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经历的惩罚教育ABC
在中国，家访是老师的一大法宝。小时候，一听说老师来家访了，那准没好事。有人敢到门边窗外去偷听。我是不敢的，但有时也派弟弟妹妹去偷听，以便心里有“底”。其实，有“底”又能怎么样？辩解是不可能的。挨不挨打，那得取决于父亲此时此地的心情了。那时孩子们自编了一首打油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找我爸。
从我做儿子的那个年代，到矿矿做我儿子的这个年代，从中国到美国，老师“告状”一事却是一点没变。只不过，由于高度发达的电话通讯设备，给老师的“告状”增添了更多的便利。事情刚刚发生，电话就到家了。在美国，那首旧式打油诗恐怕应新编为：大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打电话。
就拿矿矿最近的一次被罚作为开头吧！
1998年秋，矿矿上了八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二）。一天，我下班回家，电话录音机里存了七条信息之多。一听，其中有三条是矿矿的自然科学课老师留的。第一条是上午10点20分时留的。从录音中可以听出她的火气。她说矿矿在上课时玩纸条，故意扰乱课堂。她已勒令矿矿离开教室10分钟，以示惩罚。
一个小时后，她又留了个录音。这回她可真是气极了，声音尖而快，几乎是冲着我的录音电话叫嚷的。因为矿矿不服她的惩罚，回到教室后又接着旧戏重演。这回她给矿矿的惩罚更加严厉，即放学后留校30分钟。这就意味着矿矿不能坐校车回家，我们必须开车去学校把儿子接回来。
这位老师的最后一个录音约在下午三点。她的语调平静了些，说是她和矿矿一起去了校长助理办公室，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坦诚的交谈。现在矿矿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我看了看表，正是平常校车送儿子回家的时候。要不要开车去接矿矿，我犹豫了一下。因为她的最后一个录音，没有说明是否仍要儿子留校受罚。正在这时，门一响，是儿子回来了。他推开扑上来企图与他亲热一番的大黑狗，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道：
“爸，你听了老师打来的录音电话了吗？”
我知道这一整天孩子也一定是不平静的，便竭力压下火头，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可能正常些。
“你也知道这些电话吗？”
“知道。老师是当着我的面打的。”儿子一副有理走遍天下的样子。
也真有这位老师的，别看她似乎气急败坏地打电话，心里还是很有点鬼点子的。因为电话的这一头是没有七情六欲的录音机，那一头有矿矿在旁边，冲着这个假想的家长嚷，能给儿子最大限度地施加压力。如果我真在这边听电话，她能这样嚷吗？！她敢这样嚷吗？！难怪她又心平气和地打来第三个电话，并且也没再提罚矿矿留校一事。心里一定有想法！
我不动声色地询问原由。
那天，这位老师的班上很乱。在矿矿被老师点名之前，已经有几个孩子被罚。老师在讲课，矿矿心不在焉地听着，手中玩着铅笔。他把铅笔穿过一张活页纸上的小洞，不停地转动那张纸。那张有节奏地晃动的纸，引起老师的不快。
“矿，停止晃动那张纸。扰乱课堂，请你到走廊去坐10分钟！”
矿矿坐在教室外面，越想越不服气：整个课堂上大家都在说话，就我在听你讲课。为什么罚我，不罚他们呢？就算我玩铅笔不对，根据校规，你也应该事先给个警告，再惩罚嘛。哪有这么不公平，不讲道理的。老师不公平，凭什么我要听你的？矿矿心一横，回到教室后，又拿起笔和纸玩了起来。这回是有意气老师的，玩起来的姿势夸张了许多。这么一来，他立刻就成了全班注意的中心。这一下，老师抓到了典型。她给矿矿的惩罚这下子提到她的权限的最高一级——放学后留校半小时。下课后，她带着矿矿到办公室给我打了第二个电话。谁知，孩子认准了死理，认为老师的惩罚不公允，竟同她辩论了起来。四五个同时被罚的孩子结伴到她的办公室，下决心要找回公平……
这些半大不小的中学生，刚刚开始进入他们那“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成长阶段。美国的学校又从来没有“师道尊严”一说。相反，美国前卫的教学方法非常鼓励孩子们的批判性思维。矿矿从四年级开始，就参加了学校为高智商的孩子设立的特殊的教育计划。这个计划往往由学校里最高水平的教师担纲。主要目的是提高孩子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们在这个特设的教育计划培养下，大多都能言善辩，善于发现辩论中的漏洞，特别喜欢挑剔，思想敏锐，眼光独到，喜欢独辟蹊径。当然，淘气起来也是够讨厌的。如果，用中国传统的眼光来定义这些孩子，那都是些攻击性特强的“刺儿头人物”。（有关这个特殊的教育计划，请阅读有关章节。）
孩子们与自然科学老师的争论，最终引来了校长助理。校长助理是一个中年男子，在女老师占多数的中学里，男性颇引人注意。当然作为校长助理，也更具权威。事后，矿矿曾这样描述他们的校长助理：他是一个很不同于一般的家伙（请原谅这些从来没有受到师道尊严的教育的孩子。他们在说到老师时，不大注重选词）。每天他的工作除了坐在电脑前“表示”忙碌外，就是把手插在口袋里，耸着肩，在学校的走廊里、教室里走来走去。他老是一副随时准备教训人的样子。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有那些犯事的孩子。每一个小孩都怕他。
面对着这么一个校长助理，不但孩子收敛了许多，老师的态度也变了。她立刻换上了一副宽厚的态度，一口气摆出矿矿的十大优点。有了高帽子戴，台阶也好下些，承认一点点缺点也就不太艰难了。矿矿自认为找到了公道，也就认了错。
然而，这位老师的形象在孩子的心目中则有点问题了。
“为什么她会说两种不同的话。当着我们没说一句好话，还说我们是她从未见过的坏学生。可是当着校长助理的面，又老说我们好。”
矿矿同这个老师闹矛盾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所中学的自然科学老师上个学期才退休，开学前学校匆匆忙忙雇用了这位年轻的老师。开学的头几个星期，孩子们同她还能相安无事。但时间稍长一点，新老师的底子一“露”，是驴不是马的，就不容易被孩子接受。但有能耐的老师很快就能“收服”孩子们。这所中学里有那么几个老师，能让我那个目空一切的儿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儿子也从没在他们的课堂上制造麻烦。
妻子和我喜欢在吃晚饭时，同孩子讨论学校的事。可是矿矿最不喜欢谈学校。
