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取消“高考”？
回首20年，什么事件对青年影响最大？
根据（羊城晚报）1998年12月17日的一则报道，中华青年联合会和中国青年报社曾经在2．5万人中做抽样调查，这项调查显示：恢复“高考”，是对年来对我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事件！31岁至40岁的年龄段，是受恢复“高考”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73．8％的受调查者，认为恢复“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前途。
历史的使命
刚读到这则报道时，我觉得很不平，怎么我们这个年龄段未被包括在受恢复“高考”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内呢？掐指细算，明其就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刚读了初中二年级。因父亲曾被划为右派，读书的梦是别想做了。被送到农村“插队”，一去就是三年。这期间，我把初中的校徽偷偷戴在上衣口袋里整整三年。后来有幸抽调至工厂当工人，一当又是七年。同辈人中许多都已结婚，生儿育女了，我还在苦苦地自学那些学了又忘、忘了又学的初中、高中的数学。我在等什么？我在恋什么？学来干什么？自己全然不知……
1977年10月，一位朋友从南宁出差回来，带了一本（高考复习大纲）。我看到这本小册子时已是晚上10点多，外面正在下着瓢泼大雨。晚上是怎么也不会睡得着的了。用油布包好小册子，我从市郊的工厂踩自行车回家，一个多小时，路上没有任何人，只有暴风雨和我……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成了77级中的一员。到了大学一看，同学中要么是“文革”前读了老高中的那些人，要么是“文革”中读过高中的人。初中底子考上来的，据说，我们中学就我一个。我是代表整整一代人去读大学的。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年龄段未被包括在受恢复“高考”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内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很少有人能比我对“高考”的感情更深的。
感情是一种需要抖开的包袱。
“高考”是对“文革”践踏入才的野蛮行径的有力否定，她赋予千千万万的青年以神圣的公平竞争的权利。如前所述，根据（羊城晚报）的报道，以至于对．8％的受调查者，认为恢复“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前途。这种公平竞争，促使全国形成追求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因此，恢复“高考”，被认为是20年来对我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事件！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考”制度已日渐显现出她的历史局限性。我于1988年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有关方面对“高考”制度进行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壮士断臂的反思——取消“高考”！
11年前，我的呼吁还纯属学术讨论性质，甚至不乏“天方夜谭”之嫌，但许多内容，今天已经变成现实，或者正在开始实行。但是“高考”制度还在运作，故借此一角，再次呼吁。对“高考”作否定之否定
计划经济制约下的中国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使高等院校颇似一条被动的“传送带”，而不是一座除渣成钢的“冶炼炉”。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所有高等院校的教学运作中，前面有招生堵住，后面有分配卡住，学校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中国的大学学制一般是四年，四年前，100个“指标”由国家安排进入某校；四年后，这100个“指标”又被如数地安排出校工作。100个进，100个出，这不是被动的“传送带”吗？
“指标”怎么进，就怎么出；工资统一发放，供与求的矛盾，被计划“包”了下来。
根据市场经济的理论，只有形成求大于供的卖方市场时，才会出现不问数量质量、不问价钱、有多少要多少、有什么买什么的现象。中国的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得人才的供求长期实行卖方市场模式。一方面似乎是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是学非所用。
中国教育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弊端之一，是供与求的制衡不是依据市场的需求，而是凭人为的“计划”。四年前的计划，四年后竟然能够一个不漏地兑现，其随意性可见一斑。美国人说笑话：请客不过多加一份刀叉；中国农村有人说笑话：多生个儿子不过多加瓢水（煮稀饭）。中国教育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供求制衡，可以说是在办公室里多摆一张椅子，多添一张报纸，多加一个杯子。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不断发育成长，这种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已经在不断地改革和变化，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变化较大，大多数专业已开始取消统一分配。但是，这些变化还没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还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和痕迹。因此，我们还需要对计划经济遗留的弊端，进行适当抨击。
中国教育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是用“高考”在起跑线上评判人的过去和未来。如果我们把入学看作赛跑的起跑，毕业当成赛跑的终点冲刺，那么我们的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恰恰与赛跑的常理常识相反——在起跑线上对竞争者择优汰劣，而不是在终点线上判断输赢。
