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瑞为什么会推荐刘亦婷，是因为她“不寻常的优秀素质和综合能力”吗？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这个说法不大可信，因为拉瑞毕竟与刘亦婷接触时间短暂，而且又有巨大的文化上的隔膜，仅凭数面之缘就做出这样的判断未免草率。
我将这个问题拿给几位专家、学者征询意见。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私人交情”而已。一个研究心理学的学者甚至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人与人的交往常常是非理性的因素起决定作用。比如，有的人很优秀，你可能就是看着不顺眼；有的人不咋样，两个人偏偏就对上眼了。
另一个专家给我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角度。他说，一个中国人如果满口社会责任啊，中美友好啊，为人类作贡献啊，如果他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在中国人看来，多半会有唱高调之嫌。但是，如果你在老外面前说这些，他们立刻会肃然起敬，异常惊讶于为什么这么小的年纪就懂得这些，而且还能满脸真诚地表达出来。
老外为什么这么容易激动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从小没有被灌输这些东西，只有到了一定年纪，一定层次的人，才有可能有这样的境界谈论这些话题。外国人把中国小孩从小训练的必修课当作了高境界的表现，哪能不激动异常，感动异常呢？
这位专家的话提醒了我，我仔细翻看了《哈佛女孩刘亦婷》那本书，发现了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我们知道，刘亦婷在读中学时有一段颇让她引以为豪的经历，就是作为成都外国语学校的代表访问美国，那么，她究竟是如何脱颖而出，被最终选中的呢？
与刘亦婷竞争的一共有4位同学，这4位同学要和刘亦婷一起接受拉瑞的面试。然后，拉瑞会从他们5个人中选出来一个人。据刘亦婷介绍，这几位竞争者可都是强手。
她们都是本年级表现突出的同学。我经常在她们身上发现很多值得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兰，她不仅英语口语非常好，其他各门功课也都学得特别轻松，每次都像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她就冲刺到了别人前面，而且很有亲和力；樊甜甜，初中和我同桌，她学习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初中6个学期她一人独揽3次第一，她的记忆力也好得让我吃惊，而且还有“书法二段”的特长；李海蓓，从初中起就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文学书籍，颇有“腹有诗书”的味道；梁晶，除了英语和其他功课都相当出众之外，还有“拿手好戏”———弹得一手好钢琴，凭我的耳朵听起来，那就是专业水平，她在小学还没毕业时，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段位”———钢琴10级。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 第325页）
说实话，看到刘亦婷介绍的这几位强手，我的感觉是似乎人人都比刘亦婷优秀。论成绩，刘亦婷不如樊甜甜，论才艺，刘亦婷不如梁晶，论英语水平，几个人看起来半斤八两，可是令我纳闷的是，既然对手实力如此强劲，那么，刘亦婷获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她如何给拉瑞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并最终脱颖而出呢？对这个问题，刘亦婷在书中有着绘声绘色的解答。
回家之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说这是个好机会，并很关心明天我打算谈些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好好想过，几天紧张的军训，我经常困得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我打着哈欠说：殷校长提醒我们最好做点准备。妈妈好奇地追问，那你准备了些什么呢？
“有人说可以看看美国的历史呀，几大山几大湖呀……”
“什么？”妈妈忍不住喷笑，“一个美国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来面谈，就是为了听你告诉他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哪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吧？”
妈妈虽然并没有接触过美国人，却能从人的共性入手抓住问题的实质，打中我的要害。我明白了，我不管怎么人困马乏，都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再去睡觉。
我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请爸爸坐在我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高见。我知道，爸爸对好多国家的人都很有研究，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叫绝的见解。
果然，爸爸一张口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注意力。他用惯有的沉稳语调说：“我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人们想像得更为深远。你还记得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药品，还有好多美国飞行员直接来华参战打日本呢。当时，成都的新津机场，就驻有美国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气焰，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把炸弹扔到了日本本土……”
“是啊，”我一下被点醒了，不禁接过爸爸的话，一口气把平时积累的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当日本鬼子截断了中国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后，美国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担了从云南直飞印度的任务，为中国建立了又一条获得国际援助的新交通线。”
