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天生双目失明，我看不到自己的样子，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塑造自己的形象。遗憾的是，在别人眼里，我的形象似乎更残缺。
有些人认为既然我看不见，当然也就听不见。于是经常有人扯着嗓门儿和我讲话，把每个字都咬得十分清楚；还有人当着我的面儿窃窃私语，认为我听不到。例如每当我去机场，请机票代理帮我登机时，他（她）总会拿起电话叫服务员，并低声说：“喂，这儿有位老人需要帮助。”他们不使用“盲人”这个词，似乎是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我以前也许没有意识到的可怕事实。
还有的人认为，盲人当然能听到别人讲话，只不过自己不会说话。例如当我和妻子出去吃饭时，侍者经常会问她：“他想来一杯吗？”这时我就会抢着回答：“他确实想来一杯。”
但最夸张的例子还要属我在英国的一次经历，当时我正在牛津大学进修法律。一天我生了病，被送到医院里。我坐在轮椅上，被护理员推向X光室。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我是凭声音判断的---问护理员：“他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护理员问我。
“哈罗德·克伦茨。”我回答。
“哈罗德·克伦茨。”他重复道。“他何时出生？”“1944年11月5日。”我答。
“1944年11月5日。”护理员重复道。
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5分钟，直到我那圣人般的耐心终于用尽了。“嘿，”我脱口说道，“这简直太荒唐了。的确，我看不见东西，但你们没发现我根本用不着一位翻译吗？”
“他说他不需要一位翻译。”护理员向那位女士报告说。
但最令我痛苦的偏见莫过于由于我失明，人们认为我“无法胜任”工作。先后有40多家律师事务所拒绝了我的求职申请，尽管我的履历中包括一份哈佛大学的优等成绩通知单。不停地有人告诉我盲人不能当律师。根本不考虑我的能力，仅仅因为我失明就把我拒之门外，是我遇到的最残酷的现实。
幸运的是，1976年4月16日美国劳工部颁布法令，规定残疾人享有与健康人同等的就业权利，残疾人的就业前景才变得乐观起来。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雇主们会用当年一个小男孩那样的眼光来看待身有残疾的雇员。当时我们一家住在斯卡斯戴尔，我和父亲经常在后院打篮球。由于我看不到篮板，我俩就制定了游戏规则：父亲站在篮筐下面，他一喊我就向那个方向投篮。
有一天，隔壁一个5岁的男孩带着他的伙伴来到我家后院。“他是个盲人。”男孩轻声对朋友说，但我和父亲都听到了。这时父亲投篮不中，我也没有投中。父亲再投，他投了个“三不沾”---篮球哪儿也没碰到。我再投，球碰到了篮圈。“哪一个是盲人？”男孩的朋友问男孩。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一位工厂经理巡视生产线、领班向他介绍工人中有位残疾人时，经理在观察一会儿后能够发问：“哪一位是残疾人？”▲
注：哈罗德·克伦茨（1944～1987）：一出生便双目失明，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在哈佛大学拿到文学学士和法学学士，又到牛津大学学习法律，此后与他人合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的传记作品《追风》曾被拍成电影。在当律师期间，克伦茨致力于为残疾人提供法律保护，并为他们争取平等的就业机会而斗争。
《环球时报》(2004年08月02日第二十二版)
巧妙的乞讨
〔美〕莫瑞尔·纳恩张霄峰编译
我听到丈夫即将“下岗”的消息，当时的震惊令我永远无法忘怀。
那时我们的婚姻已经经历了10个年头，约翰向我表露了对于这噩梦般遭遇的忧虑。他向我保证，将尽一切努力找到新工作来维持生计。我们有3个不到5岁的孩子，还有一个马上就要出世，约翰是全家惟一的经济支柱。
“生活还要继续，”约翰说，看起来他比我乐观得多。“我们至少还拥有健康，失去的只不过是份工作。另外，公司会继续发3个月的工资，在这期间我肯定能找到新工作，用不着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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