在中国是“上大学难，读大学容易”。所谓“难”，就是要通过“高考”一在起跑线上过五关斩六将；所谓“易”，是只要在起跑线上被“择优”，就进入了“计划名额”的保险箱——于是乎，无论成绩是好还是坏，学习是勤还是懒，拼命冲也好，悠着点儿也好，终点线上人人一份“平等”的工作。
在美国是“上大学容易，读大学难”，与中国正好相反。在美国教育机制的运作中，基本没有“分配”一说。至于招生，各个高等院校依据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和信息，决定自己的招生名额。成绩及格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只要交得起学费，一般都可以上这样或那样的大学。“上大学易”的意思即在此。入学后，要经历数不胜数的小侧、中试、大考，连摸爬带滚打，过五关斩六将，修足学分，才能毕业。“读大学难”的意思即在此。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在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上中、美间的微妙差异，我们会发现：
第一，美国的高等院校开放起跑线，在终点线上对学生择优汰劣；中国的高等院校以起跑判断胜负，然后开放终点线。于是，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学习，起跑是竞争，过程是竞争，冲刺更是竞争。学生们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竞争的压力。而我们中国呢？起跑成了冲刺，然后整个过程就似“放羊”一般，只缺一首优哉游哉的“信天游”。
第二，美国的高等院校一般不负担学生的费用，学校作为“生产单位”，不包分配。其“产品”（学生）的质量，拿到市场（用人单位）去检验——去与其他学校的毕业生竞争。中国教育的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下迈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步伐。但中国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人们正拭目以待。
第三，美国的高等院校从招生到毕业的整个教学运作，像一座“大进小出”的冶炼炉，几乎什么人都能进来，但不是什么人都能出去。而中国的高等院校从招生到毕业的整个教学运作，更像一条被动的“进多少出多少”的传送带，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但是几乎什么人都能出去。
第四，中国的“高考”是一考定终生的一锤子买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任何科目的任何部分失手，都可能使你成为“相约在明年”的悲剧人物。然而，美国的方式却不一样。美国有许多经审定的有权威的考试机构，像国内许多人都熟悉的TOEFL、GRE、GMA等等考试，就是由ETS（EducationTesillgSerVice教育考试服务）这个非盈利性质的机构主持的。众多的考试机构根据不同的要求或测试重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考试。美国学生大概从小学三年级起，年年都参加一次这种由各种考试机构出题的考试。至于参加何种考试，由各个学校或者其上级机构，如学区领导机构等决定。
到1999年初，矿矿已参加了七种不同的考试，例如，（中心阅读考试），（斯坦福成绩测试），（心理测试），（依阿华考试），（熟练测试），（SfS高中入学分辨考试），(学科性向考试）。
其中，印件是美国大多数大学对人学的大学生要求的考试。ACT（AmericanColopTest美国大学考试）、CEEB（EnranceExaminabofor大学人学考试）是另外两个也被不少大学承认的入学考试。高中毕业生应该参加哪一个考试，主要是看你想要上的大学要求或承认的那一种考试。这些考试就有点像我们国家的“高考”，但又有诸多不同：
其一，中国的“高考”一年一次。美国的这类人学考试，每年举办很多次。而且允许一些在上面提及的考试中达到全国平均99％以上的学生提前参加SAT考试。美国这些统一标准考试的记分法与我们的“高守'有点不同。这些考试并不是记得多少分，而是在所有参加考试的人中，占百分之第几。理由是如果某种考试的总分是1000分，第一次出题深了，得800分已很难；第二次出题浅了，得900分也较容易。这样，800分和900分就没有可比的基础和参照数。这些考试采取的”百分比法“，就是将个人的总分与所有考生的分数比较占百分之”第几。99％是最高。由于矿矿参加的这些考试成绩达到了99％，因此尽管他现在还正在读初中二年级，也获得了提前参加SAT考试的资格。
SAT不采取“百分比”记分法，而是记录总分。
1999年1月23日，矿矿提前参加SAT考试这天，我们去了。又下雨又下雪的，原以为去的人不会太多，但出乎我们箴料之外，提前考SAT的小孩非常多，而且亚高孩子特别多。
美国西北大学“天赋开发中心”，对美国中西部八个州提前参加1999年1月23日举行的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2．5万多名中学生的成绩进行了排列和分析。矿矿的情况如下：
语言（英语）86．9％
数学97．1％
综合95．8％
这些百分比并不是成绩，而是标明你在众多“武林高手”中的“地位”。换句话说，在所有的参试者中，有86．9％的人的语言（英语）成绩低于矿矿，而矿矿的数学和综合成绩分别高于97．1％和95．8％的应试者。
这个成绩离美国第一流大学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也勉强达到一些名牌大学的录取线。在整个学区的参试者中，矿矿是第二名（第一名也是一个中国孩子）。因此获得美国西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寄来的奖状。
依据矿矿中学的五名应试者的SAT成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现在都可以上大学了。但他们没有一个愿意现在上大学的，他们都愿再当几年孩子……
其二，在中国，除了少数特殊人才不用看“高考”分数外，其余的均以“高考”成绩为录取入学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标准。但是，美国学生年年都参加各类考试中的至少一种考试，一次失手，情有可原；两次失手，也可以理解；但总不至于年年失手吧。因此，这些各种各样的考试成绩就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录取入学的考量标准。
