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分数挂帅。刘亦婷进了哈佛之后也没有改掉这个思维习惯。我们可以从《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的刘亦婷自述部分看出这点。试举一例： 　　大一期末考试后，数学老师给我发邮件说：“按学校的规定，一般不允许公布学生们的考分名次，但我由衷地告诉你，你是全班第一。”第一学年结束时，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美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席）邀请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他组织的鸡尾酒会，并邀请在第二学年担任评改学生试卷的工作（他教的是1000多人的大课），我也有幸名列其中。 　　大二的时候，因为数学好，我得到了一份数学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低年级学生的微积分（享受奖学金的哈佛学生需要在校园打工挣到买书买衣服及零用的钱）。学期结束的时候，因为我“成绩好，表达清楚，应变能力强”，我被学校的数学系聘为微积分课的学生助教。大三开学后，有一次妈妈在网上查阅资料的时候，无意中搜到了哈佛的课程安排公告，发现了我的任课时间，她还特地下载了那个网页，让爸爸和她一起“感受女儿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49页） 　　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刘亦婷颇为自己的“学习好”感到自豪。可是，在哈佛，在美国大学，学习好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们知道，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历来是强项。比如，GRE是美国大学生毕业后读研究生所必须要考的科目，对于美国学生来说，数学是他们最头疼的了，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数学就是小菜一碟，有一些理工科的学生甚至戏称，用脚答都可以得满分。是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聪明吗？根本就不是。其实，中国的中小学生到了美国数学几乎都是尖子，甚至被惊叹为“天才”。但这绝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这是超强度机械训练的结果，只能证明学习任务太重，中国学生数学学得太苦。 　　我听一个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外国教授来中国菜市场买菜，一个很简单的账目都要拿出计算器来算算，并非这个教授乃白痴一个，而是美国人压根不认为学会算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所以从小没有刻意在这方面过多训练。 　　写作《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的黄全愈博士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他对中国学生学习好这件事情已经司空见惯。 　　我儿子矿矿在其他同班的美国小朋友还在捏着指头学算10以内的加减法时，已会多位数乘除法。据说，有的留学生带着他们的孩子到美国学校注册，经过简单的问话，学校说：“你们孩子的数学三五年内都够用了，小学都不用学了……” 　　从中国出来的孩子，无论是农村小学来的，或者在国内读的是慢班，许多也能在美国同学面前臭美臭美。 　　去年，儿子上8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二，但每天清早6点29，他必须到屋外去等高中派来接他的校车，到高中去上几何课，然后再由高中派车送他回初中去上其他课程。即使跳级到高中上几何，他在班里也是前几名，觉得很轻松。 　　像这类跳级学习，不仅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还发生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子女身上。但是，这些在美国中小学的跳级生若回到中国，恐怕都会成为留级生！ 　　但是，黄全愈博士却不像刘亦婷的家长那样把学习好当作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他对中国学生学习好这个现象颇不以为然，他质疑道，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然而在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高校的专家教授能获此荣誉？为什么曾在中国受过教育的留美学生的孩子们，在美国的学校里大多都能出人头地，风头十足，却在成年后落在后面呢？为什么起点超前，而终点落后？这是不是中华民族一大困惑？ 　　黄全愈博士通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 　　创造力不同于智力。创造力包含了许多非智力因素，如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等等都是非智力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以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人，一个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摧毁常规障碍的人，甚至可以是一个个性有缺陷或者懒惰的人。但是，一个创造力很强的人，必须是非常有独到见解、独立性很强的个性完善的人，必须是一个在常规势力面前百折不挠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像力、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清晰的判断力的人。 　　创造性就像种子一样，它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施肥、培养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没有对常规的挑战，就没有创造。而对常规的挑战的第一步，就是提问。我的美国教授总是爱说：“没有提问，就没有回答。一个好的提问比一个好的回答更有价值！” 　　我欣赏他的哲理性语言，我更赞赏他在营造培养创造性的环境！ 　　（引自《中国青年报》《创造力可以教吗》文黄全愈） 　　所以，看了刘亦婷的这句“我由衷的告诉你，你是全班第一”，我不仅没有对刘亦婷心生钦佩之情，相反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沮丧。我认为，刘亦婷即使进了哈佛读书，也没有领悟哈佛大学乃至美国教育真正的精髓所在。她没有认识到，美国人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创造力和个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