问：“今天在学校怎样？”
答：“Fine（好呀）！”
再问：“老师教的东西都懂了吗？”
答：“Dub！”（意思是“小意思，我还有不懂的吗？！”）
再问：“还有作业吗？”
答：“NOthing。”
再问：“同小朋友玩得怎样？”
答．“OK'”
再问：“作业得了几分？”
答：“Idon'trernerner．（记不得了）”
同这种年纪的孩子谈话需要点技巧。问题问得小，孩子总是一副不屑交谈的样子。问题问很大，得到的回答往往也最简单。只有找到他们的兴趣切点，才能调动他们的情绪。
于是，我问他：新的自然科学课老师今天都讲了些什么新内容？这一问算是挠到痒处，点到穴位。
儿子边说边摇着头：“这个老师不怎么样！”
有一次，这位老师要在班上进行一次小测验。事先，她告诉大家要作好复习。临考试之前，她给了学生们两个选择：第一开卷考，全答对的可得90分（90分相当于B，93分相当于A）；第二，闭卷考，全答对的可得100分。
本来，老师的这两个选择也无可厚非。她可能是要让那些偷懒没复习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这个考试。因为，大多数美国孩子都不会很认真地去复习功课的。谁知，孩子们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们七嘴八舌地提出抗议，认为90分太低了。全答对了才得90分，太不公平了！老师与孩子们讨价还价：91分，92分，93分……最后涨到了93分。双方达成了协议：开卷考，全答对的可得对分。就在多数派为胜利欢呼时，班里的少数派却不高兴了。少数派不过五六个人，都是平常学习认真的学生。他们都事先复习了功课，如若闭卷考，只有这几个孩子可以得高分。眼看着复习是白费了，他们大喊不平。
美国的学校是以A、B、C．D、F为评分等级。A是最高一等，相当于100分一93分。这样一来，开卷考试也同样可以得D。
矿矿愤愤不平地说：“我用了自习课的一个小时来复习，这有什么用？和不复习还不是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师的决断能力这么差？”
在对这位自然科学老师的决断能力产生怀疑以后，矿矿和他的几位同学开始对这位新老师的知识水平进行抨击：“她在大学学的是化学，对物理一点都不懂！”
天晓得这些孩子从哪里找来了老师的档案材料。
“她给我们讲物理，讲了快半个学期，还在讲第一章。”
“她叫我们做实验时，一点科学性都不讲。做自由落体实验时，有的同学随便拿两张纸来一丢，就乱填个时间交给老师。可是老师还说他们做得好。”
“她给我们放有关物质的重量和质量在月球上的表现的录像带后，接着想解释一番。她不说还好，一说就露馅儿啦，她根本就搞不清楚重量和质量的关系，说的正好与录像带相反，全班同学都叫了起来……”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的晚饭变成了对这位老师的教学工作的讨论会。我们的处境常常十分尴尬。一方面，我们有时不得不适当地对孩子来一点“师道尊严”的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孩子的一些见解不无道理，对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又必须加以支持。于是，我建议儿子和同学们商量一下，最好一起去找学生顾问谈谈。
美国的中学通常设几个学生顾问，根据学生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排列，每一个学生顾问分管一部分学生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处理学生的日常事务，与孩子的家庭联系，等等。
谁知，矿矿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把这位老师的问题告诉学生顾问，这是不道德的。因为这可能会使她失掉工作。
尽管孩子不想把老师的“问题”反映到学校，使她失掉工作，但他们也并没想到要让她的工作更顺利些。这样，这位能力实在有限的老师的课堂乱成一锅粥。
为了保持课堂纪律，她使出了不少惩罚孩子的方法。轻则罚学生到教室外的走廊上去坐，重则送到校长办公室，或打电话给家长，或放学后留校半小时。
据说，到了后来罚不胜罚，她发明了“选择惩罚”的方法。当孩子有了过错时，她给孩子两个选择：一是接受常规的惩罚；二是面对全班小朋友大声说出自己的过错，然后发誓以后不再犯。后一种方法，给那些调皮的孩子提供一个充分表演的机会。有些孩子借着自我表白之机，尽情发挥表演天才，让自我充分宣泄。
这位老师确实是低估了这些孩子。学生与老师间的斗智就这样一天天地延续着……这才发生了前面说到的故事。
说起美国中小学的惩罚教育，其历史也曾很“辉煌”过。在美国，家长打孩子是不合法的，孩子可以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可视情况决定是否带走家长。但是在美国的不少州，学校体罚学生却是合法的，老师“适当”地打学生，也是允许的。美国有的私立学校曾以惩罚学生之严厉而出名。其体罚之酷并不亚于中国的私塾。公立学校当然要比私立学校宽松些。然而，公立学校的惩罚教育也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前面提及的老师打电话给家长即为惩罚的一种。这才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打电话”一说。
矿矿在小学四年级时，学校规定，凡是学生在学校一天内连续三次挨批评，老师就必须给孩子的家长打一次电话。有段时间，矿矿同一个实习老师较上了劲儿。结果，家里几乎天天接到老师的电话。学校这一招是用来对付那些任意放纵自己孩子的美国父母亲的。碰到我们这些以“尊师爱校”为美德的中国家长，我们常常就“Overreat”了。中文叫做“过度反应”。为此，矿矿没少挨责骂。直到我深感问题严重，找到学校，同老师一交谈，才发现这不过是学校的一个新规定。其实，孩子也没什么大错，不过是见来了个年轻的新老师，故意搞出点小名堂来气一气她。你不让讲话，我偏要上课说话，老师也被这个新规定支得团团转，每天下了课就忙着给学生家长打电话。
说起惩罚的形式来，最有意思的莫过于“罚站”啦。“罚站”可能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惩罚手段。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犯了错误，罚站一会儿是常事。在教室里罚站，与在老师办公室罚站性质不大一样。要能站到老师办公室的墙角里，定得犯点大错，像打架、破坏公物什么的。当然，站在那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时间不大好打发。在教室里罚站，那是小事一桩，这样受到的注目礼要多些，不过时间也好过些。