其三，平时成绩（GPA），也是重要的参考成绩。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名的学校的毕业生，平时成绩（GPA）的分量就更重。
取消“高考”、改革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的目的，是让学校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并且能够做到开放起跑线，在终点线对学生择优汰劣，不让学生因过早达到目的而失去竞争的原动力；同时，学生们自始至终的冲刺又反过来形成对校方的持续压力。
一句话，把“传送带”式的学校交为除渣成钢的“冶炼炉”。
要不要专业对口？
1988年8月26H，（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载一位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星星”的文章，题目是（留学专业要对口》。其主要观点是留学生专业不对口，造成人才和钱财的浪费。
下面是该文的最后一段：
现在，我校跨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中国）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大家注意，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决不能让栋梁蛀虫。
我认为，星星的文章，不值一驳。其他的不说，单是最后一句“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决不能让栋梁蛀虫”，就让人哭笑不得。“蛀虫”作为名词的引申义，常指损坏国家财产以自肥的不法分子。作为动词的引申义，也多指这些不法分子的自肥行为。如果把转专业看作“蛀虫”行为，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虽然此文不值一驳，但它却可以引起我们思索一系列的问题：
什么是“对口”的含义？
为什么会出现“专业不对口”的现象？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专业不对口”的特别多？
为什么“专业不对口”在其他国家不成为问题？
到底有多少中国留学生“专业不对口”？
“专业不对口”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怎么样？“专业对口”的中国特色
所谓“对口”的含义，根据我的理解，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口”，它指中学时的“文科”、“理科”以及大学时的“专业”。
二是“对”，它意味着从中学时就必须义无反顾地遵从家长、老师指定的学科及发展方向“一条死胡同走到底”，否则就是“不对口”。
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行“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的制度。入学时，由国家“计划”好个人的专业；毕业时，也由国家根据各人的专业，“计划”好各人的工作。从入学时的专业到毕业时的分配，环环相扣，首尾连接。然而，这种“计划”得以一环扣一环地连接起来；“专业对口”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这一环节脱钩，环环相扣的“计划”将会乱套。
在前有“计划招生”，后有“统一分配”的围墙下，学校根本无法实行“学分制”。因为“学分制”不是以计划好的时间一诸如三年专科或者四年本科——为毕业与否的标准，而是以一定的学分作为毕业与否的判断标准。学得好、学得快的，不用四年也能获得夸科生的毕业证或学士的学位证；学得差、学得慢的，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时间，也可能还毕业不了。因此，如果实行“学分制”，就会打乱招生计划和分配计划。
过去，由国家负担学费，就更不允许任何因个人转换专业而5；起的失误或造成的损失，诸如延迟毕业，学不下去，等等。说得俗气些，由主人掏腰包请客，你当然得在指定的时间，上指定的餐馆。自由是有代价的。
现在的学校，“统一分配”变成了“双向选择”，“学分制”也开始试行，“计划招生”可能也稍有松动，但“招生计划”还在实行。尽管如此，改专业、换学校，在中国的大学还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
“专业对口”的弊端
中国的高中生在十六七岁时就面临文科、理科的分班问题。这个时期的高中生还没有完全成熟，可塑性很强，很多人甚至兴趣尚未形成、潜能还未显露，就由父、母亲或老师等过早地“划地为牢”而成为文科生或理科生。
据说，大数学家华罗庚在十六七岁时，他的数学就不怎么样。试想，如果当年华罗庚的数学才华尚未露出锋芒，就把他分到文科班，人类不就少了一个大数学家吗？
更糟糕的是，很多时候的这种分科分班，不是基于学生的发展和前途考虑问题，而是追求学校的升学率；或者从文科。理科的名额配给的角度进行分班。
在高等院校录取学生的时候，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要改变某个被录取者的专业时，往往仅由录取者单方面作出决定。
阴差阳错，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要命的是，这种“对口”犹如瞄准射击，扳机一扣，一去不复返的子弹就得在不归路上燃尽生命。
这种“专业对口”的教学管理体制的弊端，可以概括如下：
一、埋没人才。国家花了不少钱，反而将不少专才送上了阴差阳错的不归路。
二、学生知识面窄，视野不宽，能力受限制。三、学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学校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难以做通的思想工作上。
改革的可行性与对策
改革僵化的“专业对口”的教学管理体制，最主要的一条措施，就是把“学分制”的市场基因注入教学体制。
至于可不可行？我们先得回到前面的两个问题：
到底有多少中国留学生“专业不对口”？
