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的家庭，从小就受着良好的文学熏陶，写得一手好诗。后来移居北京，“以诗有名京师”，但性格耿直高傲，常常“白眼踞坐，指摘古今”。师友又多是明亡以后不出仕的名士。所以洪昇一直找不到一官半职，在北京做了二十多年的国子监生。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伶工们在佟皇后丧期内为他专场演出《长生殿》，被削籍回家。晚年抑郁无聊，纵情山水，在浙江吴兴落水而死。
　　洪昇一生写过许多诗，传世的诗集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他写过十多个剧本，流传下来的只有《长生殿》和杂剧《四婵娟》，他在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还是由他的剧作赢得的。
　　《长生殿》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了唐明皇他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关于李、杨的故事，安史之乱以后，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唐代就出现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那样影响深远的作品。这些作品把李、杨的爱情悲剧和安史之乱联系起来描写，批评唐明皇荒淫误国，有一定积极意义。《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是当时的进步诗人，他本身在爱情上有过痛苦的经历，在描写李、杨的宫廷生活时，就把他“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见白居易《潜别离》诗）的痛苦经历和“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水，枝枝连理生”（见白居易《长相思》诗）的进步爱情理想，溶注进去，歌颂了李、杨爱情的生死不渝，这就形成了作品主题本身的矛盾。宋代的《乐史》，又根据《长恨歌传》和《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开元天宝通事》等笔记材料，写成《杨太真外传》。这篇传记给后来的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元代以它为题材的杂剧有：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岳伯川的《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庾天锡的《杨太真霓裳怨》、《杨太真华清宫》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梧桐雨》一种。《梧桐雨》基本承袭《长恨歌》的主题，写了李隆基的荒淫误国，又写了他对杨玉环生死不渝的爱情。对唐明皇内心活动的描写非常细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他又根据唐宋以来笔记小说的传说，写杨玉环私通安禄山，招致了安禄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后果，这显然出于封建文人“女色亡国论”的偏见。明人吴世美《惊鸿记》过多地铺写梅妃故事，又夹入他泌辅萧宗中兴事，剧本内容庞杂，主题也不够鲜明。洪昇“荟萃唐人诸说部事及李、杜、元、白、温、李数家诗句，又刺取古今剧中繁而色段以润之”，经过“十余年三易其稿”的辛勤劳动，把“旧霓裳，新翻弄”，写出了轰动剧坛的《长生殿》。
　　《长生殿》是一个抒情味很浓的悲剧。它既是爱情的悲剧，又是政治的悲剧。唐明皇原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但久安思逸，寄情声色，弛了朝纲，引起权奸搆衅，藩将叛乱，坏了江山，使生民涂炭。自身也落得爱妃殒身，皇冠落地，在凄苦悲凉中渡过晚年。作者巧妙地把爱情故事和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描写，既写他们沉迷奢侈的爱情生活给政治带来的悲剧的后果，又写他们政治上的松弛、失误促成他们的爱情悲剧，彼此纠缠，互为因果。
　　“三千宫女如花貌，那个春来无泪痕”，封建皇帝的宫廷，向来就是宫女们的牢狱，包括那些失宠的妃嫔在内。只有其中个别天生丽质、又擅长各种技艺的妃子，有可能暂时得到皇帝的专宠，过着一段称心如意的生活，他们的后果也都是不堪设想的。我国历史上所艳传的赵飞燕、杨玉环就是这种人。一个是封建宝塔尖端的皇帝，一个是倾国倾城的女子，他们的结合当然要引起人们的羡慕，包括白居易、洪昇这样进步的诗人、作家在内。洪昇说李、杨的爱情是帝王家少有的，因此要为他们写一曲爱情的颂歌。
　　历史从中唐发展到清初，好几个王朝，封建经济内部逐渐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上层建筑，伴随着动摇封建伦理道德的个性解放思想，在一夫一妻制的封建家庭里也在滋长着接近于现代个人性爱的恋爱观。洪昇在《长生殿》的“传概”里说：“今古情场，有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这种生死不渝、真心到底的男女爱情，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它不可能在李、杨的宫廷生活里出现，因此洪昇也只能借用《太真外传》的历史故事来表现他的爱情理想。
　　作为大唐的皇帝，李隆基对杨玉环表示的爱情，一方面是尽可能满足她的奢侈享受，如曲江游赏、华清赐浴，从四川、南海给她取来鲜荔枝等，另一方面是满足她的权位欲望，包括杨国忠的拜相与三夫人的受封在内。这不仅引起宫廷内外各派势力的斗争，同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封建王朝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处在贵妃的地位，杨玉环为了争取李隆基的宠爱，就必然要凭借她的聪明、才艺，投其所好，使他倦于朝政。这样，当他们在酣歌曼舞之中两心越贴越近时，就在政治上种下祸根，在爱情上也酿成悲剧。洪昇在《长生殿自序》里说：“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这就是洪昇从李、杨爱情故事里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
　　怎样解释在李、杨这样“逞侈心而穷人欲”的帝妃之间却会出现“真心到底”、“生死不渝”的爱情呢？作者认为他们都是天仙下凡的人物，天生有这种真心相爱的情根，因此在尘俗的泥潭里翻了几个筋壮举之后，还会回到天上去，在另一个内无宫嫔争宠、外无奸臣弄权的真空世界里发展这种美好的爱情。还有，作者认为他们在爱情上所遇到的挫折、失败是痛苦的，但他们在失败之后，将会接受痛苦的教训，忏悔自己的错误，洗清身上的污泥，这就是作者说的“败而能悔”。今天看来，未免荒唐可笑，但洪昇确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写的。这使《长生殿》中不少场次，尤其是下半部，在描写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时，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作者在当时所可能有的进步的恋爱观，跟上半部描写李、杨宫廷生活的现实主义描绘互相辉映，达到当时传奇创作的最高水平。前人说，《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从容不迫洪昇借李、杨故事所表现的进步的恋爱观和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看，可以看到他和《牡丹亭》作者的前后继承关系。
　　从政治上带来的严重后果看，洪昇批判了李、杨的宫廷生活；从生死不渝的爱情看，洪昇又肯定了李、杨的败而能悔，连带也美化了他们在宫廷生活中的某些表现（如在音乐上有共同的爱好，在患难中能互相体贴），这就带来了主题思想的复杂性。还有一层，作者在描写安史之乱的事件时，始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叛逆的安禄山和误国的杨国忠，以及那些无耻的降官们。作者还通过“侦报”、“献饭”、“骂贼”、“收京”等出戏，颂扬了郭从谨、雷海青、郭子仪等爱国人物。作者对剧中人物所表现的爱憎态度，不管他是否明确地意识到，在当时条件下，读者、观众就会从字里行间、清歌妙舞中隐约受到它所流露的民族意识。
　　明末清初是我国传奇戏创作和演出最盛的时期。洪昇由于熟习舞台、精通音律，所以他写的《长生殿》在艺术上既有精雕细琢的现实主义描绘，又有天上人间的浪漫主义幻想，这又带来前半部和后半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撰和反复的加工，这两部分都基本得到了统一，这在我国戏曲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这样，它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人梁廷柟在《曲话》中说：“《长生殿》至今，百余年来，歌场舞榭，流播如新”。还称赞洪昇“以绝好题目，做绝好文章，学人、才人，一齐俯首。”
　　这部书原本的眉批，出于作者好友吴舒凫之手。吴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又真正懂得戏曲创作的窍门，他的评语我们认为精彩者大都保留下来。本书采用徐朔方一九五六年的校注本，校正其中个别的标点和误字，为统一体例，删去所有序言及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