就这样，我利用睡前的时间，跟父母一起详尽地讨论了可谈的话题：
———中美两国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史实。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就存在着友谊，将来更需要友谊。
———美国人搞现代化有不少经验，中国正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
这一下，我真正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知道该跟这位友好的美国律师谈些什么了。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 第325页）
看完刘家这段颇为自豪的谈话，我不禁唏嘘不已。说实话，连我这旁观者都能感觉到，用这段话来对付拉瑞这个对中国国情知之甚少的老头儿，肯定会有极大的杀伤力。
而刘亦婷那几个单纯的对手，在中美关系这个话题框架下，估计只能想到《望厦条约》，想到八国联军，想到辛丑条约，想到司徒雷登，想到抗美援朝……
对于自己的表现，刘亦婷也不无得意，她喜滋滋地追忆了那次与拉瑞面谈的经历：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 第328页）
我想，哪怕刘亦婷的四个竞争对手本领再强，也只能自认倒霉，甘拜下风了，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实力更为强大。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在刘亦婷及其父母的联手出招下，搞定拉瑞这老头儿并非难事。
当然，对这个事情，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加以考虑，那就是父母和孩子联手准备台词应对面试，这是否有不公平竞争的嫌疑呢？是否有“作弊”的嫌疑呢？这样的面试能反映出面试者真实的水平吗？刘亦婷敢不敢告诉拉瑞，她面试时所说的话是前一天晚上一家人“密谋”的结果呢？我相信她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否则她根本不会得到这个美国老头儿的赏识。
为什么这段上不了台面的面试经历，刘亦婷的家长还颇为自豪地当作经验之谈在大庭广众之前津津乐道呢？我觉得原因不难推测，是社会上广为弥漫的应试思维使得不择手段对付考试成了一件光彩的事情。不管你采取了怎样的手段，只要拿到了高分，只要通过了考试，那么，你就是让人羡慕的成功者。
故事还没有终结，好戏还在后头。
刘亦婷终于如愿来到美国进行访问，而且还在拉瑞的安排下，应邀参加了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其间，有一个片断异常的精彩。
访谈快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向我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将来计划干什么？是否想到美国上大学？
我的同伴们都说将来希望能到美国上大学。
当主持人问到我的时候，我平静地回答：“我不准备到美国上大学。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先学好自己国家的文化，然后再去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我计划将来搞经济工作。不过，我想做经济工作并不是因为自己想挣很多钱，而是因为我的祖国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比如说，在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孩子因为没有钱而不能上学，我希望自己将来有能力帮助他们。”
……
当时我还不知道，泰勒先生的大女儿瑞切尔，在电视机前被我的回答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回到她家的时候，她激动得拥抱着我说：“中国青年太了不起了！在我们这儿的孩子们只知道吃巧克力冰淇淋的年龄，你们却在思考自己国家的问题，思考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对这次访谈成功最感到兴奋的，大概还是拉瑞。C-SPAN的主持人刚说“再见”，拉瑞就在直播间外站起来大声欢呼着：“太棒了！太棒了！我为我的选择感到骄傲！”拉瑞不仅为他选择的中国中学生而骄傲，更为他选择了中美人民友好的事业而自豪。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 第335页）
说实话，这段话充分证明那位专家的分析没错，中美文化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美国人对于刘亦婷说的这段豪言壮语实在是缺乏“免疫力”。所以他们的反应也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对于美国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的反应，我真的不知道是应该喜还是应该忧。
我记起王小波《关于崇高》一文中的一段话，他说：
在70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70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
今天的国人已经对那种煽情的高调有些陌生了，媒体在做宣传的过程中也会尽量避免唱高调，而是强调“润物细无声”。我在CCTV《实话实说》栏目做过策划，一遇到嘉宾唱高调的情况，崔永元就立刻皱起眉头，他始终强调《实话实说》要说实话，不要说假话、空话、套话，否则的话，这个节目早就没有观众捧场了。而近两年CCTV推出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也是这种“润物细无声”思路的体现。他们根本不说这些人是“中国十大无私奉献的模范”，也没有号召大家向这些“先进人物”学习，而是告诉我们，这些人让我们“感动”……而由这种方式呈现出来的人物对我们心灵的撞击是远远超过“树模范”、“唱高调”的。
可是，美国人并没有我们如此复杂的心路历程，更没有我们过去那种全民“假”、“大”、“空”的惨痛经历，所以，他们对这样的腔调不仅不会觉得反感，相反会感到异常激动。我们再来看看拉瑞的表现吧，看看他那发自内心的高兴样：
C-SPAN的主持人刚说“再见”，拉瑞就在直播间外站起来大声欢呼着：“太棒了！太棒了！我为我的选择感到骄傲！”
如今，六七年时间过去了，刘亦婷已经从哈佛毕业并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她当年说的那段豪言壮语：
