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像规划商业一样成功地规划教育
有时，一个伟大的真理铭刻在你的头脑中。
或者，一句简明扼要的句子比一千本书更有效地表明了一个自明之理。
或者，你感到一张遮蔽你双眼的面具突然被移开，因为你能如此清晰地看见某些东西，以致于你会奇怪为什么你以前从未看见过它。
最简明的真理已经从我们为本书而分析的每一个成功的事例中显现出来了。
■世界上最好的系统是引向成功的。
■大多数目前的教育体制是引向失败的。
它们的规划并不把每一个人引向失败，但是它们把很大比例的学生引向了失败。在某些情况下高达50％。一般而论，你规划什么，便会得到什么。
世界上所有航空公司都希望他们的飞机在每一次都能100％地安全着陆。百万分之一的失败率都有理由被认为是一场悲剧。
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公司花费巨款来使他们的生产不合格率从2％降低到1％。
但是大多数学校体制实际上是在期望和规划一个可能导致任何一家商业机构破产的次品率。
在商业上，人们使用有拼写检查功能的电脑，使他们写出的每一封信的用词都是正确的。会计事务所使用电子计算器和电脑程序来确保他们客户的财务报告和纳税的准确率达到100％。世界上每一个学用电脑的人都希望在被难倒时能够求助于一个朋友，以获得他的建议。
但在学校的考试中，学生若使用上述常理来获取好成绩将会因欺骗而被取消资格。
我们强调：我们不反对评估与资格审定。不仅如此，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大多数学校要求达到的标准低得可笑。
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商业中，次品率达到20％都将被认为是一种经济上的灾难。只有学校这样的组织才把这种结果认为是成功的。
■SCANS发布的《工作对学校要求些什么》的报告说：美国有半数以上的年轻人“离开学校时没有足够的知识或基础，使他们能得到并保持一份好工作。”如果你是一位美国的读者，请停下来把这句话再读一遍，并且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一半数量的孩子的未来而哭泣吧，这些孩子能离开学校的体制，却不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在同一报告中说：“这些年轻人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们面学习的秘密核心对着一个工作没有前途的黯淡前景：还时时会失业。”
■SCANS估计，不到半数的年轻人能够掌握这些(要求的)最低的读写能力；为数更少的人能够掌握数学；而现在的学校只是间接地致力于听与说的技能。
■主持着一个名为“更多则意味着不同”的大型的相似性研究的克里斯托弗·鲍尔爵士说：“英国的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教育和培训，是不够资格的。”
■鲍尔报道说：英国在工业部门的潜在劳动力的47％无法达到所需技能标准。如果你是一位英国的读者，请停下来再读一遍这句话，并且哭泣吧。
经济的结果是够糟的了。但是更糟糕的是，被过糟糕的体制所抛弃的愤怒的人们却经常带着他们被拒绝的不幸，终生无法摆脱不成功的羞愧与绝望。
但是我们有信心，答案不再会是相同的，当然它不在那个实际上是在导致生产次品的体制中。
所谓学校里的卓越的新学习技巧能够完全校正一个把它的很多成员引向失败的社会，这样的说法将是最糟的鼓舞士气的拙计。没有生理的安全与情感的保障，最佳的学习不可能发生。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没有给它的成百万的年轻人提供保障。
18岁以下的6500万美国人中，有1300万完全生活在贫困中--五分之一。大约有1430万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几乎有3％的孩子在完全没有双亲的情况下生活。
单亲家庭中的孩子最令人担忧。在美国，他们中的3/4在其人生最关键的头八年里至少有部分时间生活在贫困中。在平均水平上，单亲家庭的孩子比双亲家庭的孩子在行为与情感方面的问题至少高出二倍，而在学习障碍方面高出50％。他们在中学的退学率也高出二倍。有340万美国学龄儿童在每天放学后要自己照顾自己。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拥有最高青少年怀孕率的国家之一，它也与新西兰一样，有极高比率的孩子出生时双亲未婚。在未成年群体中，这个比例在激增：2/3的美国黑人婴孩和新西兰毛利婴孩出生于未婚父母，而且他们大多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贫困的永久自循环在不断地继续。
保加利亚的精神病学家和快速学习先驱乔治·罗扎诺夫称之为“社会暗示的典型”--整个社会环境决定我们所有人的成功或失败。
亨利·福特在很多年以前对此关系状态的一部分曾作过一个简要的概括：“如果你认为你能，或者认为你不能，那么你是对的。”其他人也经常再次强调这一说法：我们是我们认为的人，我们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
