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无处不在
2003年1月23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内蒙古赤峰市郊区有一个叫头牌村的地方，由于播种的玉米种子是假的，所以1660亩良田无一幸免的颗粒无收。而就在这个地方，已经连续两年的干旱，已经使那里的农民处于嗷嗷待哺的悲惨境地。原本想着今年丰收后能够挣点钱改善一下已经饥寒交迫的生活，然而有谁会想到，一场骗局使这些农民那一点可怜的希望也成了泡影。而参与这场骗局的，有当地的诸多领导。面对一片荒芜的土地，农民们悲伤地诉说着他们不幸的遭遇。凛冽的寒风吹在那一张张填满沟壑的脸上，不知是否因为太久的苦难还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死亡，他们的神情充满了一种欲哭无泪的木讷和绝望……
我不知道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耻的，嘴里滔滔不绝却没有一句真话。连“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样古老的警句也阻挡不了谎言的穿刺。上千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和几个满嘴胡言的“头人”，在二十一世纪一个严寒的冬天里又上演了一场“谎言大盘点” ! 当“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这句格言还带着一丝优雅和崇高而挂在很多人嘴边的时候，我们却无法不心痛地说：当欺骗已经来临，等待我们的将是诚实依然遥远。
人类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尔虞我诈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人类一种成熟的标志。互相钩心斗角，彼此欺来骗去，而诚实却像稀世珍品成了旷世之宝。我坚信这是商业社会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因为当人的欲望一旦无限膨胀，谎言就会连同一起发酵。尤其是当我们还未摆脱小农经济的纠缠就一脚跨入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显得是那样地迫不及待。当贫穷了太久的人们面对一堆让人垂涎三尺的金条时，我们似乎早已忘记了我们本来就不多的从容和理性。于是谎言就如同一个人必备的拳术，成了人与人较量时的一种架式，没有不行。这时候，谎言更是一种双面剑，一方面是对别人说谎，而另一方面则是对欺骗者的一种谎言回击。这就样，大家骗，一起骗，骗得如今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彼此双方却要首先经过一番试探，试探什么呢？试探对方说的话可不可信、有没有谱。而这种试探往往是用不着理性的，一切都是凭感觉。因为已经有很多欺骗者说起谎来如火纯青，如今在社会上不是有这么一句名言吗：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谎言是真的!
几年的下海经商，如果要让我说体会最深的是什么？那就是谎言!其说谎者什么人都有，上至官员、教授、名人；下至一般百姓、搞推销的、卖东西的等等。可以说无其不有。所以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朱镕基总理刚上任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企业的三角债问题。什么是三角债？就是大家欠钱都不还。你说话不算数，我就比你更谎话连篇；你坑我，我就坑别人。于是就大家骗，大家坑。都说自己盈利了产值比上年增加了多少多少但就是帐上没钱。于是近几年来就又出现一句话叫做：什么都可以商量就是别说借钱。人都被骗怕了，哪怕是好朋友甚至是亲人也不例外。
莎士比亚曾经在《麦克白》里有一句台词：“世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他是我曾经绝对信任的一个人。”
据说，国外已有人建议，以后要把那些缺乏诚信、经常说谎的人脸上刺上“谎言者”三个字，以向世人昭示。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的“脸部刺秀业”将会比今天的美容业还要兴旺发达，而仅靠此一项来拉动内需，就足以让中国的GDP以每年10%的速度快速增长，而且一定是稳健增长毫无问题。
因为我们的谎言已经无处不在，因为我们的谎言在很多时候比诚信更具有真理性。以至于当一个人在非常诚信地向他人袒露心扉之时，那这个人将一定会被视为傻子! 于是我们就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语言：你看这人，傻不傻？跟人说这么多实话干什么？这年头哪能这么老实，你不说点假话谁信你呀？
天哪! 一个人满嘴胡言的人能走遍天涯畅通无阻春风得意，而一个坦诚相见的人却被视为不谙世理呆头呆脑犹如傻子! 我相信，当一个人诚实的人面对大家怀疑的目光来审视并嘲笑你诚实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在精神就一定会有一种被人颠覆和强暴的感觉。可悲的是此刻你无处报案也无处申诉。这时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就逃离，要么你就沦落。 如今，我们大多数人似乎都选择了后者。
或许是出于一种深深的无奈，我在经商中有一个“8·2原则”。何谓“8·2原则”呢？就是说在经商中，尽管我在内心深处希望能百分之百的坚守诚信，但我只能做到80%的诚信，还有那20%，我必须说谎。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我之所以顽强地坚守那80%的诚信，是因为我宁可饿死也不愿意放弃做人的基本准则。人之所以有人的荣耀，是因为他在灵性上超越了动物；然而就说谎这一点而言，人比动物要无耻得多，因为动物不说谎。如果说丰富的语言成就了人类说谎的本领，那么我宁可像动物一样，一声鸣啼，心领神会；一个眼神，爱意无限……过去我们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做：你怎么连畜生都不如! 我是人，我不想成为畜生，所以我必须维护人所应该有的那80%的诚信。
二、那么，我为什么依然还要保留那20%的谎言呢？这是因为：当谎言已成为商业社会的一种共相时，如果你不说谎你就很难生存，这是其一。其二，我发现，在很多时候如果你不用那20%的谎言去套住你的客户，那么离开你的这位客户就很有可能会陷入另一个用 100%谎言构筑起来的骗局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20%的谎言是用来拯救那80%的诚信的。尽管这说起来非常荒唐，但这真的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比如最近就有一个客户，在即将与我公司签约之际，她被另一家公司老板的花言巧语所诱惑，于是她就与那家公司签了约。然而当她付完钱的几天之后却发现，那家公司拿了她的钱已经逃之夭夭了。当然这位客户事后非常追悔莫及，但一切已经晚了。谎言终究还是胜利了，并且是在胜利大逃亡中来兑现谎言之价值的。失败的，是这位已经习惯被谎言诱惑的人，这就是现实。而我那20%的谎言之所以被我至今依然保留，老实说，是对如今谎言与欺骗横行霸道屡试不爽之现实的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挽歌!
