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冉，你能帮我给日本朋友打个电话吗？你一定行！”
我发现一个规律，大人越夸孩子好，孩子的状态越好。女儿不但很少畏难了，并且渐渐成为学校里的日语尖子。
2000年4月，北京月坛中学与日本LABO国际交流中心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时，月坛中学惟一一个学生代表发言，就是我的女儿。
对于女儿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试想，面对上千名中日师生及父母，要用日语讲叙自己的民宿经历，还要用日语回答大家的提问，同龄人中有几人敢于承担？
女儿真不简单！她经过精心准备和艰苦练习，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她的发言还让一些日本教师掉了眼泪。我女儿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详细描述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发言的成功让她感慨颇深：
从1985年到2000年，月坛中学与LABO的友好交流活动，已有15年的历史。双方早就约定，届时在中国和日本各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为了迎接此次活动，学校做了细致的安排。安排大会场地、组织同学排练演出节目、准备演讲。由于我在国内有三次、日本一次的民宿经历，学校推选我作为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我知道这个决定时，真是又高兴又紧张。要在全校师生和来访的LABO代表团面前，用日语发言并回答问题，对于只学了三年半日语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我想起了我的日本朋友扶美子不懂语言、只身一人来中国民宿的勇气，便勇敢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我写好中文发言稿，翻译成日文，并请在北京的日本留学生帮助修改，并录了音。我在家里一遍遍地听，一遍遍地朗读，让爸爸妈妈作为听众听我发言，模拟式的向我提问题。那几天，我练得嗓子发干，舌头都有些生疼。
庆祝大会的前一天，LABO代表团的随团记者、日本作家神山典士先生民宿在我家。我请他听了一遍我的发言，确认读音是否准确，能否听得明白。得到他的肯定和鼓励后，我的自信心更加增强了，跃跃欲试地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2000年4月1日，一个春风和煦的日子，全国政协礼堂的会场上，高挂着“北京月坛中学和日本LABO国际交流中心友好交流十五周年庆祝大会”的巨大横幅。会场上有月坛中学800多名师生和日本LABO的46名辅导员、78名日本同学。在双方领导致词之后，庆祝活动的第一部分演讲讨论开始了。
演讲的人员共有4人，有高二来中国民宿、现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的村上文惠；有在重庆西南大学攻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的山本景子；有月坛中学毕业生、现在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工作的马龙克和月坛中学在校学生高中一年级的我。月坛中学毕业生、现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日语的程睿作为主持人；北京大学彭家声教授做为评论专家，他们二人坐在我们的对面。大幕缓缓地拉开，台上只剩下我们6个人。台下安静极了，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起来。
首先演讲的是村上文惠，她用缓缓的，但很清楚的中文介绍了她当时来中国民宿的经历和从那以后留下的中国情结。她的发言结束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第二个讲演者就是我了，说也奇怪，当村上文惠把麦克风送到我手里的那一刻，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就像在家练习一样，充满感情地开始了我的演讲：
“高一年级的春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位名叫长冈扶美子的日本女学生，我们很快就像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
“和扶美子分别的时候，一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眼泪就刷刷地不停地往下掉，我内心深深地感谢LABO给了我如此美好的回忆……”
往事让我沉浸在难忘的回忆中，我痴痴地诉说着那一个又一个迷人的故事。直到听到了台下的掌声，我才意识到发言结束了。我看到几位日本女辅导员在擦着眼泪。
······
当我应邀赴日本采访民宿时，需要一个翻译。组织者问我找什么人当翻译？我说我的女儿就是最佳人选。第一，女儿日语水平高，又熟悉我的情况；第二，女儿当翻译，生活上比较方便。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女儿时，女儿吓了一跳，说：
“当翻译？我能行吗？”
“你行！好好干，完成任务有奖励！”
果然，在日本的半个月，女儿出色地完成了翻译任务，使我写出了《千年警世钟》和《日本人怎样办夏令营》等长篇文章，并引起强烈反响。
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信任和欣赏孩子是最成功的教育方式之一，更是最基本的教育原则，而这一教育原则与方式，适合于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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