我计划将来搞经济工作。不过，我想做经济工作并不是因为自己想挣很多钱，而是因为我的祖国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比如说，在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孩子因为没有钱而不能上学，我希望自己将来有能力帮助他们。”
我们在《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这本书中了解到，刘亦婷的确从事了经济工作，工作单位是美国的一家咨询公司。这时，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刘亦婷为什么没有选择到中国去帮助那里的穷人，而是选择了美国的这家咨询公司，难道她进这家公司不是为了钱？难道她进入这家公司是曲线救国，间接地帮助中国的穷人？
可是，一个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的哈佛学生钱向民却用她的实际行动告诉我，帮助中国的穷人也就是扶贫根本没必要进美国咨询公司进行曲线救国，做法其实相当简单。
2000年暑假，她带着“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研究”的项目奖学金在云南实习了一年。她先在云南师大学了3个月的中文，然后独自深入穷乡僻壤，吃住在一户最穷的村民家里，和当地人建立了真挚的友谊。2003年初，钱向民已成为一个国际扶贫组织中国分部的负责人，正在开展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扶贫的工作。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22页 ）
这个哈佛女孩把自己当成了这个贫穷家中的一员。每天她帮着阿姨和奶奶做家务，和阿姨一起去赶集。她深深感受到李叔叔一家人对她真挚的感情，家里那么困难，还特意给她买了一床新被子。临走的时候，她悄悄去了趟乡里的学校，把叔叔家两个孩子的学费交上了。她记得叔叔对她说过，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们能读上书！
（引自《回国寻根的哈佛女孩》2003年4月30日《深圳晚报》）
对比一下这两个哈佛女孩，我觉得能给读者带来许多启发。我不知道拉瑞是不是还能记起刘亦婷几年前说的那些豪言壮语……
我们再来看看刘亦婷读哈佛之后所说的一段话：
记者采访时问婷儿：“你说过上哈佛离成功还差得远呢，那你心目中的成功又是怎样的呢？”
说实话，婷儿和我们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家的思考习惯。我们家的习惯是：近期目标要实，实到每一步怎么走，以确保完成任务；远期目标要虚，虚到只剩个大方向，以容纳各种变数。记者问的显然是婷儿不去多想的远期目标，我们也猜不到她会怎么回答。
当时，婷儿认真想了想才说：“成功并不是一个人获得的名利可以定义的，我心目中的成功就是造福全人类，如果不行就造福自己的国家，再不行那就造福自己的家庭吧。”呵呵，这就是婷儿心目中的成功，真高兴她有如此豁达的人生观———既志存高远，又不钻牛角尖！不论以后顺与不顺、成就如何，只要尽力而为了，就可以问心无愧。这也是我们对女儿的真心期盼。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67页）
对这段话，一位网友认为是唱高调，对此表示非常反感，他说：
在我看来，没有比这种说法再虚伪的了。刘可曾真心想过人生的含义？她可曾对每一个生命个体， 她的同学、朋友、亲人产生过发自内心的爱与尊重？她可曾产生过对他人的强烈感情和责任感？记得我在她这个年纪，早抛弃了以为国家作贡献为人生目标的想法。因为我体会到了生命的玄妙与不可思议，我有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之心。我更认真想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全人类的幸福”。我想人生在世，能爱父母，孝敬父母；爱伴侣，关心他，保护他，与他携手共度人生；能对朋友问心无愧，在外不趋炎附势，在内有自己真心的信仰，能真正享受人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我的信仰中，对亲人的爱，责任与付出，是成功的首要标志，而世人的所谓为人类、为国家多少与个人功利心有关。刘对于成功的顺序的定义让我更加肯定了她父母教育的误区。
（引自新浪网读书频道）
对于这位网友的言论，我倒未必完全同意。我觉得一个人抱定“为人类”、“为国家”这样的信念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我反感那种唱高调的“为人类”、“为国家”，德谟克利特说过，“应该热心地致力于遵照道德行事，而不要空谈道德”，夸美纽斯也说过，“德行的实现是经由行为，而不是经由语言和文字。”可眼下我们的社会中，空谈道德的人在我们周围有太多太多，很多人白天还在讲“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仆”、“无私奉献”，晚上就已经因为贪污腐败锒铛入狱。
所以，这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有了足够的警惕之心，我们的思考方式也逐渐成熟。美国实业家亨利·福特说过，“你不能靠你声称你将要去做的事情来建立声誉。”这句话与我们的古训“行胜于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谁说了什么大家是不大关心的，关键是看这人做了什么没有。我们还是看看一位很早就立志造福全人类的伟人是如何做的：
这个人在中学时代的作文中，即透露出他要成为一位为人类服务并献身的伟人的志向。
在此后的一生中，他没有食言。在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曾希望去做一位哲学教师，可是命运没有安排他去成为又一位学院派的哲学家，而是在政治当局的阻止下逼迫他走向了社会。在这期间还曾有人帮助他进入普鲁士政府的官场，去做一个坐办公室的行政官员，但他毅然拒绝了走这条可能使他在后半生过得轻松而闲适的平庸之路。这次拒绝，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路，使他逐步走上了批判社会，并从而力图改造社会的社会思想家和社会革命家的不归之路。这个人就是马克思。
好了，下面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拉瑞为什么会推荐刘亦婷？
我想，拉瑞推荐刘亦婷，一方面原因可能是非理性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比如，当刘亦婷满脸真诚地说出“我的理想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做经济工作不是为了挣很多钱”时，拉瑞先生便激动得大声欢呼：“太棒了！太棒了！我为我的选择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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