“图书馆”变成“录像厅”
在这样一个谎话连篇诚信贬值的社会里，我们又怎样去面对孩子那一双双诚实的眼睛呢？我们又怎样让他们今后能够少一点欺骗多一些诚信呢？让人觉得悲哀的是，如今就算是在学校这样一个本应纯洁的空间里，诚信依然岌岌可危。有这样一个诚实的中学生，当他以诚实的态度和行为去结束一场考试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成绩是班上的最后一名。于是同学们讽刺他，老师也嘲笑他。而他全部的过错就是因为他没有像全班同学那样彼此抄袭，只有他是独立完成考试的，只有他是用诚实来证明他的学习成绩的。但就因为如此，他被讽刺和嘲笑。缘由只有一个：他没有欺骗。
事后，这位中学生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诚实会引来一片讽刺和嘲笑？为什么欺骗者却能趾高气扬并能让老师露出喜悦的微笑？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仰望天空，他开始思索者，并把这深深的责问和委屈投向了北京的《中学生报》：
编辑同志：
你好，我是一名高中的学生，期中考试刚刚结束，我考得很不好，几乎是全班的最后一名。只有一个很客观的原因，我没有作弊。在班里，A和B等都是什么都不学的学生，可都“考”了四、五百分，压在我头上，我只考了三百多分。老师对A和B大加夸奖，而对我尖酸刻薄。在班会上，很多话都是针对我一个人的，而且说得很尖酸，我感很伤心，很痛苦。
我不知道这次考试我没有像A和B那样抄，是对还是错。你不抄，别人抄，到时候人家就是压在你头上，老师就是认为你是个朽木。班里的中等生还可以承受，但对于我这样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后进生，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真的很难忍受！作为一个后进生，往上爬很不容易，可是在前进的路上，却没有公平可言！我需要老师的理解与鼓励，可现在虽然爬上一点———靠自己的努力爬上了一点，换来的却是老师冷漠的眼光与无奈的叹息。老师哪里知道，A和B他们根本不如我，他们的成绩是抄来的！
我感到希望是那么渺茫，我厌倦了，真的。我现在该怎么办？下次考试是不是我也要抄？
文/心如刀绞
谁来回答他的问题？谁来为这位“心如刀绞”解开套在他心上的绳锁呢？我们有时候真的太残酷了! 就在学校这样的地方，我们居然还有这样的老师在鄙视一种诚实；我们居然还有这样的“灵魂工程师”在与谎言者们狼狈为奸；我们居然还有这样为人师表的人在玷污一个少年纯洁的心灵! 然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竟然无法去阻止这样一种行为，我们竟依然将这种人称之为“老师”!
从一块空地驶往另一块空地
风吹空了一切
我分明看见，深草里站着一副牛骨
它无愧于一个注视者的平静
请告诉我时间的深处的秘密，请说话
请给出黄昏的另一种解释
----- 宁夏灵武市中学学生杨森君《诗刊》2003·2
看来，我们现在必须要对中国的教育给出另一种解释。
什么是教育？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很不好回答。在我们当下的教育理念中，教育似乎只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东西，它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一个刚建成的图书馆，然后从小学起就开始正式往里搬书，路经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硕士、博士。其学位的高低往往是取决于你读了多少书、做了多少作业、掌握了多少知识。如果你掌握了，那么你就能考上大学、研究生；如果你掌握得比其他人要好，那么你就能考上重点中学、重点高中以及重点大学。等有朝一日你从大学毕业了，或者说你带上了硕士、博士帽之后，那么你的图书管也就可以准备开业了，而图书管规模的大小也就取决于你学历的高低。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对外营业，接待下一批学员，学费视社会需求而定，市场经济嘛，这很正常。读得起的请进，没钱的站一边去，别挡着道。要么你去找希望工程商量商量。要么你就去找一下《北京青年报》，只要你的资料和照片上了北青报那就准保有人给你赞助，去试试吧。只要能进了大学就一切好办了。不过，假如你连大学都没有考上的话，那你的图书馆就开不了业了。自然会有人来把你的图书馆贴上封条然后告诉你，你连营造执照都没有所以你开不了业还是待在家里看看再说吧。
这就是现在中国教育的状况，而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也就为这样教育理念提供了比赛的舞台。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从而导致了所谓教育必须是要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的。而除此之外，其它的东西只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附加物，比如说素质教育。
但是，我们现在的麻烦是，你不知道那些开着业的图书馆里还能不能借到书，因为很有可能那些经营者们出于利益的驱动早已把图书馆改成播放三级片的录象厅啦! 于是你可能就怎么也想不明白，人怎么就这样了？那孩子小时候不是挺好的吗，怎么长大了变成这德性啦？
这就是我对目前中国教育给出的另一种解释。一种叫“图书馆”理论的解释。
那么，一个以培育人类良好心智的“图书馆”何以会变成一个播放三级片的“录象厅”呢，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学校和家庭在帮他从小往里搬书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在摆放书之前，你首先要把书架擦干净，这叫勤劳；在摆放书之前，如果没有书架，你最好自己去做，这叫学会生存；在做书架之前，假如发现连木材都没有，你一定要自己去森林里找，这叫自力更生；假如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雷鸣闪电你一定不要退缩，这叫坚强；假如你一连几天都吃不上饭你必须坚持，这叫承受苦难；假如你在森林中遇到了一个受伤的小鹿时你务必要呵护好它，这叫珍爱生命；假如那只受伤的小鹿告诉你它妈妈在哪里，你一定要把它送回它的家这叫责任；假如你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你依然没有找到木材，你要真实地告诉父母和老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叫诚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反而这样告诉孩子，你不用搬书，妈妈会帮你搬的，你只要好好看就行了；书架用不着你擦，爸爸会帮你擦的，你只要认真学习就行了；假如这个书架孩子你不满意的话，让姥姥去帮你买一个最好的，钱多少那无所谓；孩子你什么事都不要做，袜子短裤书包手巾包括你的脚我们都帮你洗；孩子如果你受了委屈可要告诉爸爸啊，我会去帮你作主的；孩子你想不想吃穿山甲爷爷一定想办法给你买去；啊呀，孩子你拣到100块钱啊，太好了，要不今晚咱们去撮一顿？孩子，爸妈明天陪你去玩去，你就跟老师撒个谎说你奶奶生病了要陪她去医院；你们一定要好好复习功课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其它都是次要的明白了吗？这是老师今天在班上跟我们说的……
于是，原本一个以培育人类良好心智的“图书馆”，就变成了一个播放三级片的“录象厅”。
在这种教育的过程中，人的天性实际上是被一步步剥夺的。而人的很多品行也是这样被一步步塑造的。包括诚信与谎言。
十大谎言
多年以前，我们家曾经用过一个保姆，17岁，来自外地一个偏僻的农村。这女孩是第一次到大城市来，看上去非常老实，话不多，干起家务活来还算不错。可是之后不久我就发现，这个看上去异常老实的瘦弱女孩嘴里经常没一句实话。这让我非常纳闷：一个世事未谙初出茅庐的小女孩，怎么看也不像经历过什么世面的人，怎么说起谎话来却如此炉火纯青。于是我有一次就问她：你为什么要说谎？有什么事你直说不就完了，为什么要对我们撒谎？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乡下丫头，初来咋到，面对雇主的严厉责问，肯定会觉得无地自容或至少也会满脸通红。嘿，你看她什么反应也没有，嘴角还抿着一丝微笑，双眼无光地看着我。倒像是我说错了什么话似的。这件事曾在我脑子里很长时间都转不过弯来。我一是想不明白她什么连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要说谎？二是为什么一个未经世面的弱小女子说起谎来如此镇定自若？三是在根本没有必要说谎的背景下她为什么仍然要说谎？后来才听别人说，那地方的人都那样，说起谎来像张艺谋说戏似的，还充满了激情。这件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耿耿于怀。
我们可以想象像，当你拿起一张报纸兴趣盎然地读着一篇精彩的文章并回味无穷，但不久就听说这事全是编造的，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哪天你又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感人的故事并泪湿衣襟，事后听说这又是假的你是否会觉得你的泪流得有点傻？其实这事几乎每天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信我带你去看一看!
