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会发问，究竟为什么中国的皇朝与外国的君主必须构造出或者处身于这样一种煞费苦心的象征主义？费正清在其开创性的《朝贡贸易和中西关系》(《远东季刊》))一文中指出进贡“有些似是而非”，从而开始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一方面，外国权势者奉上的贡品其价值对于中国皇室的宝库来说，可谓贡献甚微；而另一方面，中国朝廷回赠给外国使节的物品的价值至少匹配于甚至超过进贡礼品的价值。那么，中国朝廷从这一显然并不平等的经济贸易中，究竟得到了什么？按照费正清的观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皇帝乃是奉天承运、一统人寰的，那么，这一朝朝、一代代的动机便昭然若揭。正如他指出的，“如果其他人种并不承认他的威权，那么他对中国本身会俯首帖耳的期望又能保持多久呢？朝贡在治理中国的过程中，具有威信方面的价值，而威信是践行统治时至关重要的工具”。因此，外国统治者供奉的贡品，便行之有效地为该王朝积蓄着维系其统治权时必不可少的威信。对于外国统治者而言，他们乐于参与这一活动，因为他们垂涎于中国朝廷回赠的价值可观的皇室用品，还有同中国的其它物品(譬如茶叶和丝绸)开展贸易往来的机遇。就此意义而言，正如费正清后来精心阐述的，在中国历史上朝贡体制得以长久维系的原因，便在于该体制已然成为贸易往来的一个“巧妙的工具”。
费正清的论述中还有一个潜藏的要点，即，费氏的研究似乎受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深远影响，那一领域便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于历史悠久的帝国，尤其是对于罗马帝国的研究。本世纪三十年代，致力于古代史的历史学家似乎认识到，进贡乃是表示政治臣服的一种古老的方式，而且是充实国库的一种武断的方式。世易时移，进贡逐渐让位于对主权的新界定，而且让位于讲求公正的资本主义渐益增长的经济理性中体现的规则征税。紧随经济理性之发展进程的，是法律理性的成长。此处，法律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它在一个有疆界的实体(譬如民族)之内保护经济活动的领地，而且在民族、社会和文化之内并在其间确立行为的准则。
由于朝贡体制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在中国发生。实际上，当外在挑战一概付之阕如的情况下，法律行为和经济行为从来不曾与文化相脱离。在对外关系领域，进贡体制作为文化的表达形式，将“外交”与“贸易”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对“中国文化”而言，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外交，而且还因为在“士农工商”的等级中，“商”的价值低于“农”。其结果是，一个“中国中心的和闭关自守的”中国发展了一套壁垒森严的文化主义，对抗着更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而且在对付十九世纪打到中国大门前面的西方列强时，仓促上阵，准备不足。
费正清进一步指出，恰恰是这种在文化上明确建立起来的形式僵硬的体制，构成了英国外使马戛尔尼(Macartney)莅临中国时必须直面的东西。马戛尔尼试图冲决朝贡体制的文化壁垒时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使团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与西方进行更广泛的交往，也解释了为什么中西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充满了矛盾与冲突。
对于这种诠释，还有很多话可以说。首先，费正清的著作与欧美早期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论述有所不同，它不但直接援引汉语的原始材料而且是在与中国学者(特别是他研究进贡体制这一问题的合作者邓嗣禹，以及蒋廷黼等现代历史学家)的对话之中写就的。其次，费正清对于文化因素的关注，与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其它学术研究领域的进步倾向相吻合。在十九世纪，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一系列学科使用着人类发展的理论，该理论根据人的肤色、颅骨的大小以及其它生理特征进行一种激进的等级划分，来组织排列不同的民族。于是，不同的社会是在高等以及劣等的种族特性的基础上，予以分类和评判的。此外，不仅仅存在着关于不同人种的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的思想理论，而且正如近期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的，科学化的种族主义是刺激并且使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当化的核心要素。
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科学化的种族主义，特别是当它在德国并在欧洲其它国家以如此恶毒的形式表现出来时，遭受了严厉的批判。一种新的人类学摒弃了种族类型学，主张在生理上以及生物学的意义上，人种并不像在种族上那样有所不同。它也使文化得以相对比，认为文化没有高等与劣等之说，而是处于一个相当宽广的变化范围之内，人类将其自身的文明共同放置在不同的时空之中，并且每一种文明都应按照其自身的方式来欣赏。我相信，费正清在他对于中国进贡体制的讨论当中，运用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观。其积极效果是，它削弱了以前从事中西关系研究的历史学家在种族基础上作出的分析。
可是与此同时，费正清也倾向于将文化视为巨大的时间间隔之内单一的固定的形式。此外，他还有意视之为十九世纪吞没大清帝国的那些灾难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文化主义被置于与西方的现代性相抗争的地位，而且恰恰是由于这种文化主义僵硬的特点，它无法创造性地回应西方。于是，在某一方面曾经解释了中华文明经久不衰之生命力的层面，在另一方面却又成为防止中国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发生变革的主要障碍。费正清的追随者们认为，那些被自身的文化优越感所鼓舞的中国官员，很容易陷入幻觉之中，他们从来不曾理解或是直面中国在十九世纪所遭遇的真正挑战。