“专业不对口”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无法统计（希望有关部门能做此项工作，意义实在不浅。），但是可以肯定，数量很大！光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就“占总数一半以上”（星星的原话）。就我所知，学理工科的“转行”的不算太多，但学文科的，大多数“专业不对口”。
那么多留学生转专业，他们到底学得怎么样？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这些人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拿得起，放得下”。其中，大多数是最终学有所成。学得最好的，有相当多是这些“专业不对口”的人。
学不下去的，退学的，一般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专业不对口”的问题。
美国的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专业，并作出申请。获准后，也并不意味着从此踏上不归路。如果学生感觉不适应，可以转专业，甚至换学校。
根据（大学仅仅是开始）一书统计，美国有30％的大学生改专业，许多人还不只改一次。
其实，美国这种教学体制采用的就是华罗庚的“优选法”。人造专业，专业选人。自然淘汰法则、生存竞争原则把衡量人才的标准以及调节旋钮交给人们自己，让人们在双向选择中不断地“调焦”，直至找到各人智能的相对最佳点。
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因为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基本上都能较快地调节到自己相对的最佳状态。
以我为例。我参加了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那时，是先选专业、先填志愿才考试的。我不是那种善于考试、有考试急才的人，再加上心高气傲，志大才流，所报的志愿，与自己的考试成绩差得太远，我落选了。77级没有我的份。
当时，还在当工人的我，写了两三个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团的老师很欣赏我的”自强不息“。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将招收78级的学生。其中一位老师就选了我的一个电影剧本寄给她在北京电影学院共系任副主任的姐姐。
据说，77级录取工作完成以后，中央领导发现有相当一批成绩很好的考生因为志愿填报不当，年纪大或出身不好等等原因，没有被录取，于是，发了”红头文件“允许各校录取这些心高气傲的”落第秀才“为77级的”走读生“——即自己解决食宿的学生。其实，在当时那种住宿条件下，要在某大学的附近找到一位愿意收留你又有能力收留你的亲戚，是最难的。感谢我住在广西民族学院的好心的姨妈、舅爹、表妹、表弟一家人收留了我，得以到中文系插班当一名77级的”走读生“。
我是1978年4月22日到校的，比那些正式的住宿生们晚了两个多月。其时，78级的招生工作，特别是那些电影学院等提前招生的特殊院校，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
我到校”走读“刚一个来月，就接到北京电影学院转来的招生表。如果中国的教育体制允许转专业换学校，本人也可能像张艺谋那样，拍出个把（红土地》、（白玉米）之类的玩意儿。
到美国后，虽有选修电影课程的机会，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硕士课程选的是维拉诺瓦大学的”人的组织与管理科学“，博士课程修的是迈阿密大学的”教育管理“。”专业对口“是说不上的了，但聊以自慰的是不但博士课程拿了全A，还在读书期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美国最有名的大学的某些专业，还特别要求”专业不对口“。如，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专业，不愿收人类学硕士生。理由是同一专业的学生知识面太窄，不利于利用其他专业的知识为该专业服务。
这其中不无深刻的道理。许多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就是这样”杂交“产生的。君不见，鲁迅弃医从文，剖析人就特别深刻。
总之，根据在美国的留学生的经验，改革僵化的”专业对口“的教学体制是可行的，是利大于弊的。
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改革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将”学分制“的市场基因注入教学制度。具体措施可以考虑以下几条：
一、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专业，并按所修学分交费。多修多交，少修少交。如果某门课不及格，还可以重修或另选。何时修足学分，何时毕业。此举不仅可鼓励能者多修课，早毕业，形成竞争，而且还可以鼓励有工作者边修课，边工作。
二、学生不仅可以选专业，而且还可以选老师。将老师的科研和教学推向竞争市场。
三、允许学生带一定的学分转学，允许学生在一定的学分范围内在不同的学校选课，以促进校际竞争和交流，鼓励不同的教学风格。
四、对一些不热门，但社会又需要的专业，国家可以多增设一些奖学金。
此项改革最可能引起的不适，是原以班组年级为基础的管理制度被打乱。但只要加强和改进校舍管理，实行”学分制“的校园应该是生动、活泼而有序的。
可以肯定，对教学制度注入”学分制“的市场基因，将会把学校引向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在中国的学校里，一方面强调”专业对口“，另一方面却是教学与社会脱节。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故在此。较详细地介绍如下。
美国的可借鉴经验
美国教育的又一个特点是想方设法开拓孩子的眼界，让他们尽早同社会接轨。
桃李不言，下自成膜。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是中国学校传统的职业教育观念。学校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知识的圣地。学生就要专心于学习，学有所成再谈论职业。
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后，特别是在大部分专业和学校不包分配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比起美国的学生，”职业“对中国学生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的词汇，职业兴趣对学生来说不过是美好的未来、遥远的理想。学生们是一堆装在篮子里的鸡蛋，等待着社会来挑选。