当2003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不久，已经有人为2002年总结出了“十大谎言”，就像中国人总是喜欢评比什么“十大国内新闻”、“十大体育新闻”一样，“十大谎言”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老百姓的生活。请看：
谎言一、楼盘谎言
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一直火爆异常，然而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同样谎言多得防不胜防。2002年是北京房地产市场“暴动”的一年，很多上当受骗的消费者纷纷举行各种“暴动”，以抗议房地产商的欺诈行为。如果你走在北京的马路上，随便就可看到在那个楼上挂着消费者对谎言开战的抗议语。
谎言二、MBA谎言
什么东西只要到了中国就得变形，MBA也是。2002年是中国的MBA走向自我毁灭的一年。由于这两年MBA学费一路攀伸，从而使那些利欲熏心者开始造假。比如有一家听起来很国际化的所谓培训中心，谁都可以入这所学校。因为入学考试是开卷的，毕业也不需要写毕业论文，只要你交上一万美金就一切OK了。包你在一年里拿到一张金光闪闪的MBA文凭。
谎言三、处女谎言
或许是现在处女太少，于是有些人就利用目前很多人为了某种需要而“求处心切”的心理，干起了人造“处女膜”的勾当。一颗像感冒药一样的东西，300元一颗，并声称吃下去后你就可以变成处女了，不管你是 18的少女，还是60岁的老娘们，都管用。据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大夫说，那种所谓的人造“处女膜”， 实际上是一种结构很简单，并能产生简单化学变化的药品，类似于各种外用泡腾片，根本不值几个钱。
谎言四、真情谎言
每到逢年过节，商家就会各种各样的打折招牌。什么买 100送60、什么“真情回报，买一送一”、什么“寒冷冬日送温暖，全场6折”等等。然而据一位经济学博士指出：假设以消费者购买100元以上物品获得60元“回馈(卷)起算，你买来买去最终的折扣不会超过70% 。所以说买的永远不如卖得精。
谎言五、健康谎言
2002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等待一种所谓“滴血验癌”的应试。然而一度曾让不少人兴奋不已的所谓“滴血验癌”， 据东南大学的陆祖宏教授说，其实这种技术预计再过10以后才会被人类熟练掌握。所以社会上盛行的所谓“一滴血可验几十种癌”的说法均不可信。另外，类似的谎言还很多，比如商店里坐着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告诉你，你掏点钱我就可以用这个仪器帮你测病，于是山东就在一个给老人送健康活动中，所有的被测的老人都成了“糖尿病”患者。
谎言六、成功谎言
如今只要你走进新华书店，就可以看到各种有关成功的书。其实这中间有很多是那些“枪手”们制造出来的。这些人本无任何成功经营，却靠着从互联网上扒取下来的大量资料，拼凑拼凑，一星期成功地完成一本关于成功的书。封面上，一个潇洒的老外风度翩翩……
谎言七、美丽谎言
2002年，随着电视上“韩流”袭击，所谓“要想美先变鬼”的理念开始流行大陆。于是，大量求美心切的少男少女们走进美容院寻求“美丽庇护”。一位12岁的少女打算割“全智贤”眼皮；一个18岁的女学生则要求大夫把自己“整”成金喜善。于是，为了美容，历时两年忍痛打断颌骨在所不惜；又于是，为美齿不成反毁 9颗健康牙，好端端的一个姑娘为追求身高下狠招，先断腿再插钢针……这就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一幕幕“美丽谎言”。
谎言八、避孕套谎言
曾有媒体纷纷报道，一种可以有效防止艾兹病的新型避孕套已被研制出来，名谓“液体避孕套”。它不仅能快速杀伤人体精子，达到避孕目的，而且还能快速杀死艾兹病毒以及各种性病病毒。然而没让那些人高兴几天，一些政府官员及艾兹病防治专家便出来证实：液体避孕套不能防爱滋病。
谎言九、专家推荐谎言
2002年，不管是在电视还是在报纸广告上, 打着专家和权威机构的招牌来为产品做广告的企业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个别科学家借中国生化学会的名义与某保健品厂家进行商业炒作，致使国家一级学会被指作伪证。于是，中国科学院不得不在2002出台了院士道德自律十戒，以有效遏制“专家推荐谎言”的继续泛滥。
谎言十、招生谎言
有一家公司在报纸上竟然这样写着：“只要交给我们公司 2.16万元钱，就包你能上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你高考落榜甚至分数低于300分也没关系。”这样的谎言居然能够在报纸上如此刊登，真让人怀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人相信的。
注：以上“2002十大谎言”是我从2003年2月出版的《文萃》杂志上摘录的，并在内容和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教唆孩子说谎的学校
看来，谎言已经是铺天盖地了，我们似乎无处可逃。人都已经像蜘蛛一样被编织在一张张谎言的大网中。从吃的到到住的；从学习的到健康的；从心灵的到权威的，一切真实似乎已经被颠覆。我们不知道在何处才能找到真实，我们不知道在哪个空间里我们还有把诚实来真诚品尝一次的机会。即便是在三亚那阳光明媚的海滩上，我们依然逃脱不了谎言的追击：当你听到“活虾五元钱一斤”而欲饱餐一顿的时候，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如果你想兑现那“活虾五元钱一斤”的谎言，那么你首先就得点上几百元一斤的鱼，否则你就滚蛋!