虽然这种诠释自有其重要性，但它在冷战期间却别有意味。在美国，费正清的文化主义研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所作出的解释：它也提供了切中肯綮的论点，替代了中国本土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事的分析，正是这种分析，被为数众多的美国知识分子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因而也就是不“客观的”历史。冲突发生的原因并不在于西方扩张性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任何内在的特点，而是在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不可避免的冲撞，或是文化误读可想而知的后果。就在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剥削的地方，费正清的追随者们，特别是喜欢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极为顽固的那些学者们，会极力辩解，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不带着问题经历现代性的转型期。而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看到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地方，费正清式的学者会认为，只要中国向西方“门户开放”，那么，十九世纪的灾难就可能不会发生。因此，晚清皇朝不但必须承担其自身走向崩溃的责任，而且也得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对华政策负责。
时至本世纪七十年代，费正清朝贡体制的模式及其所激发的传统—现代性的划分，成为许多得以实行而且获得赞助的研究规划的组织原则。而且，即使有一些美国学者终于开始质疑进贡体制模式的方方面面，可是，极少有人对费正清关于文化与历史之关系的解释表示异议。对于中西冲突的文化主义探讨，直到今天仍旧是不可撼动的正统，为解释鸦片战争以还的中国现代史提供着行之有效的出发点。
然而，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越战的反应，却暂时搅扰了这一共识。沿着那些处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层面的中国史家的足迹，一部分学者开始质疑费正清的研究方法。他们以一种比从前在欧美世界曾经尝试过的远为详瞻的方式，试图理解并探讨中国内在的动力，特别是十五世纪以来的历史。正如柯文(P.Cohen)借助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所表明的，当新的社会史与史坚雅(G.W.Skinner)的“中心地带”理论提出的方法相结合时，它便完全转变了欧美对于中国革命之前的历史所具有的理解。中国不再被视为停滞不动的而且闭关自守的，反而被看作在许多层面都充盈着活力与变化。然而，当对于中国历史内在动力的关注成为资助项目与研究规划的焦点时，正如费正清的弟子威尔斯(J.Wills)指出的，中西关系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潭死水。
不过，尽管美国和欧洲的中西关系研究所处的边缘状态已然至此，但它也从来不曾销声匿迹。近年间，它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学之外，苏联的解体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它还允许研究者回归到以往由于冷战期间达成的共识而被长期规避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学术界，当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全都开始批判早期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中的经济决定论思想时，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研究又卷土重来。紧随这一发展之后的，是劳工研究中的转向，即从对工人阶级的分析转向对工作史的分析。前英法帝国的知识分子与它们的美欧同仁之间富有成效的相互影响，又进一步刺激了诸如此类的学术兴趣。
八十年代，有关西方帝国主义的文献渐益卷帙浩繁起来。大部分此类著作并未赋予经济原因以特权地位，而是把经济之维放置在殖民规划的诸多层面之中予以讨论。对于殖民主义机构建制的详尽研究现在已经出现；类似的研究还波及到建筑与城市发展，档案保管与人口普查，人口控制与家庭成分，性与性别，医药与公众健康，交往与交通网络，军事组织与技术，教育，娱乐与旅游，趣味(包括对食品、家具和服装的研究)，以及有关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的问题(包括对大学、博物馆以及国际博览会等诸如此类的场所的研究)。这些研究以不可阻挡之势，宣称殖民主义不是一个单行线，而是双向流动的影响。不单单殖民地转变了，而且欧洲宗主国的中心地带也发生了变化，这说明固定的历史阶段观点，以及历史发展的全球轨迹等等都需要修正和扬弃。
殖民研究所关注的这一类题目，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特别切题，尤其是通商口岸、传教士的活动以及在不平等条约下产生的新机构等方面。它们也有助于通过把欧洲帝国在亚非其他部分的建制联系到他们在中国的帝国规划上面，从而打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些研究还宣称，当各宗主国通过技术革新而逐渐成长，并且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的时候，各种政策和策略都会随时间而转变；这些革新转而又会对中国施加影响。殖民研究还鼓励学者们不必太关注民族国家，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宗主国身上；其方法是跨越地区研究中所包含的通常意义上的学科界限和区域划分。这样一种强调主要考虑的是宗主国的需要，以及为了维系宗主国的扩张而必不可少的资源与策略。