比起中国的学校来，美国学校里的罚站恐怕要来很容易些，量也更多些。对许多孩子来说，上课的时间挨罚站，关系不是太大。孩子们最怕的是课外活动的时候挨罚站，不仅不能玩，还要站着看别人玩，而且站的姿势是有规定的。
有一次，因孩子生病，我提前去学校接他。到学校时正碰上课外活动的时间。停下车来，从停车场向教学楼后面的运动场望去，看见孩子们都在玩，打球的、蹦的、跳的、跑的、追的、叫的，很是热闹。细一观察，发现有一排孩子，约七八个，背靠着墙边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其他孩子玩。这是怎么回事？原以为孩子们正在玩什么游戏。可是等我走近了球场，他们还是站在那儿不动。别不是罚站吧？这可是我第一次看见的“美式”罚站。于是我饶有兴趣地站下来看了一会儿。孩子们站得并不直，歪七歪八的，看来老师并不强调被罚者的上身不准动。但是个个都是脚跟靠墙报的。由于是面朝着运动场，可以看到孩子们的神态表情，有作鬼脸的，有大声同朋友打招呼的，还有乘老师不注意伸脚伸手捅一下旁边人的。看起来个个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没有一个面带愧色的。看那神色，就像是一伙随时准备上场的替补队员。
到学校办公室办好提前领孩子出校的手续，再到教室里找到矿矿。走出教学楼时，课外活动已经结束，孩子们也已回到教室去，那排站墙根的孩子也不见了。我问矿矿那是怎么回事。
“哦，他们在课外活动时打来打去呗。还有些是上课时惹的麻烦。老师会给你一个不让参加课外活动的惩罚。”
我对那种站的姿势感兴趣。
矿矿告诉我，那D4做“Stand on the wall（站墙上）”。
一听儿子这么一说，我就乐了：“怎么是站在墙上呢？分明是靠墙而站嘛。在中国，这叫罚站。但姿势不是这样……”
矿矿十分认真地纠正我，“他们站着的时候，双脚要靠墙的”，他走到墙边做了个示范动作。他跟着双脚靠墙比试了一下，“是这样的。脚跟要靠墙。”
看来他也挨过，不然怎么这么熟练？
怕我还不明白，他打了个比喻：“你说一幅图画是挂在墙上呢，还是靠在墙上？”
儿子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英文确实是说，“Apicttire on the wall。”那么就应该如儿子所示范的那样“挂在墙上了”。把英文的原意直译成中文，其滑稽之意味让我每每想起就笑出声来。想像那天看到的那群表情丰富、神态各异的活泼孩子被“挂”在墙上，这将是一幅多么生动有趣的图画。为英文的幽默，为创造这个说法的人，而常常感叹。不过，有时我也闪过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可能最初发明这个惩罚时，没准真是把孩子挂在墙上的呢。
矿矿曾就读的克瑞莫小学，是一所只设有从学前班到三年级的公立学校。学校的设备很齐全，环境也很优雅。每个班有20一25个学生。没有班主任，但是有一个被称为“forteatwr”的老师全权负责这个班。“room”是相对于“class room “来说的。中文意思是像家庭一样的教室。孩子们来到学校后就一直呆在他们的”家“里。这个”家“的老师，一人教英文、数学、绘画、音乐…就像是家里的母亲一样，照顾孩子的一切。不过这个”home teacher“并不像中国的班主任那样跟着孩子一级一级往上升。因此，矿矿每个学年都有一个机会接触新的”home room teaher。
由于老师一人太忙，每个星期老师都会选出两个孩子作她的助手，D4作“KeraKids”。这两个助手有不少工作要做，包括：收发作业，擦黑板，跑办公室收发材料，复印，还有清理教室什么的。你可别误会这是一种惩罚。这是一种荣誉和奖励，当“xerarou”，有如中国小学里的班长，不同的是这个荣誉只维持一星期，下周又轮到别的孩子。老师都很会在这上面搞点平衡，一个学期下来，每个孩子最少都会轮到一次。每一次光荣“下岗”时孩子都会收到一份证书，或者叫“奖状”。孩子总是美滋滋地把它带回家来向父母邀功。
矿矿当“KearKid”时，正好他们班上养了几只小老鼠。每天给老鼠喂食、加水、清理笼子的事自然也是他的光荣责任。矿矿每天都用手去把小老鼠的粪便一粒一粒地从笼子里拣出来，回家后，还会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们小老鼠们如何如何可爱。这事若是在自己家里，他可绝对不会去干的。在这个学校，劳动奖赏还有更高级的。有时，那些学习“太”好、表现又好的孩子会被选去参加校级劳动。如到学校图书馆、学校办公室去帮忙。能得到这种荣耀，孩子们无不趾高气扬。旁观者只有眼巴巴瞧的份儿。
我在中国上小学时，好像在我的学校有一种劳动惩罚。那些最调皮的家伙，若是打了架，或是干了什么让老师大大生气的事，放学后不得回家，要留下来扫校园。这种惩罚是最让人丢脸的。扫地者垂头丧气，旁观者幸灾乐祸。
美国的学校不搞劳动惩罚，但是有一种惩罚，中国的老师们是很难想像出来的。
美国的中小学都没有午休时间。孩子们早上七八点钟就到家门外去等校车来接到学校去，在学校一直呆到下午三点钟，再由校车送回家来。学生可以自带午餐，也可以在学校的食堂里买饭吃。在克瑞莫学校时，由于孩子们都还小，可能是怕孩子午餐时不正经吃东西，一般在下午两点左右，又给孩子们吃一餐点心。点心则是由家长提供的。每个月，家长都会收到老师列出的一份名单。每天由一名家长负责买点心送到学校去。对于家长来说，这正是表现爱心的好机会，很少有人在这上面吝啬的。于是，孩子们的这顿点心也就异常丰富，奶油饼干。草莓蛋糕、巧克力甜点、水果、冰淇淋……应有尽有。
有一天，妻子带着儿子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一进门，矿矿就硬拉着他妈妈往冰冻食品的地方走。到了摆满五颜六色冰淇淋的大冰柜前，他停住了脚步，然后细细地寻找起什么来。突然，他高兴地大P4了起来，“妈妈，我可以要这种popsicle吗？”
POPSicle类似中国的冰棍，有的是用果汁做的，也有的是用色素加调味素做的。
他指的那种冰棍是极普通的一种。矿矿井不喜欢吃冰棍，有时一盒冰棍（12根）吃上一个月还有不少剩在冰箱里。但这次不同，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一根一根地吃起来。结果，一口气吃了三根冰棍。妻子望着我，一脸的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觉得这事有点蹊跷，这种冰棍怎么能让这个挑吃桃喝的儿子如此感兴趣？我把儿子拉过来，开始盘问他。
“能让爸爸尝一口冰棍吗？”
矿矿犹豫了一下，把冰棍往后一编：“不！你可以自己吃一条嘛。”
我逼他说：“这么好吃的冰棍，还是留给儿子吃吧。”