中国的初中毕业生走上社会往往多是出于无奈，考不上高中，只好找一所职业学校过渡一下，然后走人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干什么职业并不是由得自己决定的，得看机会。职业选择相当被动。上得高中的，一心只想挤进大学大门，奔个好前程，对将来的具体职业也还是两眼一抹黑的。那些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比起那些初中毕业径直进入职业学校的人来说要更不幸些。高中里的一个文理分科，把社会百业一分为二。学生们只为争取上大学而读书，待得茫茫然地被从高中抛进社会，同龄的先行者已从职业学校毕业进入了各行各业。这些后到者尽管有高中文凭，但却身无一技之长。识时务者赶快进个职业学校过渡，而那些不屑于进职业学校的，就只好抱着高中文凭站在社会的岸边，望”大学“兴叹了。能进入大学的幸运儿们，过去是不论专业选择还是毕业分配都无自主可言。如今多少有了些自主权，除了少数专业，分配是不再包了。找职业也就由得各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而，由于学生在学校期间，对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知之甚少，找起工作来盲目性较大，碰运气的成数却较高。
美国的学校从来就没有文理分科这一说。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学校不注重学生未来的出路。严格地说，比起中国的教育，美国的教育更注重对学生职业兴趣的培养。
我第一次听说”CareerDny“（职业日）这个说法，是矿矿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带矿矿去牙医埃佛先生的诊所做每年两次的洗牙。矿矿为埃佛先生画了一幅画，很细致地把牙医的主要工具都画了出来。
我开玩笑地对矿矿说：“等你长大了当个牙医也不错嘛。”
矿矿说：“爸爸，你知道吗？当牙医比不上当医生。”
“为什么？”
“当医生可以赚得更多的钱！”
当时我惊讶极了。小小孩子懂什么赚多少钱？
“是职业日那天，有一个牙医来我们班上说的。”矿矿见我的神情有点异样，补充道。
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在矿矿的学校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一个“职业日”，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甚至“三教九流”的人到学校来给孩子们介绍各自的工作。什么律师啦、拍卖行的拍卖师啦、汽车推销员啦、消防队员啦、警察啦、运动员啦、作家啦，等等等等。矿矿都曾在小学的“职业日”中领略过他们的“风采”。
当然，从“职业日”里，孩子们学到的并不主要是干什么能赚多少钱。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社会上的人到底是怎样存活的？
美国人在问他人的职业时，不像中国人那么开门见山，一张口就问：“在哪工作？”或“干什么的？”
在一般的会面交谈时，美国人会很“含蓄”地问你：“Whatdoyoudoforliving？”意思是你靠什么生活的？其实，美国人这种问法更不文雅。
“怎样过生活”是孩子们需要从“职业日”学的很重要的东西。
孩子们看到的世界，绝不是只有文、理两个世界。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因而，孩子们对职业的选择从小就是五彩缤纷、五花八门的。矿矿的同学中想长大后当总统的有之，开货车的有之，当动物园饲养员的有之，当家庭妇女连生四五个孩子的有之。
曾有一对美国夫妻以很平常的口气对我谈起他们的女儿的前途，说他们的女孩手挺巧的，如果能以剪发为生倒也不错。
中国留学生的孩子一般都在父母的影响下早早立了大志。
矿矿一年级时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是一本由老师协助编辑，学生自写自画的小册子），在关于作者一页上写着：“矿矿今年六岁半。他和他的爸爸妈妈住在牛津市。长大了要当一名医生。”
然而，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兴趣的变化，随着他对各种各样的职业的认识，他的职业兴趣也变得越来越广泛，但是，层次却越来越“低下”。有一段时间，矿矿迷上了动物。他决心将来要找一个大天可以同动物打交道的工作。后来他又迷上了热带雨林，于是又发誓长大后就专门到热带雨林里去探险。再后来又迷上了电脑……
除了“职业日”的活动外，学校还不时给孩子们创造些机会，让他们能亲身实践一下社会的生存机制的运作，认识竞争机制的残酷无情。
五年级时，矿矿的学校搞了一个职业实践活动。这个与众不同的活动，是让学生来个关门办社会——全校200多个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公司”。别小看这个“公司”，假是假，但却“五脏俱全”。从公司的董事会到经理部，从产品的设计处到生产线，学生个个担当角色，人人参与其中。当小工的有之，当工程师的有之，当经理的有之。公司生产小图片，顾客也就是学生自己。用公司自己的货币作流通。
开始，我并不大了解学校搞这个活动的初衷，也就没怎么把此事放在心上，觉得不过是小孩子“办家家”的玩意儿。矿矿因为画得一手好画，被分去当了产品设计师，画些小鸡、小狗的让生产线的工人们复制。
活动刚开始时，矿矿还兴致勃勃地努力画些拿手的画，以显其才能。几个星期下来，矿矿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不那么卖劲儿了。
一天晚饭时，矿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工作：“这简直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画一张画才得10美分，可是那些董事会的人却可以拿50美分。他们可是什么也没干，只是坐在那开会。那些当工人的更倒霉，他们复制一张画，只得5美分……”
听了儿子的抱怨，我这才开始注意这个“办家家”的玩意儿。我不知道其他的孩子从学校这个活动中学到了什么？但从矿矿的抱怨中，我知道他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
我当时半开玩笑地对儿子说：“记住，这就是现实社会，这就是生存竞争。”