我觉得这些研究非常有趣，并把这些研究看作重新思考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资源所在。作为一个出发点，我已经避免了传统与现代性这一通常的划分，转而提倡把英国与大清帝国自一七九三年以来的冲突，视为两个扩张着的帝国之间的冲突，每一个帝国都有其自身的策略和关注，而且每一个都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建构着他们自己的主权。
在处理大清帝国的问题时，我从这一事实开始，即，清朝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对外政策并不是由汉儒官员制定的，而是由满族的当政者确立的。满族人并未满足于攻克了中国，而是继续征服非汉族的人口，并且将自身的疆界拓展到远远超越了中华帝国曾经拥有的历史边界。在一个经久不衰持续到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进程中，蒙古、青海、新疆、今日哈萨克地区的一部分，以及西藏，都被添加到大清帝国的版图上，而且形形色色的殖民化方式紧随其后。当英国第一个使节于一七九三年莅临中国的时候，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满族人，正值东亚历史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最为富裕，而且族群最为多样化的大帝国时代。因此，当我们论及清朝的对外关系时，我们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关于对外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定的“中国人”。更为复杂的事情是，当我们从清朝皇权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时，中国本身，就像内亚和中亚一样，对满族人而言，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对外政策”的问题。
满族当权者为了对付他们周围各式各样的政治强权，他们把世界想象为由许多权势人物和强有力的首领组成的，而满族皇帝则“乾纲独揽”，“联衷独断”，为自己寻找一个凌驾于其他所有君主之上的最高君主的地位。倘若思考一下乾隆皇帝的若干庙号与称号，譬如“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他的称号大概可以更加提示性地转写为“至主”、“王中王”，那么我们便能发现这样一种关怀是何等明显。乾隆同样是中国的天子，成吉思汉威权的继承者，以及金朝、元朝的后继者，因此是可汗中的可汗。他也是转轮王，而且是满族的阿育王；是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台湾、云南、越南、缅甸、准噶尔和廓尔喀的平定者；是文殊菩萨转世；是满族皇室爱新觉罗谱系的圣主。
这些称号提供了一些切人点，使我们注意到大清帝国和满洲帝制的性质。清帝国的领土是多民族的，多族群的，也是多语言的，它涵盖了有明一代的方方面面，而且远远不止于此。顺治皇帝以来的军事战役不仅平定了中国，而且将满族的疆土向北和西拓展到沙皇俄国的边界，向南拓展到喜马拉雅山脉。中亚的可汗统治地，佛教徒与穆斯林，疏疏落落分散于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直到叶尔羌河与喀什地区，他们在雍正统治时期全都被征募来为这些战争服役。正如乾隆时期有关十大战役的记载(《十全记》)指出的，由于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打败了准噶尔人，满清对中亚最终的“平定”得以功德圆满；也由于成功地击退一七九○至一七九一年廓尔喀人的入侵，满族人在西藏的地位也得以巩固。
诚然，局势如此，方能使乾隆皇帝认为满清帝国已然足够安全与稳定，可以重新组织西藏“黄”教的一系列活动了；在其御笔亲题、镌刻在北京雍和宫碑石上的《喇嘛说》一文里，乾隆皇帝发号施令，从此以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遴选，必须由清朝在拉萨的驻藏大臣所监督的金瓶掣签法来决定。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乾隆的陈述被用来削减西藏贵族在以后的影响力，并确保蒙古与西藏喇嘛的一切往来，必须由清朝政府从中予以斡旋。
乾隆对于西藏喇嘛遴选过程的介入，不过是满族当权者维系其在清朝多元政治建制中的无上地位时，采用的种种策略的一个例证。由于清朝权势者在庞大帝国之内的少数民族地位，他们发展了形形色色的手段，用来保证各种异端势力无法缔结成联盟，也就无法向爱新觉罗皇族的霸权地位及其在东亚、内亚、中亚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地位进行挑战。这些策略主要包括三种考虑。第一，他们试图慑服任何潜在的反对者，不允许任何人对抗清朝在内亚和中亚的霸主地位，而只能缔结承认满清霸主地位的各种联盟。就此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没有任何位蒙古的可汗能在其本人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建立一种亲善的联系，并使用这种联系聚众而成蒙古的可汗统治地。第二，满清试图平定而且控制中国的多元化人口，其方法之一乃是审慎使用特权和惩罚，从而压制汉族的精英人士，特别是江南绅衿。第三，他们在满清帝国太平洋沿岸地区假定了一种防御的位置，既可用来管理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与东南亚诸国的海外华人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又可控制他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从康熙到嘉庆，清朝当权者似乎已然能够灵活地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满清过分展开的拓疆辟土的武功，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帝国的强权造成的日渐增长的压力，以及中华本土和满清帝国其他区域的叛乱之举，这三者的相辅相成，似已成为导致满清联盟走向倾覆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此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领土上，满清帝国并没有完全消失；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只有少数例外，仍旧是以满清的命名方式界定着自己的边陲。