矿矿看看我，没吭声。
看着他津津有味地啃着那冰棍，我说：“这么好吃的冰棍，我们以前怎么不知道呀？你是怎么知道这种冰棍好吃的？”
“今天在学校里，杰西的妈妈带了这种冰棍去，小朋友们都吃了……”说着说着，矿矿的眼圈一红，“可是我没得吃。”
听儿子这么一说，我不禁一愣。这怎么可能？哪有这么不公平的老师？在我的一再追问下，矿矿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原因。原来，当天矿矿在上课时同小朋友讲话，结果老师给他和参加讲话的另外三个小朋友的惩罚就是不给吃午点。据说，最容易使狗发怒的方式，就是让这条狗看着其他的狗或动物吃东西，而不让它吃。真不知矿矿是怎么熬过这个惩罚的。看着其他孩子吃东西，而自己不得吃，这种惩罚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儿子很敏感，看我的表情不太对，他又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那些小朋友故意用冰棍来逼我们，想惹我们生气。我们就装出没看见他们的样子。”说完，又补充一句，“我才不在乎呢。”
一口气吃下三根冰棍，他当然可以说不在乎啦。
几个星期后，开家长会时我见到矿矿的老师利波尔太太，提及矿矿一口气吃下三根冰棍一事。我告诉她，我认为这种惩罚非常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发展。我同她谈起了美国教育的基础理论所推崇的个性发展，谈起了“吃”在弗洛伊德儿童心理学中的重要意义。我最后强调说：“可以考虑其他的惩罚方式，千万不要在吃上做文章，惩罚孩子…”
科波尔太太一脸的不以为然。她认为，正是因为“吃”能刺痛孩子，在这上面作文章才能对孩子起到刻骨铭心的惩罚和警戒的作用。惩罚孩子的目的是什么？
科波尔太太的观点正好反映出美国惩罚教育的一个基本理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存在“ego”。“ego”是一种膨胀的自我，“o”与人之本性共在。它表现为过分的自负和过多的自我中心。个性的过度发展，会衍生出“eso”的膨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非社会性行为，例如，不遵守课堂纪律，不听从老师的指导，打架，等等，其实都是“o”膨胀所致。要矫正这种非社会性行为，扼制“旺p”膨胀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因此，惩罚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扼制“o”的膨胀。
在美国的电视、电影、小说及各种文艺作品中，这个可怕的“ego”就像个惹是生非的魔鬼。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写：当一个人处于两难境地时，特别是处于“天人交战”的道德选择中，往往会有两个象征性的小人出现。一个身穿白袍长着一对翅膀，另一个身穿红袍，头戴着两角帽子。穿白袍者是天使，是正义、道德和一切美好的东西之化身。穿红袍者则是魔鬼，是非正义、不道德和一切丑陋的东西之化身。英文把这个魔鬼叫做“aevil”。“aewl”总是会把个人的“o”推向极端，最终毁灭人的幸福。
我在前几章谈到了美国教育所推崇的个性发展。相对来说，与那些来自中国以及亚洲一些国家的孩子相比，美国孩子往往更开朗，更敢做敢为，而且更富于表现欲。用中国的一句话说，这些孩子“主意大着呢”。
由美国电视老明星比利·卡斯比主持的“孩子说的有意思的话”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这个节目其实很简单，在每次30分钟的时间里，由“天才老爹”比利·卡斯比对三个四五岁或者七八岁的孩子进行现场采访。参加这个节目的孩子都是从自愿报名者中选出的，并无事先排练。节目的最精彩之处，是看这些孩子如何应付、回答比利·卡斯比机智、风趣的提问。参加节目的孩子似乎个个具有表演天才。虽然有的孩子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腼腆，但他们面对观众所表现出来的selfesteem。自信、镇定以及自我的充分流露，不得不让我们这些中国家长叹为观止！
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告诉比利·卡斯比他会拉小提琴。比利让他拉个曲子听听，那孩子一本正经地说：“尽管你没付钱，但我还是决定为依拉一首。”像模像样地拉了几下琴弦后，说：“对不起，昨天我的音乐老师迟到了，所以我没能学好。”然后把琴夹在腋下，鞠躬作谢幕状。
比利·卡斯比风趣地说：“谢谢你！”
那孩子马上接着答：“you——are welcome。”直译成中文是“你是受欢迎的”。但这不传神，应意译为“您是值得我为您拉琴的”。
尽管那男孩儿并不怎么会拉小提琴，但他表现出来的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自信。孩子的自信和自然流露出来的“舍我其谁”的“自我感觉良好”，让所有的观众笑成一团。
这一幕在我心中久久没有落幕。它使我意识到，“self－esteem'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既可以为”冉p“那个膨胀的自我割破一切道德的束缚，也能够为打破常规或旧意识的束缚挥刃斩棘。这正如我在第二章里说到的，用人的二元性和行为的两重性的纵横坐标划分人的四个行为区，这种划分只表现它们的不同，并无好坏之分。换句话说，”自主行为“可以是一种好的行为，也可以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我们只能说”自主行为“不同于”确认行为“，而不能说”自主行为“比”确认行为“要好；也不能说”确认行为“比”自主行为“要差。例如，矿矿的老师在他连续两次击败全班美国小朋友获得拼写擂台赛的第一名后，既没有公开赞扬也没有私下鼓励。在我打电话提醒她以老师的身份就此事鼓励矿矿继续努力以后，她表面上答应了我，但一直未就此事对矿矿鼓励过哪怕只言片语。作为一个英语老师，她的这种行为是不被角色规范所约束的独立的、超然的反角色行为。很显然，她的这种”ego“膨胀导致的”自主行为“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当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选择投降或反战的日本士兵、德国士兵、意大利士兵所采取的独立的——Af意识行动，却是值得鼓励或称道的。
这就是”selfesteem“——一把双刃剑。