我的视力在被猥亵中失明
我的听力在被摧残中沉默
我的感觉在被强暴中泯灭
我的情感在被侮辱中哭泣
我的理性在被颠覆中颤抖
我的信念在被扭曲中变形
我的人生在被劫持中坠落
我的未来在被欺骗中毁灭
----- 作者当下的心情
“阳光下的罪恶”，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今天，当我们在阳光下一次次被谎言所欺骗时，那么，人类是否还有尊严可言？
让我感到更无法容忍的是：在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两本书，一本叫《火与冰》，作者是北大一位文学硕士，他叫余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才25岁。此书是献给北大建校100周年的。老实说，这本书写得不错。尽管我还没有细读，但作者敏锐的思维以及强烈的批判性已经让我为之关注。但，我发现了一件怪事。在这本书的封二上，有这样一段话：“本书出版后，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轰动，荣获多家报刊评“全国十大好书”、“全国十大畅销书”，余杰也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锐作家“之一。”
这事就怪在这儿了：大家知道，一本书肯定是印刷在前，出版在后，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事。一本书能不能获得读者的好评，也肯定是在出版以后才知道的。就像我在 1992年出版的那本《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一书，社会对这本书好评如潮是在这本书发行以后才会产生的，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后来有一家报纸把这本书评为了“1993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那是在该书出版后一年左右的时候我才看到的。但《火与冰》这本书却不是这样，印在封二上的这段话，就顺序而言，它一定是在这本书的出版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在这本书尚未出版之前，那段文字已经印在封二上了。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连书都还没出版，你怎么就已经知道“本书出版后，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轰动，荣获多家报刊评“全国十大好书”、“全国十大畅销书”，余杰也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锐作家“之一。”了呢？莫非出版商有特异功能？能遥视本书出版后的一切前景？我原本以为，我买的这本书可能是再版的，而这段文字也可能是在再版时加上去的。然而我仔细一看，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4月，而且是第一版。
显而易见，这又是一个谎言。我不知道这本书出版后是不是获得了那些荣誉，即便是，那也是以后的事。至少，那段早就印在封二的话无疑是一个谎言。
如果说，写在《火与冰》这本书封二上的那段文字毕竟是余杰在写完书以后的行为(我相信这不是余杰本人的行为)，那么，还有一本书作者却竟然在写作的过程中就已经几次三番地这样写道：
“《我是韩国人》出版以后，很多读者写信或是打来电话……”(131页)
“复习后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一帮人总想找我的麻烦……导火线是我写得《我是韩国人》……(135页)
“自从我出了《我是韩国人》这本书，不管走到哪里，几乎所有的人……
(155页)
记得我在阅读该书时，几次被这样的语言所折腾得脑子僵硬，就像白痴一样，半晌回不过神来。
这本书就是我们央视那位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先生向我们所竭力推荐的《我是韩国人》。说实在的，我很欣赏那位韩国人，他的那种骨气，那种拚搏，那种身为富家子弟而甘愿漂流他乡的孤独奋斗，是我们现在很多青少年应该学习的。但就是这一点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书还在写作的过程中，连出版的影都没有，怎么就已经知道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什么什么，还写得活龙活现？是不是我的智商太低就是明白不了，还是因为“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反正我是真的搞不明白。这就像一个从未生过病的人，有一天他却突然对别人说：在我未来生病的那几年里，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我那情人还专程从国外赶回来看我，真的，我实在是感动得不行……你说如果你碰上这么一个人，你会怎么想：这人不是有毛病就是脑子有问题，对吧。所以，我希望以主持《实话实说》而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先生能给我一个实话实说的说法，以免让我这种脑子一根筋的人老是为此而夜不能寐，拜托了。
我之所以这么叫劲，是因为我可以忍受在物质上被别人骗一把，因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但在精神上我真的希望能有一块纯净的空间，假如有一天连这个空间里都挂满了谎言的倒影，那么人类也就无可救药了。
2002年的某一天，在西安市的双水磨小学里，发生了一场悲剧。一个只有 7岁的该校一年级学生涂迁，因为没有完成规定的作业而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然而生性好动的小涂迁却自己跑出了学校，结果在一个人工湖边玩耍是不慎跌入水中被活活淹死。就这样，一个幼小的生命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而失去了生命的存在。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悲剧。
当一个生命失去是由于被老师罚站之时，因此该老师和学校理应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我们灵魂发痛的闹剧开始了：事故发生后，该校从校长、班主任老师以及涂迁班上的同学竟一口咬定：那天涂迁根本就没来上学，且信誓旦旦，众口一词。其中就有一位是涂迁的同桌同学，这位女孩斩钉截铁地面对媒体说，涂迁那天就是没来上学! 就这样，在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所在的“教堂”里，从主教、牧师到刚入教堂的全部修女，在其祷告的过程中向世人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
我们什么时候丢了诚信？
培根在他的《论真理》中有这样一句话：“谎言是直对着上帝而躲避着世人的。”然而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的谎言制造者却同时面对着上帝和世人公然撒谎。那上帝就是那一颗颗尚未被玷污的幼小心灵，那世人就是媒体、社会和法律。但是，上帝在被教唆下已经失去了崇高，而世人也被再一次的玩耍和愚弄。真正在哭泣的，只是涂迁的父母以及涂迁在天之灵的眼泪。
然而这个世界毕竟还存在着一丝希望的灵光，在正义的感召和内心痛苦的挣扎下，一位涂迁的同学终于向世人公布了事情的真相：当涂迁事件发生之后，学校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假行动，从校长、班主任到老师，他们为了逃脱自己的责任，竟集体教唆孩子们说谎！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被列为2002度“中国十大谎言”之首。而且我们还应该在教育部的门口刻上一个耻辱碑，上面应该这样写道：为缔造谎言的活人们默哀。
“老师说过诚实才是好孩子，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这就是那位最终说出真相的孩子之心灵独白。可想而知他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来挺身而出的，这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这么一个幼小的孩子，他要忍受多大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啊! 我不知道他今后的境遇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今后的前途会不会因为这一次诚实而变得扑朔迷离。说真的，假如那时我是北大、清华的校长，那么我一定要接纳这位学生，尽管他或许考试的成绩不够分数，但他至少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在这么多虚假者中唯一能挺身而出的人，这就够了!
明天你是否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
记得第一次听老狼唱这首《同桌的你》的时候，是他在一个大学生校园歌手比赛的现场，只见他手抱一把吉它，飘逸的长发随歌声一起飘扬，很美。当时我就说，这歌一定能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学生时代往往是人一生中最难忘的，并给人生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因为毕竟，人生的很多知识是在此期间学习的；人生的很多观念也是在此期间形成的；还有人生的很多习性和品格也正是在此期间培养的；当然人生还有最纯洁的情感也往往是在此期间萌生的。因此当很多人已经白发苍苍、年近迟暮之际，“老同学”这三个字对他们依然是如此亲切；而老同学相见时的那种激动万分，则更是体现出人们对昔日学龄时期的一种回味。
然而，我不知道当那位勇敢的孩子长大时，他会对他的小学时期有一种什么样的回忆；我更无法知道这种回忆会带给他一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明天他一定会记得昨天这场谎言
明天他一定还会惦记着涂迁的亡灵
老师是否还记得我这位勇敢的叛徒
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校的你
谁嫁给多愁善感的我谁与我坚守诚信
谁来为我诚信作证把伪善者丢在风里
……
我不知道假如让老狼来唱这首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还是别唱为好，因为音乐本身有一种原则：它可以歌唱美丽，它也可以歌唱忧愁，它可以歌唱幸福，它也可以歌唱痛苦。但不可以歌唱谎言，哪怕仅仅是一种回忆。谎言应该被诅咒被唾骂但不能被歌唱!
