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三年，我的成绩很好，没有一次考试跌出前三名。当时努力学习的最大的目标不是高考，而是为了学校能够减免我的一部分代培费。虽然是我即使拿了全校第一名，也只能减二百多元，但是那时侯是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每一分钱都不容易。在那种教学体制下，理想是一件很虚妄的东西，它难以成为我努力的直接动力。就这样，我磕磕绊绊的进入了人大。”
考上大学以后，鉴于他的家庭情况，广西省政府也给他提供了资助，人大也减免了部分学费，使得他终于能够顺利的进入人大学习。
大学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年，他也跟所有人一样兴致勃勃的加入了一些学生社团，想锻炼自己的能力。但半年之后，很多同学都升为了的部长、副部长，而他什么都没有--人大里面的优秀人才太多，尽管他很努力，仍然无法获得成功。即使是在我担任主编的编辑部里，我也无法任命他担任管理职务，因为他确实不具备这个能力，职位太少而人太多。最后他只能放弃，选择了专心学习，天天跑图书馆，希望成为一个研究型人才，做一个学者或老师。说实话，我也认为这是最适合他的发展方向。
大学四年，他的专业课成绩是我们寝室最好的，但英语严重拖了后腿，所以总成绩只是中等。考研的时候，他的初试上线了，但面试表现实在太差，本来普通话就说得不好，加上平时很少与人交往，一进面试室就紧张，说的话面试老师几乎听不清楚。所以他成了我们这一届唯一一个，也是好几年来头一个考研初试上线而复试被刷下来的本院学生。这种情况是最惨的，因为复试成绩出来已经是5月份，离毕业只有两个月，用人单位早就把人招完了，再找工作就非常困难。当时有谁能想到法学院会刷本院的学生呢？他自己也有些麻痹大意，上了初试线以后就根本没有考虑找工作的事情。他遭遇了人生第四次大的挫折。一想起那天得知这个消息时的情况，我就唏嘘不已：
那时，我还在公司做兼职，工作了一天回到寝室，关着灯，老孙正在上网，大亮就坐在他旁边，其他人都不在。我进门放下背包，大亮用一种很无奈的眼神看着我，说：“晓鹏哥，这下爽啦。”我在我们寝室是最小的，“晓鹏哥”这种称谓，搞笑的成分居多。这种时候说出来，更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我说：“啊，怎么回事？”他接着说道：“老孙复试被淘汰了，刚才院里打电话来通知的。”我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轻叹一声也坐到了大亮旁边，不再说话。老孙如同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一般，仍旧在上他的网，眼睛几乎都要碰到屏幕了。我们三人就这样并排坐了很久，没有人说话，我和大亮都默默的听着他敲击键盘的声音。寝室里一片漆黑，只有电脑屏幕还在发光，照出三张忧虑的表情，白得吓人。大家一起生活了四年，这也许是我们最沉闷的时刻。我们都了解老孙的家庭情况，多么希望他能以人大为平台，走上一条具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之路，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现在看来，他还必须接受更多的磨炼，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等待。
老孙开始努力的找工作。直接到人大来招人的单位已经寥寥无几了，他就在网上搜索招聘信息四处投简历。很多公司一看是人大法学院的，几乎都给他回音叫他去面试，但每一次面试都无功而返。这一点我早就料到了，不然在听到他复试被刷的时候不会那么揪心。我在公司做兼职项目主管，自己也面试过别人，心里很清楚如果一个象老孙这样的人坐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考虑录用的。还有一些地方上的大专院校收到他的简历叫他去试讲，他跑了两次唐山、河南，都是满怀希望的出去，满腹失落的回来。唐山那个校长在他试讲完了之后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们认为你身上缺乏某些做一个教师的基本素质。”这句话对他打击十分巨大。后来还不停的有学校打电话来通知他试讲，他也不再去了。我们看着，也是干着急。
一天晚上，我又上班很晚才回来，刚进寝室，老孙拍着我的肩膀说：“晓鹏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决定去西藏支边了。”
这个结果在我意料之中，所以也并没有怎么感到惊奇。后来他就去了，本来是分到拉萨市检察院，九月的时候他在来信中告诉我说没有去拉萨，而是到了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县，虽然级别比拉萨检察院低，但是山南地区海拔低，气候比拉萨好，而且东西也比拉萨便宜。他现在一个月大概1000元，分配的单身宿舍不用交房租，自己做饭也很便宜，所以生活也还过得去。机关工作比较闲，有时间看书，准备明年再考人大法学院的研究生。我在网上跟他聊天说：“你多努力，通过初试肯定没问题的。关键是你的普通话，如果还是老样子恐怕复试还要被刷。所以我觉得现在普通话水平比你的英语水平更重要。你不妨从最基础的汉语拼音练起，真正把普通话学好。就算你没有考上，将来对你个人的发展也非常有用。”后来我又在北京买了一套练习普通话的教材和几盘磁带给他寄了过去，并一再督促他一定要坚持每天练习。唉，其实这样事情本该一进大学就开始做的，但没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竟然没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不过现在努力，也还来得及。四年来他埋头苦读，法学专业水平没有问题，只要把普通话练好，回到人大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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