在美国，一般的观点都认为孩子自我膨胀太多，因此，学校对孩子的惩罚也多是以扼制孩子们的”ego“膨胀为目的。不像我们中国那样，惩罚只是一种手段，道德教育才是根本目的。美国学校对孩子的惩罚，有时只要是能达到抑制”eso“之目的，甚至不惜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显然，那位自然科学老师创造的一系列惩罚学生的方法，目的是抑制孩子的”ego“。最有代表性的是她叫犯错误的孩子当众大声承认自己的错误。”当众削面子“，让学生的自我受到损伤，感到”不好意思“，而停止继续犯错误。在课外活动时间，罚站墙根，罚留校，给家长打电话，还有罚不让吃午点，甚至在墙上画一个小圆圈，让孩子把鼻尖顶在小圆圈内，直到老师”解放“你为止，等等，无一不是以抑制孩子的”eec“为目的。
福兰莫小姐是矿矿小学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在五年级以前，美国的许多学校一般是实行”hornerOOteacher“的教学制度。
我在前面谈到过，这种家庭教室的特点是由一个老师负责孩子的各科教育。老师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去熟悉、了解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和需要，而孩子则不必去适应不同的老师和环境。作为一种从家庭向学校的过渡，这种教学制度对刚刚从母亲身边走出来的低龄儿童很有好处。孩子们能在较自然的环境中进入学习的阶段。一般来说，从五年级开始，学校有了分科的老师。这种教学制度较像中国的普通中、小学了。英文。数学、自然科学、音乐、美术都有专科老师。但学生还保留着自己的家庭教室和自己的home room teaher。不过，此时的home room teacher一般只担任一门课，有些类似中国的班主任。再往后，从六年级或七年级开始，学校就开始实施”走课“制。尽管，每个学生还有自己的家庭教室和自己的horn－。teacher，但那已是不很重要的了。每天到学校后，首先去家庭教室报到，home room teacher（班主任）会到教室里察看。然后孩子们根据各自的课程安排，独自到不同的教室去上课。
福兰莫小姐是矿矿的第一个数学专科老师。她刚从大学毕业，矿矿所在的那个班，可能是她工作后接手的第一个班。这些刚从四年级上来的孩子，还不很习惯每天有几个不同的老师来给他们上课。福兰莫小姐很年轻，性情急躁，加之缺少对付孩子的经验，轮到她上课时，教室里总是乱成一锅粥。在那几个最捣蛋的孩子中，矿矿也算一个。
福兰莫小姐上课的第一天，矿矿给老师出了一道几何题，名为请教，实为考考老师。此时矿矿虽仅上五年级，但由于美国学校数学教学进度非常之慢，矿矿的数学已自学到初中的几何学，而班上的同学还在算乘除法。这样，众目暖暖之下，福兰莫小姐很认真地回答了矿矿的几何学问题。矿矿的评语是：答案对了，但证明的过程有问题！
其实，矿矿又懂得多少几何，充其量是老师的证明过程与他的不太一样。不过在不少同学的心目中，矿矿是他们班上的数学权威。如果矿矿说不行，那这个老师一定不行。
于是，孩子们就想着法子同她”玩“起来。老师要求每天要带红笔来上课。有几次，矿矿忘了带红笔，福兰莫小姐给了矿矿惩罚。有一次甚至给了他留校半小时的惩罚。有几次，矿矿和他的小伙伴们商量好设陷阱去”装“老师：故意大声说忘了带红笔，等老师准备给他们惩罚时，才假装突然发现红笔在书包里。弄得福兰莫小姐头疼透了。
有一天，福兰莫小姐想出了一种新的惩罚方法，就是让犯错误的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黑板的一角成了调皮孩子的公告栏。哪个不听话，犯了错误，对不起，请上讲台来，当众把自己的大名写在黑板上。若再犯，在名字后加一个勾。一天中得了三个勾，对不起，放学后别回家，留校半小时。
这一方法一开始就不灵。上讲台写名字，这种出风头的事，对那些极想成为众人注意中心的孩子犹如瞌睡碰上枕头——正好上台”表演“一番。
有一天，矿矿也被罚上讲台写名字。他慢条斯理、一笔一画地在黑板上写了他的中文名字。
福兰莫小姐和全班小朋友莫明其妙地看着黑板。
“嘿！矿，你画的是什么呀？”
矿矿得意地解释道：“这是我的名字呀！中文的。”
我是事后从老师那儿听到这事儿的。回来后，我批评矿矿。
他却拿出一副争论白马非马的架式来，煞有介事地说：“福兰莫小姐只叫我写名字，她又没讲清楚是写英文名字，还是写中文名字。”
中国的教育界有一种说法，惩罚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是教育人。因此才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说。教育就得说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力求做到不但使之口服，更重要的是心服。
美国学校这种以扼制“ego”膨胀为目的之惩罚方法根本不注重说理，甚至根本不说理。什么是错？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就是错。为什么错？对不起，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就是错。学校的规章制度一开学就人手一册，该惩该罚一条条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既没有争辩的余地，也没有什么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惩罚就是惩罚！就像现在国内的许多交警罚违章车辆一样，罚款就是罚款，指出哪一章哪一条，照章办事，按条罚款。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哪里还有什么思想工作要做的？
对美国学校的惩罚形式和动机，我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开始，无论是对惩罚的形式和动机，我都很反感。我对我的教授们以及我的同学们介绍中国式的惩罚教育的形式和目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点头称是，特别对“家访”这种美国学校没有的形式，更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现在，尽管我对美国学校对学生惩罚的简单、粗暴甚至不惜伤害孩子的自尊和人格（如让犯错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吃午点，让孩子的鼻尖去顶墙上的圆圈，等等）仍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也慢慢地理解到，这种惩罚方式与美国所推崇的个性教育看似冲突，实则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说理、教育都是外在的东西，调动自我才是根本。老师苦口婆心的告诉学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如果学生听不进去，就全部是白费功夫。