学者周国平先生在他的一篇题为《诚信与尊严》的文章中曾经发问：“我们是否曾经拥有诚信，如果曾经拥有，又是在什么时候丢掉的？”
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好回答。反正据周国平讲，早在100多年前严复就已经为中国人缺乏诚信而大伤脑筋了。其所谓“流于巧伪”便是严复对当时中国人的一种形容。不过周国平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诚信，正表明了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尚不够成熟，其规则和秩序未能健全建立并得到保护。所以周国平先生最后认为：“毫无疑问，要使诚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现状真正改观，根本途径是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其规则和秩序。不过，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同时很有必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化传统，使国民素质逐步适应而不是严重阻碍这个市场经济健全化的过程。”
周国平应该说是一位比较受人尊敬的学者，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尼采的研究，在中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我对尼采的认识，就是从他的《尼采：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中开始的。他是一个比较有思想深度的学者。然而就他上述这篇文章而言，我想在此与周国平先生进行一下讨论。因为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首先我想说的是，既然严复先生在一百多前就已经在为中国人的不诚信而烦恼了，所以当下中国人的不诚信问题与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也只能说市场经济加剧了那种不诚信的程度和范围，因为所谓的“无奸不商”在很大意义上说是一种真理。
中国人天性中的不诚信
我认为，诚信与不诚信，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某种天性的成分。这里所谓天性是指：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下长期生存的人所形成的诚信或不诚信；另外一种就是环境变迁，当一种社会发生变迁之后所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环境，由于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导致了人的价值观的改变，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诚信或不诚信。就这两种诚信与不诚信来说，我认为，目前中国人普遍地缺乏诚信，更多的是属于第一种。即天性中的不诚信。它与什么市场经济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在中国的某些地域，甚至是十分偏僻的农村，说谎像祖传秘方一样代代相传。在很多时候说谎者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这种最可怕的一种不诚信。还有一种也是属于天性中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伪善”。如果换句通俗语言来讲就是“要面子”。一个人为了要“面子”是什么谎话都会说出来，这是我无论在当记者的时候还是做生意的时候，感触最深的一点。这种谎言一般没有太大的恶意，但却经常防不胜防。而且搞得你狼狈不堪。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你想请一位朋友去看电影并说好晚上七点在电影院门口不见不散,你这位朋友其实并不想去但她却告诉你，晚上我要陪我妈去医院看病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如果能赶回来的话我一定去。于是，你从六点半开始就等在电影院门口了，一直等到快七点了你那位朋友还没来，于是你就给这位朋友打手机但手机关机。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正当你心急火燎不知所措的时候，你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你的朋友“气喘吁吁”地告诉你，Hi,我妈的病有点麻烦了，我还得陪她做检查，晚上我就去不了了，抱歉，拜拜! 于是电话挂了，里面传来“嘟嘟”忙音。此时，电影已经开场，眼看着别人都进去当《英雄》了，只有你孤零零的站在幽黑的路灯下像傻子一样。而此刻，你的这位朋友却正在家中舒适地躺在沙发上，磕着瓜子，喝着龙井，看着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她那位“病得不轻”的母亲正坐在她身边为她织着毛衣……
这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而这种谎言与周国平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上述两种谎言外，还有一种谎言与市场经济是有点关系的，那就是一个人原本并不怎么说谎，但自从他做生意以后谎言就多了起来。这种谎言就像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导致谎言的必然因素。因为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盛行了上百年了，而这些国家并不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骗子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周国平先生自己都认为；“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做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人的尊严感，与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仿佛比如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受信用……” 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3日
由此可见，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是否诚信，是与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有关。如果在一种人文传统中，诚信被视为人之为本的崇高目标，那么不管市场经济怎么发展，诚信也不会别谎言所取代。相反，假如在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中，伪善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经济都会谎话连篇，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加剧和扩展了这种谎言的蔓延。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所以，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市场经济，还是在于一切经济活动也好社会活动也罢，他的执行主体在一种人文本质上是不是诚信的，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任何规则和秩序的制定，它必须有一群有效的执行主体，否则这些规则和秩序就是无效的。比如正在此时，就在我书房的窗外，鞭炮礼花正在灿烂地腾空升起，阵阵巨响导致楼下汽车的防盗器鬼哭狼嚎。大家知道，北京早就制定了禁放烟花炮竹的法规。可这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些燃放者来说如形同虚设一样。如果说，这些燃放者还冒着有可能被警察抓走的危险，那么你对那些谎言者又能怎么样呢？我就谎话连篇你把我这么着？我就一派胡言你又能把我如何？我就骗你把你骗得黑白都分不清谁让你傻呀你让我骗! 如果我们当下的现实是基于这种一种逻辑的话，那么周国平所说的那种规则和秩序就完全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你制定一个法律：说谎十次判一年，胡说八道一百次判十年；满嘴胡言者拉出去枪毙。
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一个言论：当时我就认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恰恰是关系到这个“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核心。这就是：假如没有“人的现代化”，那么“四个现代化”由谁来执行？因为缺乏执行主体的任何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制定“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少说了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化，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好在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和开放的一个时代，这给“人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前所未有的时机。
因此，我现在同样认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直接结果。这种危机实际上早就存在。而现在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认为是与我们长期缺乏诚信教育有关。因为无论是在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我们似乎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导并予以行为上的严格督促。我坚定地认为，只有从小教育，我们才能改变一种民族的习性，只有靠不断地教育，我们才有可能让上一代人来成为下一代人的榜样。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有些大学在入取新生是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特长生”，比如你钢琴弹得不错，给你加50分，比如你是游泳健将，清华大学就入取你了。然而我们至今没有听说过比如你是一个见义勇为者，人民大学给你加 50 分，如果你有着良好的诚信记录，北大就把你收入囊中……此刻，或许已经有人在说，你做梦吧你! 是的，我确实是在做梦，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学校来教育孩子以诚信为本；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教课书上有很多讲述诚信的故事；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个个都以诚信为荣；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北大清华对那位诚实的孩子敞开大门；我梦想有一天我们在谎言死亡的葬礼上让诚信来宣读悼词……
