的多寡。尽管相比起其他任何艺术门类来，电影生产都更像是“资本流动”的某种特殊形式，但只需回顾一下多年前公映过的《卡桑德拉大桥》，人们仍不难恍然大悟，其实用不着如此恶性地耗费资源，就足以借蒙太奇的手段来展开艺术追求。——不过由此一来，就出现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困扰：如果人们还能记住那部法、意合拍的优秀影片，还能回想起张伯伦大夫在剧中的那番荒诞经历，他们怎么还能欣赏好莱坞那种永远得胜的星际大战，怎么还能忍受好菜坞那种卡通片式的俗套乐观？
也许有人觉得无关宏旨，认为大家在忙碌一天过后，总要消费个把故事放松神经，犯不上跟这类解闷的玩意较真。然则即使再退一步，不光把精神头对准严肃的艺术探索，也在倦怠时借“大人童话”寻点儿开心，我们也理应保持足够的警惕——作为消费时代娱乐行业的典型代表，好莱坞的模式仅仅原产于地球村的某个角落，充其量只算是人类多元文化的某一种样态，而绝非艺术发展的唯一方向和普遍潮流；便连美国知识界也在为它的锋头太劲而忧心仲仲，生怕人类的精神世界就此被彻底“麦当劳化”，而丧失了相互解毒的制衡因素和超越条件。因此，既然《泰坦尼克》拜各类促销之赐，已把我们弄得举国上下神魂颠倒，就必须明确无误地泼出一瓢凉水：这部影片与其说是艺术作品，倒不如说是商业产品——而且是从你们身上大赚了一票的商业产品；所以，你们与其从片中领悟莫须有的“思想性”，倒不如从中寻找精明的生意经！
也许有人只感到无可奈何，发现消费文化已呈席卷全球之势，以致于就连在《卡桑德拉大桥》的故乡，大多数观众也只冲着《泰坦尼克》的面子才回到影院。然则即使再退一万步，承认美国的电影工业一时难以抵挡，已成为仅次于其航空业的主要“国家竞争优势”，我们仍应念及事情的另一侧面——欧洲的知识界从未对此袖手坐观，他们面对这种艺术品味的普遍下降，至少还能发出持续的惊呼和进行不懈的搏斗，致使能否对好莱坞俗套保持心理的距离，仍可以作为具有起码文化教养的标志。所以相形之下最为耻辱的是，尽管中国受消费文化的冲击目下已较欧洲更甚，可我们的知识界却远未有相应的危机感，以致于除了媒体上纷至沓来愚不可及的免费广告之外，真正由进口大片引起的种种紧迫话题，竟迄未进入严肃学者的所谓“正业”。出于这种雪耻的心理，真希望本文对《泰坦尼克》的案例分析，能稍稍有助于思考盲点的破除和问题意识的更新——无论如何，如果大家辛辛苦苦获得的学识，总这样于当代日常生活丝毫无补，那么我们就休要谈别的了，连自身的思想尊严也维护不住！
短长书
刘东
做书人的胆量
“柏拉图写过一部《理想的幻灭》吗？”
“怎么可能呢？”
“孟德斯鸠写过一部《法的衰亡》吗？”
“当然没有。”
“休谟有部著作叫《人性的断裂》吗？”
我已经不想回答了，朋友笑眯眯地从身后拿出一本书来。那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的拿来主义丛书之一，白色的封面上印有五个金字“人性的断裂”，书名右下方有“[英]休谟著 冯援译”的字样。
真是奇了。不急，先打开书看一看。正文目录前有一篇八页长的“休谟自传”，在第三页，休谟写道：“我一向总认为，我的《人性论》的第一版之所以遭到失败，多半是由于叙述的不当，而不完全是由于意见的不妥；而且我之仓促付印，乃是一件最鲁莽的事。因此，我就把那部书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写，写出《人性的断裂》来。这部新书是我在杜林时出版的。”
休谟根据《人性论》第一部分改写的著作明明是《人类理解研究》，怎么变成《人性的断裂》了？幸好手头牛津大学一九六三年出的休谟《文集》(Essays)收有那篇自传，不妨查核一下原文。没错，英文书名是ln-quiry concering Human Understanding。此事蹊跷，译者冯援先生更改书名必有深意。
那么再来检查一下书的内容。从目录上看《人性的断裂》共二十一章，前十二章恰恰是《人类理解研究》的全部，第十三章(“论爱与恨的对象”)至第十九章(“论性爱或两性间的爱”)是《人性论》第二部分“论情感”第二章“论爱与恨”的第一节、第六节至第十一节，而第二十章“论许诺的约束力”和第二十一章“论仁善与慈善”分别是《人性论》的第三部分“道德学”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三节。
商务印书馆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八○年就出了《人类理解研究》和《人性论》的中文本，译者都是关文运先生(《人性论》译文经郑之骧先生校读)。《人性的断裂》的译文全部抄自上述两书，不过做书人也有他在标点和文字上的贡献。例如他将《人类理解研究》第六章“可然性”( probability)改为“必然性”，并作一注：“有的译本译作‘可然性’。这一生造的词汇比较完整的[地]表达了原文的意义，……为照顾到我国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兹译为‘必然性’。”冯援先生做《人性的断裂》一书几乎不费功夫，在他为“ probability”的译法费功夫的时候他却不幸暴露了自己的致命伤——不懂英文。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第七章和第八章还论及“必然”(necessity，也可译作“必然性”)的概念。把“可然性”改窜为“必然性”后，probability和necessity的含义不是两相混淆了吗？
商务的《人类理解研究》也附有“休谟自传”。关文运先生翻译这篇短文的时间大概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甚至更早)，当时一些专有名词还没有固定译法。统治过英国的两个王室都铎(Tudor)和斯图亚特(Stuart)被译作“屠陶”和“斯屠渥特”，意大利城市都灵(Turin)被译作“杜林”，这些不合当今习惯的译法全部为冯援先生所“采纳”。休谟在自传里提及他外公“Sir David Falconer”，关文运先生译作“发尔康诺爵士”。其实此处名字“戴维”是不能省的，因为照英国习惯，“爵士”这称号可用于名字或姓名之前，不能用于姓氏之前。对这错译冯援先生照搬不误，只是把“发”改为“法”。一般而言，以剽窃为生的做书人要“发”不顾“法”，莫非是立贞节牌坊的冲动在暗中作怪？
好像不是。冯援先生无意掩饰自己的丑行，他还颇为得意。“冯援”者，“逢原”也。《中国成语大辞典》对“左右逢原”的释义是“做学问功夫到家，则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冯援先生凭自己对目前中国图书市场上“卖点”的敏感性还可以做出“挑战人性”、“人性的超越”和“人性大观”之类的书名来，作者当然都是休谟。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成为冯援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也是不足为怪的，君不见如今盗贼在光天化日下作案就像在自己家里放屁一样全无顾忌。
神龙见首不见尾。冯援先生毕竟要比大街上的作恶者或郊区棚屋里制假卖假的奸商高明许多。休谟一直以为自己“和平而能自制”，但是他若见到随意拼凑、肢解他哲学著作的“神龙”，相信他会像传说中的圣徒那样博而杀之。当然，受《人性的断裂》一书伤害的，远不止休谟、关文运先生和商务印书馆。
听说光明日报出版社的拿来主义丛书在图书界还颇有名气。“拿来主义”一说漏洞很多，原来不曾想到，它还可以是偷儿的信条。
短长书
陆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