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说，年轻人要有远大的抱负。其实，年轻人最不缺乏的就是远大的抱负，往往是因为抱负太远大，所以不愿意把精力真正集中到摆在面前的任务上来。他希望成为科学家，所以各种科普杂志他都看，却忘了专心致志把物理化学生物学好；他希望成为文学家，什么作家的文章他都看，却不肯专心致志把语文学好，把最基本的遣词造句的功夫打扎实。别人若夸他歌唱的好，他就认真练习唱几首流行歌曲；夸他字写的好，他就肯花上课的时间在作业本背面乱画；夸他足球踢的好，他就天天抱着足球猛踹……这些东西作为课余爱好不错，但因此分散了精力，不能专心于学习，最后必然输的很惨。有几个人真正的能把这些本事练到足以以此谋生的地步呢？很少。我们这个社会需求量最大的人才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掌握各种专业知识的人才，就算你真的在某方面很有天赋，进入大学以后再练习难道就为时已晚了吗？那个时候，你的机会也更多一些、层次也更高一些，所以把现阶段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中去，才是最佳的选择。不要天真的想：我既要把学习学好，好要把足球踢好，还要把计算机学好。历史上有很多“通才”，其实正如前面爱迪生的例子，他们的“通”并非同时做好几件事情，而是在某一阶段专心致志的做好某一件事情，好几个阶段加起来，才显得“通”。如果你也希望能在好几个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那么，现在就请完全专注于其中一个方面，直到把它做好了再去专注于另一个方面。
三、华罗庚“统筹方法”的局限性
华罗庚的《统筹方法》只有在做那些不需要动脑筋思考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为了利用琐碎的时间而搅乱注意力，是一件十分得不偿失的事情。
你可以在煮鸡蛋的时候背英语，但切不可在背英语的时候煮鸡蛋。
我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篇华罗庚的《统筹方法》，他举了一个早上起床做事情的顺序为例，上厕所需要五分钟、洗漱需要五分钟、煮鸡蛋需要十分钟，做这些事情的顺序应该怎么安排？如果先上厕所，再洗漱，然后煮鸡蛋，总共需要花二十分钟。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统筹”一下，先把鸡蛋放进锅里煮，然后去上厕所，再洗漱，这个时候鸡蛋也正好煮好了，整个过程只需要十分钟，节约了一半的时间。
这样的方法对我们合理安排时间当然很有借鉴意义，但有一个条件：这种时间的统筹只有在做那些不需要动脑筋思考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这个道理，我也是最近才明白。
04年9月7日，当我的第一本书《最高命运》还差最后一章完成的时候，我算计了一下，先联系出版社，出版社审查选题差不多需要一周，这样剩下的一周我正好可以写完最后一章。如此算是对“统筹方法”的合理应用，应该可以节约不少时间。但是，我错了。
拿着没有写完的书稿，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跑了几家出版社都没有明确的答复。等我回过头来写最后一章的时候，写作效率大大降低，觉得完全没有状态，磨磨蹭蹭写了12天才算勉强写完，而且质量也不能令我完全满意。
等我写完书稿之后我再全力以赴的去联系出版：发邮件、打电话、面谈，一切都变得十分顺利起来，很快就谈妥了出版事宜。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的精力集中起来很难，要分散却很容易。我写了一个月，中间几乎没有做别的事情，已经完全进入了写作的状态，写起来速度快质量高。但被我这么一“统筹”，写作状态被活生生打断了，要找回来不容易，跑出版的时候总惦记着还有一章没写，补写最后一章的时候又因为等待出版社的回音而很难安下心来。最后出版也没联系好，文章也没写好，本来为了提高效率，却大大的降低了效率。
有人说，世界上最宝贵的是时间。在我看来，有一样东西比时间更宝贵，那就是人的精力。如果在抓紧时间和集中精力之间选择，我将毫不犹豫的选择集中精力。为了利用琐碎的时间而搅乱注意力，是一件十分得不偿失的事情。
美国著名作家卡尔·桑德堡著有六卷本的《林肯传》并因此而获得1940年普利策历史著作奖。桑德堡花了多年时间来写作《林肯传》，那时他住在密执安湖边。每天早上，在固定的时刻，他都会出现在湖边的沙滩上，一边低头漫步，一边聚精会神地构思。当地人说他天天如此，非常准时，甚至可以用他来对表。有几位邻居决定开个玩笑，他们花钱请来一位又高又瘦的演员。一天早上，他们给他戴上长胡子和一顶高帽子，穿上大衣，披上披肩，然后让他朝桑德堡走去，他们躲在远处，想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只见两人慢慢走近，又交错而过，桑德堡抬了头，又低下头去。那演员回来后，邻居们围住了他：“他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干，只是看了看我。”
“什么也没干？”
“他鞠了躬。”
“他没说些什么吗？”
演员的眼神有些恐慌。“他说……他说的就这些。”
“他说什么？”
“他鞠躬后说：’早上好，总统先生。‘”
桑德堡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传记作家，更是一名著名的诗人。1950年，他因《诗歌全集》而再获普利策奖。但他写《林肯传》的时候就只专注与传记的写作，而完全不去想诗歌，写完《林肯传》之后，再全心全意的去搞诗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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