诚信为立业之本
很多年以前，一位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样一片“我梦想……”中开始了他对黑人命运之呼唤的。今天，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早已实现了。我不知道我的梦想哪一天能够变为现实……
2002年12月20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年会上，企业家的“诚信问题”被前所未有地提了出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的“软硬兼施”下，中国企业的这些巨头们，一个个就有关自己的“诚信”问题做起了集体“忏悔”。首先做忏悔的是现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他承认，早在 1986年的时候，联想代理了一家香港的公司以经销该公司的服务器。结果一直欠帐未还，直到两年以后的1988年，当联想公司在陕西做展览时碰到了香港那家公司。这时联想公司才把那些欠帐给对方结清了，从而了解了柳传志和联想公司的一块心病。在会上，柳传志坦陈：在联想公司早期的时候，赚钱与道德行为的冲突确实存在过。或许是在柳传志先生的感染下，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好也开始了忏悔：“八十年代初我们下海创业，搞养殖业，养鹌鹑，因为大家都相信我们，我们越养越多，越孵越多，利润率可以说翻了十几倍、几十倍，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们认为不能再做了，否则最终会害了农民……我们当地总经理在好原料买不到或者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就用了高分水的玉米，打饲料时水分都往下掉，那确实是害人，当时我们确实是赚到了钱，赚了五百万。但是以后第二年第三年，农民的猪吃了我们的饲料不长肉，不买我们的饲料。”
敢于站出来面对“诚信”问题而坦言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我相信这些大企业的领导们如今已经视“诚信”为企业的立命之本了。因为用谎言构筑起来的庞大舰队，只要一旦东窗事发，那么就是它彻底沉没的一天。
中国蓝田，这个响亮的名字曾经在“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中风光一时。然而谁也不会知道，就在这优美的歌声中，就在这波光粼粼的洪湖水中，暗藏着一场巨大的骗局。2001年10月26日，在一份《金融内参》上，一篇仅600字的文章引起了高层有关领导的关注。然而就是这篇 600字的文章，从而揭穿了用谎言构筑起来的“蓝田神话”。2001年12月13日，洪湖市人民法院给这篇600字文章的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的刘姝威老师，发来了一张紧急传票，起诉她侵犯了中国蓝田集团的名誉，并将于2002年1月23日进行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即将开庭审理的九天之前，也就是2002年1月12日，蓝田集团中三名高层领导以及七名中层干部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至此，蓝田“真实造假”的最终内幕大白于天下。对于刘姝威老师来说，她的行为不仅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她也挽救了成千上万的股民。2003初，在每年一度的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这位勇敢的揭发者刘姝威老师坦然地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陈岱孙和厉以宁老师教导我们，只要你认为你自己是对的，你就要坚持下去，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我想，不论是刘姝威老师，还是本章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涂迁的同学，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站出来揭穿谎言，说明了在他们心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对诚信的坚定执著。同时，老师对他们的教诲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所以，一种成功的教育之所以伟大，原因就在于此。然而，我们当下对诚信的教育显然是十分欠缺的，尽管我们并没有忽略它，但我们似乎并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的必不可少的信念要求和行为要求来进行教育。我们对诚信的教育似乎是雾里看花式的，仿佛“诚信”只是一种美，它是让人观赏的一种非现实的品格。诚信似乎总是处在一种遥远的理想状态，它似乎让人感到这个本来就应该成为人之秉性的东西看起来却像是一种外星人般的稀罕和少见。所以，如今当我们表现出一种诚信的时候却时常被视为像英雄般的见义勇为。这实在是一种让人感到十分尴尬和可悲的事情。假如这种状况继续蔓延下去，假如我们的教育依然视“诚信”仅仅是一种正餐的调料品；假如我们的父母把“诚信”依然视为与自己的孩子考北大清华毫无关系；那么我们终将会有一天，当我们的“诚信”消失遗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用丰富的知识堆积起来的更大谎言将会以一种核武器般的力量，把人类尚存的最后一点尊严，彻底击毁!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上空，一场恐怖分子的惊世之举，震惊了整个人类。在两座象征着一种自信和力量的世贸大楼顷刻间倒塌之际，在美国人的内心，正经受着一场空前的心灵震颤。一种从未有过的权威性危机，使美国人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格虚空。然而就在一年以后，一场更大的危机使美国人的精神几乎崩溃。2002年，在美国商界相继爆发出一系列商业欺诈丑闻，安然、安达信、世通、环球电讯、施乐以及默克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公司纷纷爆出会计丑闻。从而使美国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这场危机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对心灵的震撼程度以及财物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9·11”事件。事后，一向老谋深算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痛心疾首地向世人宣布：由于一系列此事件的发生，美国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八万亿美元! 八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把全中国的家当包括整个国家的、老百姓的家当全部凑到一块，也只是它的几分之一。
这就是一种毁灭! 而这种毁灭就是因为缺乏“诚信”所导致的。此事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紧急制定并一致通过了《商业欺诈法》，该法明确规定以后对那些财务欺诈行为将采取严厉的惩罚。至此，一场大规模的拯救“诚信”的运动在美国展开。而与此正相反的是，由于美国通用公司基于一贯的诚信原则，它已经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
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一位叫黄晓南的中国访问学者，他在一篇题为《信任也是一种约束》的文章中，讲述了他对美国社会中“诚信”的一种认知：
……当然美国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撒谎在美国人看来是最要不得的恶习，犹如我们中国人看待偷盗一样，为人所不齿。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撒谎，正如我们中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偷盗一样。所以，一般说来，你说什么，人家就信，除非有规定须出示证明……
美国是个提倡“信用”的社会，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济活动中都离不开信用。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等，更要资信担保。但所有的信用都表现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一旦发现作假或诈骗，个人信用就彻底砸锅。到那时，在生活和事业中便会处处遇见”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窘境。正因为如此，人人把个人信用看得高于一切。
记得1994年我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夏天到纽约旅游。那天特意去参观仰慕已久的大都会博物馆。门口售票处的牌子上明码标价成人票价——16美元；学生——8美元。
尽管我很清楚，美国人指的学生，不仅仅是在美国学习的学生，而且是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但我还是吃不准自己算不算学生。访问学者平时也与研究生一起听课。可以说是学生，但又没有像学生一样交学费，也没有学生证。我有心省下8美元，可又怕售票员要我出示学生证。万一弄得让人家怀疑咱撒谎，既丢“人格”，又失“国格”。
踌躇良久，我想了个两全其策。我向售票小姐递出16美元，同时又对她说，“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学生，如果……”我的下半句话是，“如果访问学者也能够算的话。”
可她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面带微笑地问：“几个人？”
“一个”。我回答说。
她很快递给我一个做通行证用的徽标和找回的8美元，并笑着说，“祝你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全然没有顾及我一脑门子的“思想斗争”。
的确，那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了大都会博物馆精美的艺术和省下了8美元。
有了这种愉快的经历后，心里就时时想着珍惜它。就像一旦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加倍自重自爱一样。
时隔6年，去年夏天我带妻子和女儿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票价格依然如故，但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当年的访问学者，而是挣工资的驻美记者。尽管我和我妻子从外表来看要充当学生仍绰绰有余，但出于对“信任”的珍惜，也为了自重自爱，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两个成人、一个儿童的门票。尽管多花了16美元，但心情与上次一样愉快，因为我没有辜负别人的信任。