这里，我们不是在谈论“敏感，感觉，所有你必须做的就是想，你将来会变得富有”之类的幻想。在我们看来，所有的自尊都必须牢固地建立在确实的成功之上。而真正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之上的。你不得不获取某些特效药来实现你所有的潜力。“自我感觉良好”是不够的，尽管它是秘诀的一部分。你必须把你的感觉建立在某些你能做好的东西上：数学、自然科学、烹调、缝纫、阅读、空手道、弹钢琴、体育运动、唱歌、跳舞--任何东西。
但是，就像罗扎诺夫所说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我们也经常变成别人所期望的样子。当父母和教师每天将那些期望通过语言、态度、气氛和身体语言流露出来时，那么他们的期望就会变成对学生的限制。
体育提供了无数个相反效果的例子。在60年代，新西兰奥克兰的某个地区住着三位运动员，他们获得了奥林匹克金牌或者在某一个中长跑比赛项目(800英尺、800米、1000米、1500米、1英里、5000米和3英里)中都打破了世界纪录。他们之中只有，三枚金牌得主彼得·斯耐尔(PeterSnell)一人是一位天生的运动员。其中的5000米冠军默里·哈伯格(MurrayHalberg)竟是有一条残废的手臂的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教练阿瑟·莱迪亚德(ArthurLydi-ard)帮助他们发展了自信心，再加上训练，使他们能领导世界。莱迪亚德说：“才能并不是特殊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关键是动机。”
的确，并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能成为卡尔·刘易斯(CarlLewis)、约翰·沃克(JohnWalker)或魔术师约翰逊(MagicJohnson)，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应该被引导至失败的。或许--只是或许--在50年前社会能忍受这种以失败为基础的教育体制，而那时，整个世界是不同的，我们的学校是为一个不同的社会服务的。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它们为那些将来能成为我们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士的人作了较好的准备工作：我们的会计、律师、医生、教师、管理人员、学者--大约占人口中的20％到30％。
它们还为那些将成为熟练或半熟练技工和商人，或者成为将会支持大部分是男性管理人员的普通女性打字员和会计职员作了合理的准备工作。许多国家还让一些人早早地进入“技术教育”，使他们变成木匠、管道工、电工、油漆工、工程师和其他生意人的学徒。
在20世纪中叶，基础学校也培训余下的年轻人从事那些当时需要的无需技能的工作。它们教授孩子们基本的读、写、算。我们的学校被规划为生产工业化的经济所需要的市民。它们生产了它们所规划的--它们所期望的。它们的考试制度也被设计成能造就合理比例的专业、技术与劳动型人才。
甚至像新西兰这样广受赞誉、早期教育领域的领导者，曾在多年前，故意调整主要的高中考试，使这些考试确保有50％的学生不及格。即使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戏剧性地上升，那些读满三年高中的学生中50％的人也必然是要失败的。将来的后代将带着震惊和沮丧来回顾这种让人必须失败的情况。
但是那时至少大多数的失败者能够找到无需技巧的工作，并且倒常常是高薪的。现在，这类人数剧增，但他们己不能如愿以偿了。他们找不到工作，感到泄气、受挫，经常使用暴力。
我们研究之后所作出的每一个对“未来”的可靠预测使我们确信，这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任何优异的成果都可以获得的世界中，但是对绝大多数想要从这个新时代中获益的人来说，这需要我们的教育制度向大多数人提供同样的教育结果，而它曾经只向20％到30％的优秀学生提供这类保证。
正如鲍尔在他有关英国的报告中所说：“工作的性质在变化，它在日益变成脑力密集的、充满价值的和不可预测的劳动。有技能的脑力劳动正在代替受过训练的体力劳动，无技能的和低技能的工作正在迅速地缩减。雇主现在要求有更多专业知识、技术和管理技能的人员。将来的竞争型经济将依赖成功的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那些教育与培训的平均水平都很高的人群，而不只是一小部分领导精英。”
鲍尔的报告呼吁英国增加高等教育--学院、工业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学生人数，在这个十年内猛增50％。它还呼吁把更多的实践培训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
和鲍尔一样，我们相信“更多意味着有不同的选择”，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将列出许多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然而它不会在任何一个哪怕是使一个学生走向失败的学校系统中取得成功。正如在体育活动中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使每个学生都取得第一流的学业成绩，它意味着每个孩子都会有机会在某些事情上取得成功--并且经常地成功。