四年级要结束时，天赋教育班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拍卖活动。孩子的学习成绩是他们参加拍卖的本钱。拍卖的东西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对天赋教育班的捐赠品。
事后，矿矿曾绘声绘色地对我们讲起这次有趣的经历。
拍卖一开始，矿矿和好几个男孩就认准了一个电子游戏机的游戏卡，但那个游戏卡排在拍卖单子的后面。那些男孩们耐不住诱惑，东要西要，等到拍卖那个游戏卡时，多数人把分数都花得差不多了。
只有一个卢森堡的男孩沉得住气，矿矿也不动声色地注意到了这个足球队的队友。他俩都同时看上了这个游戏卡和一个踢足球时用得着的保温水杯，矿矿估计因为自己进ETC稍晚些，可能“本钱”也稍少一点，故决定用孙腹赛马的策略，拿下游戏卡。
结果，一开始拍卖游戏卡，矿矿一下就把价位提到自己的极限，那卢森堡男孩一时还没拿定主意，矿矿就得到了游戏卡。
最后，那男孩只买了保温水杯，剩下的“本钱”放学后就作废了。事后，那男孩的妈妈说，他回家笑了……
我们要矿矿邀请他来家里玩游戏机。那男孩答应了，但一直没来。
美国的学校重视对孩子进行职业教育，除了前面讲的中。小学期间所进行的种种与职业教育有关的活动外，还可从进入高中之前的职业兴趣分析窥见一斑。
前几年美国一家电视台上播放了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电视连续剧。建筑工人富兰克与妻子中年再婚，各自带了三个正在读中、小学的孩子重组家庭，再加上读高中的侄子克狄，一家九口人住在一起。围绕着来自两个不同家庭的孩子的生活，生出了许许多多妙趣横生的故事。故事很长，许多情节都不大记得了，但恰好有一段与“职业兴趣分析”有关的情节给我记住了。
妻子琳达的大女儿提娜是一个非常聪明、勤奋好学的全A学生。她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当个医生或博士什么的。丈夫富兰克的大儿子迪瑞，则是一个调皮的、不爱学习的学生，而且胸无大志。塔娜和迪瑞都同时在八年级读书。因为迪瑞学习不好，又不务正业，提娜很看不起他，经常讥讽他。有一次，学校进行了一次“职业兴趣分析”，塔娜和迪瑞都参加了测试。测试的结果出乎意料。塔娜的分析报告上显示：她长大后适合做精神病院的女管理员。而那个吊儿郎当的迪瑞却可能成为一个医生。塔娜为之痛哭流涕，还饱受迪瑞幸灾乐祸的嘲讽。
当时看到这一段，我还心想，这个编剧的也真有意思，亏他想得出这个情节。后来，在教育管理系学习时，我才发现“职业兴趣分析”不但在美国的中学里十分流行，而且还被当成一件极具科学价值的事来做。在上高中以前，很多学校都为学生进行“职业兴趣分析”，这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矿矿也是在上八年级时参加了“职业兴趣分析”的测试，但这小子并没有向我们提起此事，直到他把测试分析报告带回家，我们才知道他参加了测试。
“职业兴趣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分析，很像心理学家常常搞的那种性格分析。心理学家们根据他们对人的职业兴趣的心理现象的研究，设计了一套测试标准和程序。参加测试的人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上百个看上去毫无内在联系的问题：如你爱吃什么？养不养动物？至于那些吃的东西和养的动物如何与未来的职业连在一起，大概只有心理学家才弄得清楚。
不仅在美国的学校里流行“职业兴趣分析”，一些公司。部门在招收人员时也喜欢使用“职业兴趣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决定作的前程。
“职业兴趣分析”把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分成15种类型：
社会科学——其职业如：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历史学家
文秘服务——其职业如：秘书、打字员、出纳、图书保管员
健康服务——其职业如：医生、护士、理疗医师
农业——其职业如：农民、森林工作者、园艺工作者、驯马师
顾客服务——其职业如：厨师、警察、航空公司服务员
艺术——其职业如：作家、演艺员、编辑、记者、音乐家、歌唱家、摄影师
数学、科学——其职业如：工程师、电脑科学家、化学家
建筑——其职业如：木匠、建筑工、管子工、油漆工、铁匠、房顶修理工
教育服务——其职业如：老师、图书馆馆员、博物馆工作人员、大学教师
法律服务——其职业如：律师、法官、检察官
交通——其职业如：救护车司机、卡车司机、加油站工作人员
销售——其职业如：推销员、房地产经纪人、信贷员
管理——其职业如：经理、会计、银行家
手工业——其职业如：珠宝修理、鞋匠、电器修理
机械操作——其职业如：压缩机操作工、机床工
这个职业分类的介绍表，倒像是一张商品目录介绍单。社会百业-一列在其中，任读者就其所好而择之。
有意思的是在介绍每一类职业时，都有一两句对此类职业的形象分析。如在介绍农业工作时，说此类工作需同植物或动物打交道；说到机械工作时又点到此类工作除了要会用机械外，还要同矿物、纸张或木头打交道。学生通过这个表，能很形象地得到各种职业的概貌。
这个测试的正式的名称是“therlute。ti。＂tory。'勺nventory”的原意是详细目录、库存清单、存货盘点等。用在职业兴趣分析上，其意实际上就是帮助你清理一下思路，看一看你有些什么存货（兴趣所在），然后为你开个兴趣清单，以便让你知道自己有什么“存货”，能买什么单——使你能更顺利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人生。
因此，这个职业分析的关键并不在于向学生介绍社会百业，而是帮助每一个学生分析个人的职业兴趣之所在。
十几岁的孩子往往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之间的关系。但在他们的行动、爱好和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兴趣和才华，都可能暗示着他们未来事业的端倪。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长处，有目标地设计个人的未来，是职业兴趣分析的独到之处。这对孩子尽快地找准生活的目标，提高学习效率，帮助社会就业都有好处。
当然，把成千上万的不同个体放在同一个标准下衡量，不可能不出现某些变异，以致闹出一些乱点鸳鸯谱的笑话来。就像前面提到的电视故事中的提娜和迪瑞那样。不过话又说回来，谁又能肯定那个又皮又输的迪瑞不会后来居上，最终成为一名医生呢？
不管这种分析对其他人的准确度如何，我以为对矿矿的分析还算是基本准确的。
矿矿曾想当个医生，上了七年级以后又对当律师有了兴趣。他的职业兴趣分析的结果显示：
矿矿的最高职业兴趣是法律服务；