从此，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固执的想法：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引自《读者》杂志2003年第3期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诚信“所导致的彼此“信任”，成了美国社会群体生存的一种纽带，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一方面来自于彼此真诚的互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一个人生存所必须的道德要求，否则这个人将难以生存。当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生存的状态完全取决于一种“诚信”的时候，那么一旦“诚信”被毁坏，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发生一系列商业欺诈事件之后，就如同在美国本土引爆了两颗“精神原子弹”一样，美国朝野上下那种世界末的灭亡感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使我想起曾经假冒伪劣盛行一时的中国温州。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只要一提起温州，那么它的形象就如同在一片谎言汪洋中的一艘假船，而从这艘假船上卸下来的无一是真货。这种结果导致了温州经济的几近崩溃。后来温州政府下决心搞了一个“重塑温州形象”的诚信运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若不是这样的话，我看如今的温州或许就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历史博物馆了。
石家庄有一位12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向他的父亲要 15元钱，说是他有一篇作文在最近一个所谓的全国“新星杯”作文大赛中获了个“二等奖”。按理说，这位父亲听到此消息应该是很高兴的。但这位父亲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此之前，类似的作文比赛孩子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而且全部都获奖。这就使这位父亲对这种所谓的比赛产生了怀疑。据自己的儿子说，他们班上有77人，其中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21人，并全部获奖，一等奖4人，二等奖3人，剩下的全部都是三等奖。父亲的犹豫，让孩子有点着急了：“爸，要是不交钱，就不给发获奖证书，没有证书做凭证，就等于白获一次奖。” 此刻，父亲与孩子之间，其实心里谁都清楚这种奖意味着什么。但，一种虚荣成就了谎言的一次次得逞。于是，儿子又一次“获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大赛”中，很多父母是知道其中原委的，但是他们却依然鼓励并推动着这种谎言的成功登陆。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如果我没有这种获奖证书，那么以后老师就会看不起我，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很没面子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只要交了钱就行了，但别人都这样，我们也只好这样了。” 于是，我们大家也就只能这样了：这是假的没错但你不是照样乖乖地自投罗网么？这就是假的但你寄给我们的人民币可千万不能是假的啊；这就是假的但记住那“获奖证书”可不是假的，这上面可是有国家级协会的印章啊；谁说这是假的如果真是假的我连获奖证书都不会寄给你，所以以后不要再说我是假的了……
中国式的造假逻辑
这是一种逻辑，一种中国式的造假逻辑，很多时候当你面对这种逻辑的时候，你会脑子发硬，思维堵塞，你有一种渴求让黑格尔活过来的强烈愿望。因为你解构不了这种逻辑，于是你企图让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来帮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依然无济于事。就在前不久在达沃斯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一位素称对亚洲经济有深入研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当他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求他回答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时，这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竟尴尬地坦言道：“我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目前还没法回答你的问题，请给我时间。”
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是诚实的。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所以他宁可保持缄默也不虚张声势。因为任何一位“做不好关于中国功课”的人，假如他开口就一定是胡说八道。为了避免这种信口开河，保罗·克鲁格曼选择了沉默。
因此，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的活过来的话，我看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关于中国的这种功课是很难能做的，这是一种复杂的、系列的、组织结构严密的“产业链”。现在我们再接着上面所说那种“假”作文比赛继续说下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未解的方程式：有一位记者他在调查此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大赛通知”，上面这样写道：“通过对组织参赛的稿件继续严肃、认真的评选，大赛办准备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证书有国家级协会颁发，层次高，在业绩考核、升学谋职时，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由于大赛办各种经费开支较大，请获奖者将每证的制作、包装及挂号邮寄费共计18元汇至大赛办。”除此之外，通知单还对学生的班主任承诺：“于您为大赛作出的贡献，18元中可提留3元作为奖励，并向您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免收证书费用……”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做这门“中国的功课”。
这份“大赛通知”无疑是“大赛办“写给学校老师的，而老师呢，再把这消息告诉班上的学生，于是学生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事实上老师是这种所谓大赛的实际组织者。那么老师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呢？一是他(她)每让一个学生去参加这种大赛，他就能从中得到三元钱，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今有的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体系就是把学生的获奖数量、获奖级别当作‘硬性指标’，这无形中也使老师热衷于让学生参加各种‘赛事’。”这是北京一所实验小学的老师对记者说的。
好，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这就是，“大赛办”通过学校和老师来作为实施者，让学生们参加这些所谓的作文大赛。于是学生们就把作文连同钱一块寄给大赛办；“大赛办”收到钱后，就按照比例装模作样地评出所谓的“一、二、三等”奖来，而后，又跑到“国家级协会”盖个章，顺道就把这“获奖证书”给这些参赛者们寄去；于是，收到“获奖证书”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又获了一次奖，又多了一项资本；当然父母也高兴，咱孩子又获奖啦，随后把获奖证书高高挂在庭堂中央以便让邻居家来串门时一目了然；而老师呢，也不错，先数数这次一共赚了多少钱，同时还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任务，喜哉喜哉；最后学校呢，看看这次我们学校又有多少学生获奖啦，这样校长到教委去汇报工作时也挺有面子的，没准这样的奖获多了以后还能升为重点学校呢……就这样，一场“骗局”在这样一种各自所需的心照不宣中潇洒完成。有趣的是，在这场“骗局”中，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家长、学生以及骗子们都既是参与者又是同谋犯，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场“骗局”中竟没有输者! 欺骗者与被欺骗者都高高兴兴地共同来为这场“骗局”作最后的庆典。
这就是这门“中国功课”的全部答案!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赢”!
这就是中国逻辑的非逻辑解构方式!
保罗·克鲁格曼一再希望能给他一些时间来解答“关于中国的功课”，老实说，不是我瞧不起他，没戏!
同样，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能活过来让他来对中国的逻辑作解构，老实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根本就连“北”都找不到!
孩子对虚伪的控诉
有一个原本对人生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中学生，随着她在一个虚伪的环境下茁壮成长，终于有一天，当这位孩子长到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这世界变了。变得如此虚伪，变得当她用真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无奈地选择了沉默：
