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有的学生上门说某门功课考试可能过不了，看能不能让我找相关的老师打打招呼。我当然是断然拒绝了。有的是考试作弊被抓了，要我找有关部门帮忙“通融通融”，对此，我不仅拒绝，还要耐心教育一番。至于这些学生听与不听，那只有天知道了。
有一次，小浩带来这样一位同学，姓任，已经大三了，比小浩高一年级，说是小浩的同乡。小任因为家庭困难，供不起学费和生活费，要休学一年去打工赚钱，再来复学。我听了他的事情，很是感动，自己打工赚钱供自己读书，有志气！小任说因为前一年的学费还欠着学校的，现在学校不给办休学手续，说是要等钱还清了才能办休学。
我当即就说：“这没有道理。本来休学就是为了打工赚钱还清欠款，反而因为欠钱不给办休学。这种规定完全不合理，我去找财务说说。”我找了人，说了事。财务说有规定，除非我愿意担保。我说可以，就找来小任一起办了担保手续。事情办得很成功，小任似乎也赚到了他应该赚到的钱，因为他一年以后复学了。
那是刚开学的一天，我正在教务处找人谈事，进来一位同学，说要办复学手续，来的正是小任。一年的打工生活，使他看起来更壮了更高了也更黑了，有些沧桑感。我认出是他，和他打招呼；他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到末了，他还是想不起我这位冒冒失失和他打招呼的老师是谁，带着很疑惑的表情走了。
同事问起缘由，我说了。他笑着说：“从心理学上讲，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选择性失忆。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应该是真的想不起你是谁了。”
我说，看来我也是个俗人，帮了人，还记着，还希望别人记着。
说笑归说笑，如果事情就此结束，其结局对我来说倒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事情的发展还远没有结束。
一天，小浩又来了，是和小任一起来的。两人也快毕业了，小任说他想进政府部门，比较安定，收入应该也可以。我说不管在哪里工作，关键是要适合自己，收入要考虑，将来的发展也要考虑。然后是一些闲聊，小浩这孩子也能聊了，不像当初，开口说话都有点脸红。不过，自始至终，小任都没有提我帮他担保办休学的事情。也许是真的忘了，因为这的确不是那种令人愉快得值得一辈子记住的事情。我想着将来碰到心理学老师，这倒是一例值得探讨的典型案例。
新学年开学不久，小任一个人上门来了，小浩已经毕业离开学校了。小任高兴地告诉我说他已经在本市一个区级政府机关工作。我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嘱咐他要好好干，总之是些诸如“要虚心学习，一切从头做起”之类的话。
他问了我关于党员如何开证明的事，我都尽我所知，告诉他应该到相关部门办手续。看他欲言又止的神情，我猜他来肯定有所请托。这年头年轻人在外面都不易，我也是孩子的母亲，有些不忍，末了问他“有什么事情没有”。他告诉我说只是来聊聊天，没有什么要办的事，便告辞了。
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记得他还上门过两次。我也乐于和他聊聊天，了解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关于政府机关的一些事情；想是他刚去工作不久，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光说些什么从小浩那里，他知道我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人，像母亲一样对待每一位上门的同学；还说我是一位非常能干有才华的老师等等之类的话。我比较不善这一套说辞，应付几句。照例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情，他依然说没有什么事。
我清楚地记得：后来的那一次，他在临走时，拿出一张10元美钞，说很多人有收集世界各地钞票的爱好，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如果我儿子喜欢的话就把这张美钞送给他。学生上门，我从来都不许他们带什么东西，更不允许这样赤裸裸地、哪怕以任何名义送钱送物。于是，我断然地拒绝了。
一个月以后，算起来是小任最后一次上我家门了吧。这次他拿来一份简历，是一位女生的，说是他的女朋友，在附近一所重点大学读书，快毕业了，想到高校当老师，希望我在本校帮帮忙。
说老实话，当时我很是不快，终于搞明白了他最近几次来找我甚至那10美钞的真正意图。别看我是女同志，性情直爽，办事不喜欢拐弯抹角。考虑到毕竟是熟人了，再说学校也是要进人的，如果条件合适又不违背原则，就算是公事公办了吧。我便接下了那份简历。之后，他还来过几次电话，似有催办的意思；我也向有关的部门和学院介绍过这份简历，但人家都不接受，自然不可强求。事情很自然地拖过了学生就业的时间，小任也再没有来电话了，想必他女朋友已经找到了单位，来电话当然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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