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丘的六十四代孙。他早年避乱石门山中，从族兄孔方训那里听到李香君血溅诗扇的故事，以及南明王朝的兴亡，就曾想利用这些素材来写戏。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南巡江南，回京时经过曲阜，孔尚任被召到御前讲经，得到康熙的褒奖，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累迁户部主事、工部员外郎之职。在这期间，他曾奉命到江南参与治水，和那里的明朝遗老诗酒唱和，游览了南京、扬州一带名胜古迹，搜集了不少有关南朝的史料，这些不仅促使他思想感情的变化，也为他要官一部记录南明兴亡的历史积累了素材。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的《桃花扇》传奇写成了，上演后影响很大，有些明朝的故臣遗老，从剧中的人物、场面中重新勾起了亡国之痛。这当然要引起康熙及其左右的不满。不出半年，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罢职回家。除《桃花扇》外，孔尚任还和顾采合写了《小忽雷》传奇，也是一个揭露权奸误国的戏。他的诗文有《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近人辑为《孔尚任诗文集》。
　　《桃花扇》初刻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此后，尚有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本书采用了保存在兰雪堂本上的若干评语。解放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著的校注本，这里就是采用的这个本子。为统一体例，删去了原注。
　　《桃花扇》是描写南明兴亡的历史悲剧。作者是忠实于史实的，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锺情，宾客解嘲，虽秒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孔尚任搜集史料、构思创作前后达十余年，并且三易其稿，可见其创作态度之严肃。但作者又并不为史实所囿，而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加以认真的组织、安排、集中、穿插，以适合于当时舞台演出的要求，使人们从这些栩实如生的舞台艺术形象中接受记忆犹新的历史教训，达到他在《桃花扇小引》中所揭示的“不独使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目的。
　　“桃花扇底送南朝”，从《桃花扇》的故事内容看，是通过李香君、侯方域两个情侣的悲欢离合，反映南明一代的兴亡。然而作者的创作意图比之剧本所直接表达的思想要深远的多，这就是作者所自白的，要通过这个戏，回答明代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的问题。
　　经历两百多年统治的明王朝，问题成堆，危机四起，政治上经济上都面临崩溃的局面。当时王朝的当权派，从魏忠贤的阉党到南明的马士英、阮大铖，都只知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少数文武官员如史可法、左良玉等，在野文士如侯方域、陈定生等，由于他们本身存在弱点，不可能采取有效的策略，内除阉党，外抗清兵，挽回危局，这样，他们对马、阮的斗争，对清兵的抵抗，就只能以悲剧告终。
　　通过一本戏反映南明的兴亡，回答明代三百年历史提出的问题，这在前此的戏剧创作里是没有出现过的。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作者倾其全力写秦淮歌妓李香君，演出了“却奁”、“守楼”、“骂筵”等一出出光采照人的好戏。她的见识、品格都在复社名士侯方域之上。给李香君、侯方域作陪衬的民间艺人苏昆生、柳敬亭，他们的义气、胆识也非南明王朝的文武官员可比。很明显，这是作者民主思想倾向的表现，也是明中叶后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兴市民阶层的成长在戏曲创作中的反映。
　　我国戏曲创作从金、元杂剧发展到明、清传奇，在剧本创作与舞台表演上，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已逐步总结出相当完整的理论。这使孔尚任有可能借鉴前人丰富的创作成就，利用前人的理论成果，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写出一本与洪昇《长生殿》南北齐名的历史悲剧，从他的《桃花扇凡例》和各出戏的眉批、总批看，他对剧本的结构、情节、人物、曲白分工都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甚至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说，这个字为什么这样用，有时也明白指出，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古曲戏曲创作的理论又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因此在我们的批点本里大部分都被保留下来。
　　《桃花扇》写的反面人物马士英、阮大铖，也是比较成功的。可贵的是，作者既掌握了他们共同的反动本质，又刻划出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没有把反面人物的描写简单化、脸谱化。
　　对于《桃花扇》的悲剧结局，历来有不同的处理。顾采改编的《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圝，以快观者之目”，对此，孔尚任并不赞成。近世将《桃花扇》改为话剧或地方戏曲者颇多，其中以欧阳予倩改编的话剧影响较大。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作者为了发扬民族气节，批判汉奸行为，根据侯朝宗顺治八年（1651），曾应科举中过乡试副榜的史实，将他处理成身著清代礼服到庵中寻香君，被香君斥去作结。解放后，梅阡、孙敬将《桃花扇》改成电影，就是采用了这个结尾。由于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的不同，对《桃花扇》的结局作不同的处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否定孔尚任的《桃花扇》结局。这是因为孔尚任所写的《桃花扇》，着重是写权奸误国，寄托作者怀念明王朝的民族感情。对于反权奸的复社文人侯方域，只能在肯定的前提下，适当表现其性格中妥协软弱的一面。因此，我们认为《桃花扇》的结局，既符合剧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又表达了作者的民族感情，收到了较好的悲剧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