记得一位同龄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谁也没讽刺我什么，但他们在无意中流露出的淡漠却分明在提醒我：你无足轻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突然感觉到身边的人不一样了，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变了。我开始发觉那些班级职位的魅力是那么小，班委们大多数都是那样地虚伪——他们在利用老师。 在小学，我是老师的“宠儿”，我是班委，一切课余活动都有我的份儿；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的我是怎样度过光阴的，只知道那时每天做的事都是为了讨好老师。上了中学后，我却愕然地发现我变了：老师问谁在小学有过职务？谁想当课代表？……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或许，这是因为我在小学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当有一天，在一次大选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才有那么少的票数，发现班里的同性都不爱接近我，发现班里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是我的知心好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讨好的，都是老师的宠儿。宠儿们做错了事，大家一定会用一切理由变成好事，宠儿们偶尔没写完一次作业，大家一定会以一句“下次注意”一笑了之；宠儿们有时没有考好，大家一定会认为是“笔误”。可相反，如果这事情不是发生在“宠儿”身上呢？换来的是沉默的嘲笑、沉默的讽刺……没错，我也知道怎样便可以讨好老师，但我觉得那样好不要脸，好不要脸。
曾经有一次，我做出了几个宠儿没做出的证明题，她们以一种含着惊讶、蔑视的眼神望着我。还有一次，语文的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一，一个宠儿居然用那样蔑视的眼神问我：“抄谁的？”我感到莫大的耻辱！虽然我早在不经意间学会了忍耐，但是我受不了，受不了！我本可以对他翻脸，本可以狗血喷头地骂死他，但是我没有，只因为他是宠儿，没有人会帮我。就连评分的时候，宠儿们都说我不好，我差，我什么都差。他们不想与我做朋友可以，但是他们不能贬我！并且是以这些方法来贬我。我很窝囊，对吗？ 被宠儿贬的，不只我一个，但是，不是所有被宠儿贬的都像我一样沉默着。记得一次上音乐课，老师让每人唱一支歌，轮到一个宠儿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小声聊起天儿，然后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宠儿一下子回到座位上哭了。“反动派”们，抓住了女宠儿的最大特征：自尊心极强，承受力极差。看到这一切，我本应该高兴才对，但我此时却有点辛酸的感觉。我理解宠儿，是因为我当过宠儿。这件事的结局可想而知：宠儿把一切告诉了老师，老师占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解决这件事。虽然没点名没点姓，但这种“笑里藏刀”
的训斥使宠儿更加得意……
13岁以前，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我相信所有人的每一句话，直到我上了那不仅几次的当，我才开始在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仔细透视这个世界，可我换来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我不敢想象这就是生活，所有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复杂，我变了，开始彻底的变了，由一个活泼的女孩变得沉默寡言，独来独往。我开始记起一个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你太天真了”，和一个很好的朋友对我的忠告：“以后不要那么天真”。现在的我好感谢他们，但他们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我们已经有一年两个月没见面了。也许他们也不会知道那偶尔的一句话会令我这样感动，而且不会知道今日的我真的不再是一个天真的女生了。
结尾是这样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仅要面对虚伪，还要支持虚伪发扬光大。宠儿们不就是靠虚伪成名的吗！如果你不会虚伪，也就会像现在窝囊的我一样，哭天喊地呻吟着。
我们应该为这位孩子哭泣，因为她过早地承受了一种虚伪对她的折磨。原本应该享受一个天真浪漫季节的她，却被无情地抛在了一个虚伪的剧院中独自呻吟。在她那哭天喊地般的呻吟中，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听到了一种控诉，一种对虚伪、谎言以及这个不真实的世界的一种控诉。同时，在她的控诉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她对诚实和真诚有一种深深地眷恋……
真实如此不易
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为《伪小人》。该文章给我们讲述了在如今这个年代里，即便你想真实一回，也竟是如此的不易，请看：
说真话不容易，让人相信真话也不容易。如果我说不喜欢名牌西装，这话就很难让人相信。很多人惊诧之余，总是从狐疑的笑目中透来诘问：你是买不起就说葡萄酸吧？你是腰缠万贯不想露富？是不是刻意矫俗傲物装装名士？是不是故作朴素想混入下一届领导班子？…… 他们问来问去，怎么也不觉得这只是个服装的问题。我无论怎样真怎样实地招供，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核准。这些人不相信也不容忍现在还有人斗胆不向往不崇拜不眼睛红红地追求名牌奢华，他们已经预设了答案，只需招供者签字画押。他们不能使招供者屈服的时候，就只能瞪大眼恍然大悟：世故，见外，城府深，这号人太爱惜自觉的羽毛了哈哈哈。
他们宽容地大笑，拍拍你的肩膀，表示完全理解并体谅你的假话---- 因为他们也经常需要说假话。这没什么。
在这种情况之，你还有勇气说真话吗？你是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你不想当局长不想贪污公款不愿意移居纽约不喜欢赴宾馆豪宴不在乎大众对文学的冷落没兴趣在电视台出镜头也没打算调戏法郎廊小姐？这当然不是真话的全部。这些真话也不像交通规则可以舒用所有的人。问题是这些话在很多人那里，已经排除于理解范围之外，你能向他们缴出怎样的真实？
……
时尚握有定义真实的强权，其实总是被某种社会潜意识来选择或塑造。革命的辉煌已经落幕，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真实性不再是无可怀疑。在这个某些人心目中金钱至上的世纪末，当然是俗人庸人小人最能成为真实的标准蓝本。为了活得被别人认可真实，为了获得围观者赏赐的“真实”桂冠，很多人忙不迭地躲避崇高，及时热爱大街上热爱的一切，及时羡慕大街上羡慕的一切，就是说，必须操着流行的词语一脑门子官司地非礼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为，用失血的假笑的填满每一次交际……
这样看来，当一个真小人还不是件太容易的事，当来当去，一走神就还会怀念当君子的虚荣，还会鬼使神差往君子的神位上川。落下一个“伪”字。这正如某些伪君子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出小人的嘴脸，是同样的道理。伪小人作为伪君子的换代产品，是对伪君子的逆反和补充，也是一种文化敌伪势力，伪小人从根本说与多数人一样，不那么坏也不那么好，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惜的是，有一样东西失去以后就永远不可复得，那就是他们最常在流行歌中宣言要得到的：真实。
真实是现代人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
——引自《读者》杂志1994年第9期
“用失血的假笑填满每一次交际”，这是韩少功对如今真实被流放后的一种绝妙的形容。在一个到处都充满虚假的年代里，一个人想真实一回竟如此之艰难!
在这里，真实被视作一场更大骗局的一种城府，不露声色。在一片狐疑的笑目中，真实如同一个裸体少女，在一个无处藏身的旷野中被公然示众。于是，所有的人便一同带上假冒的太阳镜，把真实的眼睛隐藏在黑暗的一角，向隅而泣。
面对满目虚假，几年前就写了这篇文章的韩少功先生当是的确感到了一种绝望。但真实的灵魂毕竟尚存余息，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实与诚信”的重要性，因为假如谎言和虚假再继续铺天盖地，那么人类终究会有一天把自己都骗得死无葬身之地！
2002年12月份，武汉的一家大型超市在招收新员工的时候，破天荒地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当地居委会开具的所谓“品德证明”。否则一概不予录用。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全国多家有影响的媒体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因为这是至今为止，国内第一家企业公开把一个人的 “品德”记录，来作为是否录用该人的首要条件。对此，我表示由衷的赞赏。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我在本章中曾表述过的梦想。不管这种“品德证明”在实施上存在着多少困难，但至少，如今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品德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比我们目前只关注GPD每年增长几个点要重要得多! 因为仅仅代表物质生活水平的GDP，它无法从根本上来成就人类的幸福。因为幸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更多的是人对一种生活状态的精神满足。
此事件发生以后，《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以及广州展开了一次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在一个人的品德构成中，“诚信”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上海的的比例最高，占91.5%，北京占78.8%，广州占63.2%。与此同时，该调查同时显示，总体有87.4%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社会普遍缺乏“诚信”。(参见《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11日)
由此可见，“诚信”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人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予以首要的关注。而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诚信”的关注一定要从“娃娃”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把“诚信”来作为一个学生所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育；我们的学校应该要把一个人是否“诚信”来作为录取该生的重要“分数”；我们的教育部门也应该要把“诚信教育”来超越“知识教育”而作为一个人基本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们只有这样，我们将来才有可能生活在一个面具稀少的社会中尽情沐浴着真诚的阳光；我们才有可能不必小心翼翼的在“诚信”的大道上如履薄冰；我们才有可能大家在彼此真诚的面对中不必恐惧谎言的劫持；也只有这样，我们最终才有可能堂堂正正地站在那里向上帝作出庄严的承诺：从今天起我们不再为人类的谎言而忏悔!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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