现在很明显我们并不是在批评遍及世界各地的各个层次的学校，我们在讨论一般的准则。学校和社会期望什么，它们计划达到什么--一般来说它们就会达到什么。计划失败，那么你就一定会失败。
同其他为成功而设计的体系比较一下--看看那些成功的例子：
■比如美国的武装部队，那里从来不允许50％的失败率。不论你对1991年的海湾战争如何看，美国军队的导弹向萨达姆·侯赛因的武装部队倾倒而下，向世人表明了其优秀的军事技术、军事计划、军事效率和能力。
■在迪斯尼乐园，每一位新到的清洁工，在没有经过为期一周的关于这家主题公园的理念、价值及吸引力方面的课程培训前，都不能去清扫地板。在那儿，每一位游客都被看作是客人，每一位员工都被看作是在每天那些精采的、给人带来欢笑的表演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合作同伴。
■在硅谷先锋，技术水平较低的计算机装配人员与有博士学位的系统设计人员一起工作、吃饭、锻炼和玩；所有人无一例外地被鼓励把计算机带回家，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探索新的思想；所有人在取得的成就面前都是合作伙伴；大部分人拥有着足够的权力来决定适合自己的每周工作时间，不必打卡计工时。
■日本的松下公司每年收到600万条职工的建议：其中有90％在日常工作中被采纳，用以激励员工分享不断提高的成绩。
■为了发展世界上最大的快餐连锁店，麦当劳拥有价值4000万美元的汉堡包培训大学。
■日本索尼公司推行这样的政策，只要被公司录取，它就不管你过去受到怎样的教育或训练了，因为它想要每个人都被看作一个能有成就的人，一位创新者，一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者”，并作为建设更好未来的一名贡献者。
■位于康涅狄格州诺沃克的斯图·列奥纳德所办的著名奶制品店，在80年代期间每年仅在一处的平均销售额为8500万美元(每平方英尺3000美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的300多美元形成对照)。该公司会送给每位愿意参加14周戴尔·卡耐基课程(DaleCamegiecourse)的员工600美元--其中包括一位每周工作20小时的高校兼职打工仔。
或者以任何计算机系统追求标准化的成功为例。比如，用来排印本页的程序，就完全和一个自动“拼写检查器”联系在一起。当每章结束时，如果需要，该程序将自动扫描每个单词，并探究每一个可能发生的错误。期望百分之百的正确，而且正因为这种期望及相应的软件--几乎所有的书都能被正确地拼写。更有甚者，计算机化的拼写检查器是一个内在的自我修正的教学器，甚至拼写技能最差的作者使用它也能检查出错误，并能不断地从屏幕上看到正确的或者几个可供选择的词。从而使他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他们期望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因为有此期望并知道如何获得，所以他们成功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成功根据的是他们创造的最后结果，而不是学习过程中的错误，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学会了正确的拼写。
正如当托马斯·爱迪生关于蓄电他的实验第1万次没有结果。他的朋友试图安慰他的时候，他所说的那样：“我没有失败，我只是发现了1万种不能运作的方式。”
在今天的大多数学校系统中，爱迪生可能被认为是个失败者。事实上，他只接受了三个月常规的学校教育，却成了拥有103项专利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爱迪生，但每个被积极鼓励的幼儿似乎都有同样永不满足的冒险和探索的精神，这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托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Armstrong)是《唤醒你孩子的天资》的作者，他谈到了学龄前儿童对于新的学习的非凡的开放性。他说：二三岁时，几乎每个儿童都“突破”了语言和学习的关口。
幼儿在充满了情感、关怀、支持和鼓励之类的理想氛围中学习效果最好。如果学校里继续具有相同的态度，那么在那里儿童学习的速度和乐趣也将持续下来。
有许多方法可以达到这种学习上的重大提高。这在后面我们将谈到，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所检验的每一个积极的教育上的彻底转变都始于自尊--或自我形象。如果一所学校像那些先进企业一样也在寻求成功--在那里每个学生都被鼓励成功，那么，这种尊重就获得了营养。
科林·罗斯，这位以英国为活动中心的，制造世界上卖得最快的快速学习外语培训课程的企业家说：“在我们研究出来的所有的成果中，最重要可能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能否是好的学习者--或者干脆就是能否做好任何一件事而言，我们的自我形象可能是最重要的。”