以扼制“o”膨胀为目的的惩罚就简单得多。是对是错，翻条文。不理解吗？那是你自己的事。总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其结果是，调动学生内在因素，让孩子真正从自己心里去认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j从教训中学会社会法则。自己改造自己？
看美国人管教孩子，“放任自流”一词会立即蹦到你的脑子里。
我们刚认识阿莱希欧博士一家时他们才有第一个孩子，名字叫泽克。后来跟阿莱希欧博士一家熟了，我们大家都用阿莱希欧博士的呢称“海琳”称呼她。那天我们在学校的冰球馆看打冰球，正好同他们一家坐在一起。当时泽克才一岁多，金发碧眼，像个小金丝猴。冰球馆里的温度很低，一进到馆内，妻子就忙不迭地让矿矿穿上早准备好的长袖外衣。儿子很不情愿，扭来扭去地反抗着。妻子连哄带压地硬是让矿矿穿上了外衣。
儿子指着海琳怀里抱着的泽克说：“看，他那么小，为什么他不用穿外衣。”
泽克穿着件小短袖，衣服太短了，半个小白肚皮露在外面。泽克的小脸青青白白的，两条青鼻涕挂在鼻子下。
妻子捐了指泽克，对海琳说：“你不觉得他可能冷吗？”
中国人对旁人的孩子往往是关照有余的，并不大想到这关不关自己的事。
海琳低头亲了亲儿子的脸，问道：“你冷吗？”
“NO！”泽克使劲摇摇头。
海琳对我们笑了一笑，算是回报妻子的关心。一场球赛一个多小时，泽克就这么光着小肚皮挺过来。
妻子百思不得其解：“美国人到底是怎么养孩子的？孩子说不穿就不给穿。哪能纵容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后来，我们一家同海琳一家的交往越来越深，两家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度周末。妻子对海琳夫妻管孩子的方法也就见多不怪了。
泽克快三岁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妹妹杰西卡。杰西卡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看见猫啦狗啦什么的，就非要上去扯尾巴、扯耳朵，又搂又抱，不把那些小动物玩得乱叫唤决不放手。开始时，妻子怕小动物忍受不了会伤了杰西卡，每每看到“险情”就将孩子抱开。杰西卡当然不肯，总是大哭之后又如愿以偿。久而久之，妻子也学会对放任自流的孩子泰然处之。
在杰西卡之后，海琳又有了一个男孩科笛和一个女孩爱瑞卡。对这两个小的，海琳更是放任自流有加。有一年的感恩节，我们一家，还有丽莎一家到海琳家聚餐。大大小小十多号人又吃又喝，很是热闹。
不知是因为什么事，两岁的爱瑞卡大哭起来。她先是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哭，接着连踢带端地从沙发滚到了地上，在地毯上打滚哭闹。
海琳安详地微笑着，不停地哄着爱瑞卡：“宝贝，你想要什么？”
海琳每问一句，爱瑞卡的哭声就升高一级。海琳无可奈何地对丈夫说：“你来试试。”
古瑞克坐在地毯上，想把女儿抱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哄着她。爱瑞卡拼命扭动着身子，站了起来，接着又跺脚大哭。这回古瑞克也无计可施了。在座的每个人几乎都试了一回，但谁也没有本事让爱瑞卡停下来。
海琳笑着说：“爱瑞卡就是这样的。她不高兴就是不高兴，谁的话也不听。有时哭到兴头上，她还会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扯下来。”
话声刚落音，爱瑞卡就开始拼命地扯自己的衣服，然后光着小屁股又在地毯上滚起来。海琳不在意地对我们说：“没关系，等她哭累了她就会停止的。”看着我们惊异的眼光，她又补充道：“每次都是这样的。”
就这样，爱瑞卡整整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她已躺在地毯上睡着了。
怪孩子大哭大闹，在客人面前尽情耍性子而不加制止，中国的家长绝难做到。如果是我们的儿女，我们一定好好治治他们，非把他们的丑脾气改过来不可。
海琳和她先生心地非常善良，但脾气也很急。然而，他们对儿女们的任性的容忍，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他们的解释很简单。孩子哭闹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舒服了、渴了、饿了、心情不好等都可能是哭闹的原因。哭闹也是孩子的权利。孩子哭够了，闹够了，到头来也会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不要过多地干涉孩子，应给孩子留下自决的余地。
在他们家的厨房的墙上，挂着一个用木头做成的小屋子。旁边围挂着六只也是用木头做的可爱的小狗，每只小狗身上都写着名字：爸爸、妈妈、泽克、杰西卡、科笛、爱瑞卡。海琳告诉我，谁犯了错误，谁的小狗就会住进小狗房受惩罚。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谁也没有例外。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认识到错误了，可以把代表自己的那只小狗从小房子中挪出来。
我们搬到西金库市后，因为离牛津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各忙各的，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见面，我们都发现泽克和杰西卡变了不少，变得越来越懂事了。
我在写这一章时，正好碰上泽克的10岁生日，我们去参加他的生日晚会。
吃完生日蛋糕后，孩子们玩他们的、“疯”他们的去了。
我们四个大人在聊天。
突然楼上传来科迪一会儿干嚎、一会儿痛哭的声音。
我们望望阿莱希欧博士夫妇，他俩习以为常地说：“一定是科迪玩电子游戏机，玩不过电脑，输了，就发脾气，就哭…
科迪就这样时哭时停的，大人小孩没一个理他。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上楼去劝他，谁知，越劝越哭得厉害。
于是，我就叫矿矿去帮他。
