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应天故事汇 >> 玉簪记作者:多人
后记


  高濂的《玉簪记》,是明代中叶以后脍炙人口的一部喜剧。

  高濂,字深甫,号瑞南,又号湖上挑花渔;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生卒年不详,他的活动年代约在明万历(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间。我工于填词,有《芳芷楼词》二卷;所作传奇除《玉簪记》外,还有《节孝记》(均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他的散曲有部分见于明清人的散曲选集。他还写了一本《遵生八笺》,分八个子目,用杂篡的形式,从藏书、医药、花木、赏鉴以及饮食、养生等方面,作了内容充实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知识渊博,并在文学艺术领域有多方面的成就。

  《玉簪记》中写的书生潘必正和道姑陈妙常的恋爱故事,在民间早有流传。据《古今女史》记载:“宋女贞观尼陈妙常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贞观,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官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转引自《词林纪事》卷十九)元代以后,这个故事被编成小说戏曲,现存的有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见《孤本元明杂剧》)、小说《张于湖传》(见《国色天香》卷十)等。这作作品大体上都把张于湖这个历史人物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情节描写亦较原来的故事丰富生动,但立意不高,只是把潘必正和陈妙常的结合作为一件文人才女的风流韵事来描写。

  高濂的《玉簪记》基本情节沿自小说《张于湖传》,某些场面的处理也受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的影响,但它以陈、潘的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突出陈妙常青春的觉醒,着重描绘她为追求“份中恩爱,月下姻缘”,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和宗教清规戒律的越轨行动,使这个形象脱离了色情描绘的庸俗趣味,蕴涵着争取个性解放的新义,导致作品主题的升华。

  以爱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我国古典戏曲中占压倒的优势,而《玉簪记》在脍炙人口的《西厢记》、《牡丹亭》之后,仍然在数百年间博得观众的喝采,是同题材选择的别开生面有关。陈妙常以道姑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她的装扮、言辞就有别于崔莺莺和杜丽娘,而故事情节在一所尼庵中逐渐展开,又与人们司空见惯的相府后花园或小姐的香闺、文士的书斋迥异。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这种变化,使得戏剧冲突、细节安排都能推陈出新,独具一格。陈妙常作为女贞观的小师父,有联络十方施主的义务,她可以名正言顺地同男子交往,因而就有了《手谈》、《幽情》、《寄弄》等场次,表现她对张于湖的委婉拒绝,对潘必正的热烈追求。宗教的戒律、寺观的声誉固然成了她表白爱情的障碍,但也因此而摆脱了闺阁佳人以丫环递简传情的俗套,编演出《耽思》、《叱谢》、《词媾》等格局新颖的恋爱情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姑阻》、《促试》、《追别》几场,处理爱情波折的手法较为高明。虽有压力而不显沉重,虽有眼泪而夹杂欢笑。场景变幻莫测,节奏轻快活泼,洋溢着喜剧气氛。真可谓妙趣横生,一枝独秀。

  《玉簪记》的编演正值明王朝加强思想文化控制之时,朝廷颁布的《大明律》特地制订有“禁止搬演杂剧律令”,一方面禁在舞台上扮演历代帝王后妃等人物,以保持这些封建偶像的尊严,另一方面鼓励“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文,以宣传因果迷信和封建伦理道德。《玉簪记》写的虽然是神仙道扮,却并不宣传因果迷信,反而通过插科打诨,把尼姑的空门托钵、道士的皈依三宝,归结为没奈何混饭吃,趁机缘觅钱财的勾当。而且公然选择一所敕建的道观作为浪子寻花问柳的去处,情人追逐幽会的场所。这不能不说是对当朝法律的公开嘲弄,对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有力反击。

  《玉簪记》的创作和演出,正在昆剧迅猛发展的时期。它能够成为昆剧极盛时代的名剧之一,不仅在于它特有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剧作者注意吸引了戏曲表演上一些好的传统,使剧本充分发挥了舞台表演的长处。比如,一些揭示陈妙常内心活动的场面,采用了“打背供”的手法,把角色和外在表现完全相反的内心秘密,直接诉诸观众,突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喜剧色彩。有些带有悲剧气氛的场面,或者在场中插入丑角的打诨,或者在场次的前后,安排一场净丑的小戏,使戏剧冲突始终不脱离喜剧的基调,轻松愉快地发展。特别是一些重点场次,显然考虑到表演上以虚衬实、虚实结合这种随着人物动作展示场景的舞台艺术手法的运用。如《追别》一出,不仅用清丽工雅的唱词,把山光水色描绘得情景如画,而且把人物的活动,安排在大江上彼此追逐的两叶扁舟之中,这就为演员展现其优美的舞姿和身段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所以,纵观《玉簪记》全剧,结构并不见精采,也不曾脱离“悲欢离合”的俗套,但其中的一些重点场次,如《幽情》、《寄弄》、《耽思》、《词媾》、《姑阻》、《促试》、《追别》等,都因为有着上述这种或那种艺术特色,在昆曲中盛演不衰,成为著名的折子戏。同时也被好多地方剧种移植改编,如川剧、扬剧、莆仙戏等。

  《玉簪记》流传的版本较多。据徐调孚《六十种曲叙录》记载:“有文林阁刊本、广庆堂刻本、继志斋刊本、陈眉公评本、一笠庵评宁致堂刊本。万历间白绵纸印本,名《三会贞文庵玉簪记》,疑为原刊本。”傅惜华《明人传奇全目》又增录数种,有长春堂刻本、世得堂刻本、李卓吾评本、汲古阁刻本、清康熙间内府钞本和乾隆十提钞本等。这些本子中,汲古阁刻本是一个经过细密校订、比较完善的本子,继志斋刻本是较早的,近于原本的一个本子。我们这次校订,就用汲古阁刻《六十种曲》作底本,用《古本戏曲丛刊》影印的继志斋刻本作校本。少数有明显讹误或脱漏的地方,则根据上下文加以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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