每个在这本书中着重提到的学校领导人都会同意这一点。所有这些人用各种各样的技巧来确保每个孩子的自我形象成熟起来，并因此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就：
■1983年，当唐·扬克(DanYunk)博士作为堪萨斯州曼哈顿的诺斯维尔(NorthView)小学的新校长到达学校时，他发现该校测试分数极低，纪律松散，教职工队伍士气不振。
今天再去参观，你会发现学校在气氛以及效果上都已经彻底改变了。你会发现四年级的学生正通过做比萨饼学习分数，通过唱歌学习西班牙语以及通过戏剧和歌曲学习美国历史。你会发现四年级的学生与幼儿园的小朋友合作，他们自己扮演老师，写下那些五岁儿童的故事。
你会发现从早晨7：00开始学校的体育馆中就有孩子了。你会发现它适应了所有不同的个体学习特点：拥有大量可见的东西、声音以及活动。现在你会发现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都会玩乐器，并且课程表上有丰富的艺术课程。
1983年，扬克发现这里的老师“20年以来从来没有到过别的教师的教室”，这种工作方式使其他国家的许多教师难以理解。而今天，教师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了一种规范。
在他刚到学校的时候，“家长们感到很不舒服。而现在，他们担当起了家庭教师、辅导员以及良师益友的角色，其中一位甚至成了电脑俱乐部的会长。”1983年，诺斯维尔学校四年级学生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达到了预期的合格水平。而到1990年，97％的学生成为该州最优秀的3％的学生中的一部分；在某些领域占了最好的l％，扬克有成功的秘诀吗？正像商界的比尔·赫立特(BillHewlett)和戴维·帕克德(DavePackard)“通过四处走动来进行管理”的秘诀一样，“授予学生、家长和教师权力，他们必须感受到他们拥有这些权力。”
■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磁铁城学校位于传统的新英格兰工业城市的中心。它早在80年代就建成了--家长和教育界的领导把它规划为世界上最特殊的学校之一。
因为这所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校：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它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院、货币、律师、出版社和商业机构。它发行自己的报纸、杂志和年鉴，所以它的“教职工”学习如何像记者和编辑一样写作，学习如何像出版商和电脑操作者一样进行工作。它的“公民”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来相互买卖货物和服务，并且还学习关于利率、银行存款、利润和亏损帐户的所有知识。
家长们完全被卷入了其中。那里有一个每天工作两小时的电脑顾问，但是他并不把那地方看作一个学校。“我们是一个家庭，”他说，“学校和学生、家长们在一起。”
校长苏艾伦·霍根(Sue-EllenHogan)说：“我想使它成为一个相互影响的社会。”在学校转入“微型社会”之前，常规课程每天占据4个小时，但是甚至课堂也是适应真实世界的，一位教师说：“我教的是出版，而不是英语。”但是学生们学到了两者。那么纪律呢？不用惊奇，学生们大多自己控制：处理他们自己的案件，包括指控、上诉、辩护和陪审团。把公民学作为一门学科吗？“它不仅仅是课程的一部分；它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该校的学生在所有的标准测试中都远高于年级水平，但是家长、老师和学生认为那只是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所学校坚定地以经验是最好的老师这条原则为基础，而那种教育又是牢牢地建立在从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自我评估的基础上的。
■新西兰北帕默斯顿(Palmerston North)的蒙拉德中级学校位于一个低收入地区的中心，就在几年前一个尖锐的电视节目中，这个地区还是以吸毒和社会性的绝望而闻名，然而近年来它却成了全国最鼓舞人心的地区之一。
在那个电视节目播出之后不久，布鲁斯·柯克(BruceKirk)就作为新的校长到了学校，其教职工的流动比例令人震惊，它的学生也情绪沮丧。
现在你几乎认不出那个地方了，它拥有全国最高级的电脑设备。11岁的孩子每天都在学习掌握像先进的桌面电脑印刷、将图像从录像带上扫描下来并用于电脑制作的校报之类的技能。其他的人则用电脑程序来创造音乐，解决问题，如果落后，则用电脑程序赶上他人。学生们每天早早地出现在电脑边开始工作--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在午饭时间留在那里继续工作。学校还有相当广泛的乐高工艺课程。走进乐高的教室就像进入了一个复杂精密的车间和实验室。你可能会发现两位12岁儿童正在一起设计一种电动洗衣机，而其他两位呢，正在试验水力发电。