矿矿说：“这里就数科迪玩那个游戏最棒，他赢不了，谁都赢不了，我去更糟糕！”
“也得想个办法呀！”
“爸爸，不要管他那么多！泽克小时候在我们家玩电子游戏机，玩不过，不也是大哭大闹吗？长大就好了……”
泽克在矿矿身边做了个鬼脸。
我突然“悟”到什么似的，赶快下楼与阿莱希欧傅立夫妇交流教养孩子之道。
中国的家长事无巨细多是按照自己的设计和设想来改造孩子，大到成人后的志向，小到脾气、爱好、吃饭、穿衣，甚至交朋友，等等，无不唯家长之意为尊。漫说填志愿、选学校。找对象这种大事，就是孩子的哭笑也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像科迪、爱瑞卡这种“无理取闹”，早就挨“修理”了。
中国的家长有如制盆景一样，扭这枝、弯那根地按照自己的设计来“改造”着孩子……
美国家长则不同。他们不按自己的设想改造孩子，不强迫孩子接受家长的意志。是非曲直由孩子自己去判断，去认识。家长只是尽力为孩子创造环境，孩子最后怎么长？能长成什么样？是孩子自己的事。阿莱希欧博士的两个小的，还很小，按中国人的观点，脾气早到要整治的地步了，但看来，他们夫妇是要“放纵”下去的。孩子能否在长大的过程中，慢慢自己“改造”自己，成才立业，我们将拭目以待-…·
有一阵子，矿矿迷上了中国功夫。李小龙、成龙的电影令他如痴如醉。每天晚饭后，他都要在地毯上模仿明星们的动作翻来翻去，打来打去，说是在练功夫呢。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段时间下来，他竟然能像模像样地打出一套套棍棒刀枪来，每做一个动作，还能叫出名字。据说，他是将录像带停停放放，一个一个动作模仿下来的。
这一来，不但矿矿自己认为他的中国功夫天下第三（很谦虚地排在李小龙、成龙之后），连他的那些美国同学、朋友也知道矿矿的中国功夫了得。为了证明自己的功夫到家，矿矿每天午饭后在学校的餐厅都要找人扳手腕。几天下来，杀遍饭厅无敌手。矿矿更是得意洋洋。
其实矿矿并非力气大，他的个子在美国孩子中也不过届中等，论吨位只能算轻量级的。他扳手腕之所以能赢使的都是我教他的巧劲，他却对人说是“内功”。
这种巧劲是我在国内“土插队”时摸索出来的。那时，我与农伯们扳手腕从来就“扳”的不是“手腕”。因为我并不与对方手抓手地扳，而是与对方手杆对手杆地扳。一开始比赛，我就耍了三个小“名堂”：
第一是把手杆悄悄地转一转，使得我的手杆侧面对着对方手杆的正面，利用手杆侧面的面积小压强大的原理，增加对方正面手杆的压力和疼痛感。
第二是旋转手杆后，不与对方正面使力相抗，而是迅速地用劲儿往侧面拉——使自己的手杆侧面与自己的肩膀尽可能地靠近。
第三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自己的手臂收得很靠拢而对方手臂被拉开的时候，再往正面使劲儿猛压。
这样一弄，对方是有劲儿使不上。我那会儿才真是打遍全“村”无敌手呢。连金四这个全村第一“腕”，也在众目睽睽之下，眼睁睁地看着被我这样一转一拉一压的巧劲“扳”倒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四个“插青”还在吃饭，就听到村里的晒谷坪吵翻了天。莫不是公社来放小电影？饭还没吃完，一群小孩儿代表金四来下“战书”。说是生产队长同意了，先扳手腕，再记工分。这就是说，和我们“没完儿”了。
本来我的人缘很好，但那次扳倒村里“第一腕”，引起“公愤”，除了队长的儿子，因抽到柳州钢铁厂饭堂当工人而把自己也看作城市人敢出面为我呐喊以外，全村男女老少没有一个帮我的，连和我最好的春风也反常地为金四摇旗呐喊。那时才17岁的我，被这种“同仇敌代”的气氛吓住了，我感到了外来人的孤独。我审时度势，决定输给喝得满脸通红的金四。但我又不愿这样轻易地输给他，于是就一会儿用巧劲儿拉开他手臂，一会儿用死力与他对扳，直弄得他气急败坏、歇斯底里了，才让他把我板下来……
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矿矿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什么外来人？！是我呀，非扳倒他不可！”
矿矿还真说到做到。
美国的孩子常常先入为主，有的还真以为凡中国人都会功夫，加之矿矿的中国功夫早已是名声在外，看着矿矿虚张声势的样子，有的还没比，手就先软了。
有一天，矿矿的好朋友塔斯登，终于发现与矿矿扳手腕有劲儿使不上的现象，于是，怀疑矿矿用的是巧劲。但是试了几次，仍然是输，就是看不出来矿矿是怎么使巧劲儿的。塔斯登恼羞成怒，就来个先发制人——开始就抓住矿矿的手反扭过去。矿矿发现吃亏，就用力挣扎，试图解脱出来，谁知一使劲，正好反手一拳打在塔斯登的鼻子上。
“哇，不好了，塔斯登的鼻子流血了！”围观助战的孩子都起哄地叫起来。
惊慌的老师赶来，塔斯登被送进了护士办公室。矿矿则被送进了校长助理的办公室。
孩子们打打闹闹，你捅他几下，他打你两拳，那都问题不大。但是流了血，问题就严重了。家长怪罪起来，学校也就很难办了。美国的公立学校（主要指中、小学）的钱都来自本社区居民上交的房地产税。理论上说，学生的家长应该是学校的“k朋”（上司）。学校在处理此事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开会。半小时以后回到办公室听到的是电话录音。一个女性的声音：“这是某某中学，请你听到信息后马上给学校办公室打电话……”
“学校的电话！？”一听到这个电话录音我的心就不安起来。经验告诉我，凡是学校突然打来电话，准没好事。除了孩子犯错误老师告状外，就是孩子出了事，碰破头或摔伤手什么的。
几个星期以前，我曾接到过矿矿学校的一个电话，那是因为矿矿上体育课时，为救起一个球，“英勇”地撞到一张铁椅子上，把门牙给碰断了。
等我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办公室的那个老秘书笑吟吟地对我说：“若家里有个男孩，你就得做好他要摔断门牙的准备。”
学生上体育课撞着铁椅子，学校是要负责任的。
不知是为了安慰我，还是想把事情“化”得小一些，轻一些，老秘书接着说道，她的四个男孩中，就有两个曾崩断了门牙。百分之五十。
我们家就一个孩子，那是百分之一百。本想追究学校的责任：体育老师怎么能够让孩子在有铁椅子的环境中打球呢？但用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一想：门牙不断已断了半颗，牙医费由医疗保险公司支付。追究学校的责任，又能怎么样？对孩子有好W？
好在牙医马上就把矿矿的门牙修整得天衣无缝——就是告诉你，你也看不出来！
我一边给学校拨电话，一边想：但愿今天别是又断了另一颗门牙。
电话那头传来了那个治秘书的声音：“是黄先生吗？清等一等，校长助理要同你说话。”我暗暗吃了一惊，校长助理要同我说话？看来这回可不是断颗牙、伤个手什么的小事。恐怕这小子麻烦惹得还不小。