第二是健康服务；
第三是数学和科学；
第四是艺术。
矿矿捧着分析表一脸惊奇，“到底他们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呢？测试时只是问了些学习爱好、课余活动、日常起居的事，怎么就会发现我真实的想法呢？”
我在大学学习时也曾设计过心理分析的问卷调查，对心理分析的那一套略知一二。听了我的解释，儿子极认真地说：“那么就是说，我真的可能成为一个律师了？”
我告诉矿矿，兴趣还仅仅是兴趣，要把兴趣变成现实，你还有很多事要做。
矿矿的职业兴趣分析报告上写着这么一段话：
你的最高兴趣是在法律服务领域工作，这种工作帮助人们处理法律事务。这种职业包括律师、法官、法律助理等。这些人经常在他们的办公室、法律图书馆、法庭里工作。这类职业多数要求具有法律学校大学毕业或研究生院毕业的文凭。当然，有些职业，如法律助理不一定要求大学学历。如果你将来准备在这个领域里发展，应考虑选择如下课程：如社会科学。科学、英语、外国语。因为，交流能力在这个领域里也是十分重要的。你还应该选择演讲和辩论课，并应多参加这一类的学校活动。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实在是“职业兴趣分析”的点睛之笔。不仅仅是帮助孩子确定职业目标，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迈开第一步。
如果将来矿矿真的能成为一名律师的话，他会怎样看这一段话呢？这段宝贵的提示不是使矿矿受益终生吗？
每年的4月22日是“带孩子上班日”。
美国的不少公司有一项不成文的惯例，每年这一天凡是年满6岁到16岁的孩子都可以随父母上班。据说这一活动最初是要鼓励女孩参加工作，后来其含意变成了让孩子知道和学习其父母的生存之道。
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提起同父母去上班无不兴高彩烈。一是图个新鲜；二是有个正当理由“逃”学一天；三是还有可能“顺道”到馆子吃一餐。
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就不那么想跟父母同出同入了。父母亲的工作已或多或少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
“职业影子日”是中学职业教育计划中为这些半大的孩子设计的又一个有趣的活动。利用'呼孩子上班日“这一天，学校可以帮孩子们联系，到那些他们感兴趣的地方去当一天义工。当然孩子并不需要真的干什么事，帮什么忙。他们不过是像影子一样跟在他们理想的职业模特后面，观察体验一下现实生活而且了解现实社会的生存结构，领略现实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职业，积累社会工作经验，在美国学校的教育里占有重要的位置。
甚至有人认为：大学阶段的教育对许多职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孩子之所以进大学学习，不是由于求知所需，而是因为孩子的年龄还不足以应付复杂的社会现实。大学不过是为了给孩子在进入社会之前有一个缓冲的机会。
至于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但学生从学校进入社会，往往要经历一段”社会文化休克“阶段。他们可能会过于天真地看待社会上的人和事，他们单纯的头脑，很可能会令他们四处碰壁……
许多到美国来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段找工作的”精彩“经历。找工作难，难于上青天。
为什么难？有人说是由于外国人的身份所限制。其实，留学生们在找第一个工作时所碰的钉子，多是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管你有多少优秀的学历和学习成绩，也不管你有多么丰富的国外工作经历，由于你没有在美国的公司里干过，对不起，经验不足，不能聘用。
留学生们对此很不理解；你不让我工作，我怎么会有工作经验呢？没有瓜子，哪来的瓜呢？这种没有瓜子也要结瓜的事并不仅仅局限在找工作这件事上，刚开始申请信用卡也一样，拒发的理由是”没有信用历史“。
“你不给我信用卡，我怎么会有信用历史呢？”先有瓜子还是先有瓜？先有鸡还是先有爱？这是一个高深的哲学命题。有神论者用“上帝”两字很轻巧地回答了这个难题。无神论者会绕着大圈子告诉你：有生命的东西，是无生命的东西经过亿万年的变化发展而成……然而要找工作，申请信用卡却是个“只争朝夕”的事，实在等不得那么久。
后来在美国住久了些，才明白其中的窍门。原来这“瓜子”还真是经过多年功夫才培养出来的。
如果说小学的“职业日”、初中的“职业兴趣分析”等等还仅仅是纸上谈兵，那么，美国的孩子从上高中起就开始以行动去培育那颗将来走上社会需要的“瓜子”了。
美国各州的法律不大一样，但都对孩子参加工作的年龄有严格规定。据说，俄亥俄州规定孩子要年满14岁才能被雇用。在超级市场里，常常可以看到许多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的孩子在忙着帮顾客收钱、装袋。顾客多时，他们会工作得很努力，顾客一少下来，他们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就会互相打闹一阵，开一阵子玩笑。
矿矿刚满13岁那年，就开始兴奋起来，经常在我们面前制造舆论：'哦差不多可以到外面去打工了。“”我的朋友去年夏天就在迈尔超市做装袋工，他说他可以带我去见那里的管理员“。
开始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这么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赚钱，家里又不缺这几个钱花。后来听多了，我们这才发现，矿矿是动了真格的！”同学们都说要去的。为什么他们去得，我就去不得？“
“不行，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
“我不过只是想试一试工作的滋味。”见我们不吭声，矿矿又补了一句，“难道这就是你们教给我的价值观吗？”
我们的价值观确实与美国家长的不太同。矿矿的同学大部分来自中产阶段的家庭。谁家都不缺钱花，但一般的美国家长都不会明显阻拦孩子外出打些小工的；相反，有些家庭还鼓励孩子早些走出家门工作。
我有一位朋友在克里夫兰市市政府的老龄部当主任，他的妻子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独生儿子迈可正好上高中。有一次我到克里夫兰市去办事，顺便同他们夫妻俩一起去饭店吃晚饭。饭后，我那朋友说要带我去看一看他们的儿子。迈可在一家录像带出租店上夜班。我们三人坐在车上，透过店铺大玻璃窗看着迈可工作的背影。朋友自豪地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开车接送儿子。有时故意来早些，就这么坐在汽车里看着儿子工作。