电脑和技术仪器的购买不可能超出学校的正常预算，在这里，蒙拉德学校已经从它的一个邻居那儿获得许多帮助：该邻居是国际格兰素(Glaxo)药物公司在当地的分公司。几年前，格兰素与蒙拉德结成了合作关系，它每年向学校提供35000美元资金。柯克说：“这不仅仅是美元的交易活动，格兰素像我们一样一直在讲：把人放在第一位，其他事情都会各归其位。”
已经退休的格兰素首席执行主席托尼·海温特(TonyHewett)说，这种合作关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典型的动机促进技术，它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对人有兴趣。仅有的一个事实是：孩子们知道其他人对他们感兴趣，我想，这是成功的主要方面。”
虽然企业的资助很多，但随便问学校里一个人，你会被告知真正的改变在于态度上的变化。
当初布鲁斯·柯克第一次到学校时，他问学生们和教职员工学校里有什么问题，如何改变现状。
“他们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他们想要学校好一点。他们从未感觉好过。”
新西兰的大部分学生穿制服。在蒙拉德学校他们想要一套新的学校制服，他们会为此而骄傲，于是孩子们自己设计了制服，自己选择面料和款式。
然而学校里最大的变化可能在于他们与家长和当地社区建立联系的方式上。在学校采用的所有新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小型公共汽车的采用，学生们每周乘坐公共汽车访问当地的退休职工或者参加其他社区活动。
每个学生都参加了生活技能训练。从红十字会中他们学会了如何照料婴儿。他们还学习汽车维修的基础知识，学习怎样修补自己的衣服，怎样烘烤面包，怎样做好饭菜。学校的管理者还开设了一门教小孩学习洗涤的课。所有这些活动都要学生亲自动手，他们学习为真正的婴儿洗澡、为真正的汽车换轮胎。
蒙拉德也是一个文化交叉的学校--它设置的课程也是如此。大约25％的学生是毛利人--其文化促进团体在帮助毛利人父母们进入学校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毛利儿童经常身着他们的传统服装载歌载舞。
父母们会讲到孩子们在自尊方面有了最大限度的提高。作为毛利人父母的德比·格林(Debbie Green)说：“几年以前孩子们从未有过自尊，他们嚼着口香糖在大街上蹓跶，给警察惹麻烦，现在，孩子们感觉到用不着为了引人注目而那样做了，他们知道可以加入毛利人俱乐部，在学校里也不再会因身为毛利人而受人歧视了。”
蒙拉德事实上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把自我尊重、生活技能的学习以及深深扎根于学校和社区各类活动中的课程设置结合了起来。
在本书出第一版时，蒙拉德与格兰索的合作关系由于后者的主要业务从北帕尔默斯顿移到奥克兰而改变了，然而其积极有效的结果为其他学校及社区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我们的个人调查有很多来自于讲英语的国家，然而最有趣的却来自于亚洲。
日本的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测验中是全世界得分最高的。90％以上的学生毕业于高中，日本几乎没有文盲。但是日本用于公立教育方面的投资比例却少于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而加拿大为7.8％，英国为6.2％，美国为6％。
很多主张“回到基础教育”的西方人把这种成功归因于日本非常僵化的长时间教育和机械学习上，这是初中及高中教学的主要方式，但参观任何一所小学校，你会发现相反的情形。在小学里，简直就是幼儿园的气氛。在二年级教室我们看到有的孩子在地板上玩土球游戏，有的孩子在墙上制作漂亮的美术作品，孩子们看起来很放松，生理与感情上都有安全感。
在市立织田小学孩子们的午餐室里，你会又一次感觉到他们的社会性及情感性的发展状况是良好的，学校用优美的古典音乐做背景，孩子们戴着卫生口罩为其他排队等待午餐的孩子服务。
事实上，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日本学校的教育目标是社会化：教孩子们学会成为集体中的一员。调查了东京的13所小学后，美国研究者凯瑟琳·刘易斯(KatherineLews)报告了日本小学全部的教育目标和方向，只有12％是属于学业上的，其余部分涵盖了礼仪训练、同伴关系社会化、孩子们自己的感觉、个性的发展、体能的训练、卫生与个人习惯的培养。“整个所见所闻使人联想起童子军的集会或一所星期天学校，而不是一年级学生的课堂。”
日本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给人留下的巨大印象是：它把儿童情感上和社会性的发展作为将来学校教育的基础来抓。这样的话，它可能为学生后来的快速学习打下了世界上最好的基础。
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教师迷惑的问题是日本小学似乎把班级管理权交给一小部分同学，激发小群体的自律精神和责任心，比如清理墙壁上的涂鸦等，结果是：杜绝了乱涂乱画。
日本的小学也没有“按学生成绩或能力分班”。在每个年级，学习比较差的同学与较好的同学合在一起，升级是自然的。日本人是很不强调个体特性的--它的文化氛围鼓励着一种团体和家庭的观念。因此对“失败”的孩子来说，据其能力或其他标准把他们分离出集体的做法会被认为是反社会的。