我想起矿矿曾描述过这个校长助理：每天坐在电脑前表示忙碌的家伙，甚至在同人家谈话时也装模作样地敲打键盘。除了敲键盘，他还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耸着肩，在学校的走廊和教室里走来走去，到处教训人……
我想，他总不至于对我摆谱吧。
听筒里校长助理的语气很平和，他简单地述说了一下午饭时发生的事。出乎意料之外，他竟没有对矿矿的行为批评半句。他像是很随意地提起：根据学校董事会的规定，矿矿将被罚三天不得上学。并很抱歉地说：“真对不起，这个惩罚从现在就开始了。矿矿现在在我的办公室里，请你立即来学校接他回家。”
决定都已经下了，我还能说什么。我急急忙忙地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跟同事打了个招呼，就开车直奔学校而去。虽然从我的办公室到学校并不太远，20多分钟的路程，但觉得似乎开了很久。这个儿子真是太调皮了！在家里每天都跟他的狗打来打去，说是练摔跤，好在那只近80磅的德国猎犬与他势均力敌，翻来滚去可打个平手。多次警告过他，在学校不能显示他的什么“功夫”，不能同小朋友打来打去。我还曾试图向他灌输些“武林高手”的德行：以德服人！这回可好，假功夫一露，就出了圈儿……
学校偌大的停车场和运动场上静悄悄的，想来孩子们正在上课。我在教学楼前找了个空车位停好车。刚出车门就看见那个老秘书的脸在办公室窗子后晃了一晃。看来他们正等着我呢。我向教学楼楼门走去，感到有好多双眼睛从窗内看着我。
进了办公室，老秘书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请进，校长助理正等着你呢。”
办公室里的另外两位妇女像是不经意地抬头打量了我一眼。
校长助理看上去要比我想像的年轻些，很有礼貌，一张口就向我道歉。说他知道矿矿其实是个很好的学生，不但学习好，还从未被送到过他的办公室。这次看来不过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他本不想惩罚矿矿的，但无奈的是学校的条例已明文规定，他实在不能更改。为了显示他的宽宏大量，他慷慨地把三天惩罚改成两天半。
同我说话时，他一直都很尊重地看着我，并没像矿矿所描述的那样，边同人说话边敲打计算机的键盘。
他从桌上拿起两张打印得非常整洁的文件递给我。这是一份学校的正式通知。
第一张上面写着：
亲爱的家长：
你的孩子黄矿岩今天在学校午餐时与同学发生争执，以至于造成他人受伤。鉴于该行为违反了学校董事会所定的条例，特给予黄矿岩停课三天的惩罚，从XX年XX月XX日到XX年XX月XX日，这三天作为缺课处理，所有作业、考试成绩均为零分。
你若对此有疑问的话，请与学区董事会联系。电话XXX－XXX－XXXX
你忠诚的XXX．xXXX
第二张是个表格，列有犯错误的原因、时间、处理意见，以及家长和校长的签字，等等。
一切都是照章办事。我除了道歉还能说什么呢？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带着儿子从教学楼走了出来。我没有说话，儿子也没出声。
这同一个月前的全校表彰会对大不一样，那天矿矿前前后后得了五六个奖，上了好几次颁奖台。当我们一家从这个教学楼走出来时，周围的眼光都是敬佩和善意的。甚至还有不相识的人走过来道贺。
我没有过多地指责儿子。从他那忏悔的眼神里我看得出，这个教训已让他学到了不少东西。缺了三天课，其中那几门有考试的课程，矿矿的成绩从A掉到B。他一本正经地向我发誓，一定要在学期结束之前把成绩变为A。后来他果真做到了。以后再也没发生过在学校与同学打打闹闹的事。
现在国内对教育发明不少新提法，什么“成功教育'”、“愉快教育”、“情景教育”、“性恶教育”，等等。我觉得有些提法值得商榷。
“成功教育”，这话讲等于没讲。“成功”是一个形容词，可以是主观愿望，也可以是客观事实。从主观上说，谁不想成功？凡主观愿望想“成功”的就是成功教育？从客观上讲，也缺乏科学性。什么是成功的标志？高升学率？素质的全面发展？什么是成功的标准？没有客观标准，任何教育都可以称之为“成功教育”。所以说，这个提法没有实际意义。
“愉快教育”和“情景教育”说的是某种“教学”手段或形式，而不是教育的目的。“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全面发展人的素质，“应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训练人“应试”的能力。总不能说“情景教育”的B的是为了某种“情景”，“愉快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愉快”。
“愉快教育”和“情是教育”只能是某种可以为“素质教育”甚至“应试教育”服务或利用的“教学”手段或形式。反之，我们不能说“素质教育”或“应试教育”是为“愉快教育”和“情景教育”服务和利用的手段或形式。
目的和手段（形式）的种属关系和层次是不同的。所以说这些提法不够科学，也不够严谨。现在想讨论另外一种提法：“挫折教育”。
1999年1月22日的（广州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摘录如下：
昨日，54名小学生在贵阳一养牛农场度过挫折教育冬令营。孩子们第一次远离父母，学习劳动与团结合作。
劳动锻炼就说劳动锻炼，冬令营就是冬令营，似无必要加上“挫折教育”这种让人看起来帽大头小的桂冠。劳动不一定有挫折，冬令营生活也不一定有挫折。即使碰到一些生理或心理上的困难，“锻炼”二字已经足以涵盖所有意义。
倒是犯错误的经历及其自我教育的过程，与“挫折教育”更名副其实一些。
据说，到大连万达足球队执教的英国守门员教练吉米·里默说过：他不赞成守门员一失球，就把守门员换下来。他有时宁愿守门员犯错误。年轻的守门员必须有过犯错误的经历。他必须通过犯错误才能改正错误，也才能不犯类似错误。因为犯了错误才知道怎样去避免再犯错误。
我觉得，里默的话更精确地概括了“挫折教育”的精要。
美国是个法制社会。法律条文摆在那里，没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你不要犯错误，有的只是照章办事的人员。
国内有一个理论是：“在学生犯错误的内在念头刚刚萌生，但还未变成外在的行为之前，就要及时加以制止。”但是，美国学校的惩罚制度，允许孩子在走上社会以前有犯错误的经历，有了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经历，才有可能在将来不犯或少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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