思考满清帝国的种种需要，也为探讨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的帝国主义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与满清帝国有些相似的大英帝国的情形里，大英帝国在拓疆辟土之际，也权衡着多种多样的主权观念。此类观念中有一种是众所周知的，这便是欧洲十七世纪以降发展起来的主权观念，它把民族国家作为自身的组织原则。此处，主权被理解为具有统一的、疆界分明的、而且在组成了民族国家的领导上平等传播的特点。它也取决于这样一种思想，即类似建构起来的政治结构彼此承认在对外关系的领域是相互平等的，并且这种承认本身就是有关独立的一个符号，还是对于主权平等的肯定。英国人将这样一种主权观念持续不断地应用到与满清朝廷的交往之中，而关于这一观念的分歧，长久以来被视为冲突的主要根源。
但是，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列强从来不曾在他们缔造的帝国之内真正践行这一思想，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诚然，如果我们关注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情形好像是这样的，许许多多新的行政的、经济的以及技术的形式，被同时引入到印度，譬如，英帝国采用的政治形式，倒是与满清的统治权更有相通之处，反而与欧洲的民族国家拥有的统治权不甚相同。举例说来，英国便吸收印度本土的当权者作为稍次一等的贵族，封给他们维多利亚女皇治下新贵族的头衔。而且与满清类似的是，他们也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转交给当地的统治者，与此同时保持着对其行动的监督。在印度的其它地方，英国的统治则更为直接，牵涉到对于新的行政机构的覆盖。同满清帝国同样类似的是，英帝国也招募了多族群的大军，去平定和守卫其各个地区的其他人口。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这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在一八六○年和一九○○年，主要是来自印度的英国和印度的混合军团，被部署到中国境内。
在大英帝国内部，基于平等思想的主权与基于等级制原则的主权这二者之间的基本冲突，促使我认为，这一冲突对于理解英国在中国所采用的相互抵牾的政策，是举足轻重的——比方说，当英国的要求与军事强权削弱了满清的权威时，英国有时候迫使清政府将其对外关系欧洲化，但在其它时候，却又试图支持清朝的当权者。清朝当权者被迫使着必须处理的，恰恰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姿态，而与此同时，满族先皇设计的谨小慎微的联盟又变得支离破碎。
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里面明显的矛盾姿态也还表明，重新思考费正清在贸易和外交之间作出的区分，是不无价值的。正如上文指出的，费正清认为二者之间的明确区分从来不曾在中国出现。这可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哪怕是对于十八世纪后期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关于“民族法”的文献进行一点点粗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欧洲也不一定有这样一种僵硬而且草率的划分。贸易和外交在这些文献中不但紧密相联，而且对于二者的界定也共享着一系列关于交流、协商以及书面协议的假设。实际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便突出了贸易和外交之间的重叠现象，这些活动表明，即使欧洲人有从外交中分离出来的贸易，这些困难仍旧存在，而且当东印度公司被取缔之际，这些困难也不会完全消失。
从这些诠释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清朝统治者面临的问题，与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我们也很难把欧洲人加到清朝人身上的混杂的信息区分出来。然而，与满清官员不同的是，我们的问题还包括作为后来者提供的诠释，正是这些诠释，不可避免地调解着我们与上一世纪历史记载之间的关系。这些诠释中很大一部分，把更适合于当前而不是适合于过去的分析范畴，换置到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帝国中去，从而把对于当代民族国家的关注放到十九世纪当中。在中国，这样一种“现代主义”(presentism)通过中国民族主义的宽泛话语而反映出来，在北美和欧洲，这种倾向则体现在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法律、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范畴。我们无法规避这些历史事件以及诠释的模式；这既是中西关系史的一部分，同样也是十九世纪的事件。然而，通过理解诠释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避免冷战期间中国和欧美在理解过去时，所存在的一种两极分化。 (宋伟杰 译)
何伟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