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日本的教师在社会上享有公众的尊敬。日本还有一种文化传统，就是把教师视为有特殊问题儿童的“生活导师”。《新闻周刊》的前驻外编辑、在日本居住多年的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说：“日本教师的职责扩展到了他们学生的整个生活中。如果一个孩子突然成绩下降，或在吸烟或有其他过失彼抓到时，他的老师几乎总是会主动打电话给这个孩子的家长，找出困扰孩子的原因并提出纠正的方法。”
日本当然是个比较均一的国家--几乎没有贫富很悬殊的现象。外界会说日本太一致了，用一句俗语说：“谁要出头，就会被压下去。”然而，克里斯托夫这样说：“这种一致性来自于我们所知道的'根部约束'--这个词来自'盆栽'(bonzai)文化。每当一棵小树被培育，它的根要经过很小心的修剪和定位，以此来保证盆景植物将来的发展。”很明显，“根部约束”与日本早期教育系统是有很大联系的。
很不幸，日本在高等学校的教育变成了沉重的机械式的学习。其英语教学方法即使与那些离我们下一章将要讲到的快速学习结果相去甚远的学校相比也会被认为是太落后了。因此，他们的外语水平一般来说远远落后于荷兰与瑞典。但是对那些方法的批评不应抹杀“根部约束”和把家庭与合作放在第一位的特殊文化所带来的益处。
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所说：“西方社会及政府的观念与东亚的基本不同之处在于：东方社会相信个体存在于家庭背景之中。”
美国领导人在竞选期间大谈“家庭的价值”，而亚洲领导人认为西方家庭的破裂正在使社会走向衰败。新加坡外交部的常任部长基肖·马布班尼(KishoreMahbubani)说：“从60年代至今，美国的人口增长了41％，然而同一时期其暴力犯罪数量增长了560％，非法生育人口增长419％，离婚率增长400％，单亲家庭的孩子人数增长300％，青少年自杀率增长200％以上，而学习能力的测验几乎降低了80分。”有着这样的记录，马布班尼认为西方应该“停止对亚洲指手划脚”。
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约翰·奈斯比(JohnNaisbitt)依次将“工作努力、尊重学习、诚实、自律、自我依靠和真诚”作为优秀亚洲人的人格品质。家庭单元很久以来就是亚洲社会的基础。奈斯比说：“在亚洲，各个家庭自己照顾自己，这是首要的，它强调个体的责任。对于亚洲人来说，中央政府对家庭生活的参与在文化上是不可思议的，是很糟糕的事情。家庭第一的思想是亚洲几乎每个国家的储蓄率高达30％或者更多的原因。亚洲人以家庭和自我满足为念，不仅相信福利对竞争而言是个沉重的负担，也认为福利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并导致非婚生生育率增加(美国30％的婴儿属于非婚生，而马来西亚只有1％)、离婚率上升、自信心的丧失和学业成绩的下降。”
以家庭为单元构筑起的中国社会体系，这一亚洲的强势经济力量，对亚洲和亚洲家庭价值观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作为传统，它强调学习是每个孩子的重要目标。在丰富的文化传统里，亚洲国家已经显示出他们能够利用世界上最好的技术突破并加以改进，同时保持了他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
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可以预言：中国家庭的兴趣将会是考虑利用卫星和廉价的家用电脑-电视终端，为亚洲这一重要的人口群体提供交互学习网络的首要原因。
台湾具领导地位的电脑生产商宏著集团已投资700万美元用于建立宏碁基金会以便普及新的商业手段。宏碁还创建了它自己的儿童电脑与电子游戏杂志，用的是中文。如果使用普通话的、联结亚洲各地的卫星教育计划在解决两岸局势方面比政府官员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话，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香港--1997年7月将回归中国--在卫星通讯方面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新加坡的目标是在1999年前成为第一个完全网络化的社会，通过电子网络把所有的家庭、学校、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都联结起来。
新加坡华人商会也决定建立一个叫做“华人国际商业网”的电脑网络，该网络将在世界范围内联结所有的华商会。
最意味深长的是，当《学习的革命》一书一问世，一所新加坡学校作为最早的海外求购者通过空运为它的每一位职工购得一册，然后又为家长订购了几百册。当这个版本预备出版时，这个学校已在筹建一所“快速学习中心”，以让亚洲地区教师学习可以改革教育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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