“孩子不需要那个钱，但需要学习怎样才能独立生存！”这是我那朋友给我的忠告。
美国孩子甚至在比矿矿小得多的时候就开始在邻居中找活干了。什么临时帮带带孩子啦，帮养几天狗或猫啦，帮整理花园草地啦。雇主或是按小时付钱，或是按工作性质付钱。由于大家都是邻居，雇人的可以卖个乖，又图个方便。被雇的既算帮人之忙，又赚了点钱。两相有利。
矿矿终于有了第一次工作的经验。有一个周末，邻居老头劳伦斯来敲我家的门，说是他家的割草机坏了，想雇请矿矿用我们的割草机帮他修剪草坪。
矿矿刚打足球回来，正在楼上睡觉。既然是来找矿矿的（老头也没有与我谈的意思），还是把他叫下来好。
老头又把割草的事说了一遍。我和妻子一口答应，但老头不把我们的话“算数”，一本正经地侧过身与矿矿商量。
我们说，帮助邻居是应该的，不能讲钱。老头不理解似的侧过头看看我们。我们只好知趣地走开，让他们一老一少自己商谈去。
“你想要多少钱呢？”劳伦斯按常规发问。
儿子毫不犹豫地说：“给多少钱应该由你来定，不是由我说的。”
“25美元，怎么样？”
儿子想都没想，就点点头。
后来我想，如果老头说“5美元”，不知儿子会怎么样？
看着兴冲冲地在准备割草机的儿子，我不禁为他担点心：平常他只是在我修剪草坪时偶尔帮我推一推割草机，那劳伦斯的草地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他一个人能行吗？
妻子更是忧心忡忡，反反复复地交待要注意安全，不要让割草机给伤着了。还自告奋勇：“要是你干不完，妈妈可以去帮你。”后来，又借口带大黑狗吉吉去散步，站在劳伦斯家院子外为儿子捧场。
矿矿毕竟年少力小，大人可能只需要三个小时就完成的活，他用了足足五六个小时，而且还分成了两天。本来说好，机子用我们的，油用老头的，但儿子都是回来加我们的油。老劳伦斯被矿矿认真的工作态度感动了，主动给矿矿升了工资。就这样矿矿拿到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靠自己的努力赚到的30美元。
事后，他同我谈起这钱，说：“爸爸，我发现这30元钱，赚起来也真是不容易。”
这是我第一次从儿子口里听到他对生存之道的感叹。
其实，美国的高中生所干的工作，大多与他们今后的工作无甚直接关系，不过是体验体验生活罢了。
从大学开始，学生们就逐渐进入未来职业的角色。
在美国的大学里，很多专业的大学生被要求每年有一定的时间参加社会实习工作。如电脑专业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可以到一些大公司去做CChOP的工作。即用一个学期在校学习，另一个学期在公司做CfyOP。
所谓OyOP，意思是辅助性工作。学生不能担当正式的电脑程序设计员，一般是帮别人整理一下资料，复印一下报告什么的。吃不着猪肉，看着猪走路也好，几个月下来皮毛的滋味还是尝到一点的。
干QyOP的好处，还在于不但公司会按工作的小时发工资，而且学校还会为你记上几个学分。几个学年学下来，学生从几个不同的QIOPI作中积累的工作资本，已足以在他们找工作用的履历表上撒上几颗重要的“瓜子”。
这就是所谓的“工作经历”。
要我说，“工作经历”人人都是可以有的，但“工作能力”却不是人人能有的了。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但许多美国人事部门，都是先要看那个“经历”以致浪费了许多“能力”。要不要给教育工作者留下“铁饭碗”？
我到美国头一两年的好几次演讲中，当听众问我，“在美国的教育中，什么使你最费解？”
当时，第一个跳入我脑海的竟是美国教育中的“铁饭碗”。因为我是在中国人开始砸“铁饭碗”的时候到美国来的。由于我是到高校讲学，首先见到的就是美国教育中的这只“铁饭碗”。
“铁饭碗”的价值
美国人民没有给总统“铁饭碗”，也没有给教育界的管理人员“铁饭碗”。但是，却用立法的形式给了教师一个当当响的“铁饭碗”。
给教师以“铁饭碗”，其主要目的是从法律上、经济上保障学术自由。教师不会因为讲授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失业，也避免各种政治因素以及学校专断领导对教学的干扰。比如，在密苏里州、田纳西州等地，教师在中学课堂上讲授“进化论”，就曾引发与教会的冲突。
有了“铁饭碗”，教师无后顾之忧，得以专心于教学、研究以及著书立说。
中国人说的“穷教书匠”的现象恐怕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至少在美国也是恰如其分的。与许多行业相比，美国教师的工资偏低，甚至美国大学教授的工资也相当偏低，然而千千万万的纳税者用血汗钱给教师们圈出这一块“保留地”，让他们捧当当响、啧啧香的“铁饭碗”，才使得美国的高等院校集结了大量优秀人才，中小学教师队伍相对稳定。
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科技发达，学术研究异常繁荣，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与这只“铁饭碗”不无关系！
表面上，中国教师和美国教师都摔“铁饭碗'”，但一分析，又有不同。
比如，美国是教师才捧“铁饭碗”，校长等管理人员和职工没有“铁饭碗”，但中国是学校正式的教职员工都有“铁饭碗”。美国的教师要经过一定的年限以及相关的考查程序才获得“铁饭碗”，但中国是一成为教师就有“铁饭碗”。美国学校可以挑选老师，但中国的学校必须无条件地接纳毕业分配来的人员……
效益，是中国改革的重大课题。要效益，就得砸“铁饭碗”，也就是现在说的“下岗”。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运转的重要阻力之一将来自人们手中的“铁饭碗”。
但是，一切竞争，都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来自教育。据此而论，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国之道。
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政府可以通过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来控制教育人员的配备。但市场经济的运转，必须带动教育体制的改革，诸如敞开招生，自谋职业，采取“学分制”等等。这些变动和冲击，必然对教育人员的配备产生影响。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要保证教师来源的质量和数量，留下一只“铁饭碗”，是值得考虑的。
“铁饭碗”的病疾
即使是美国的“铁饭碗”，也有其与生俱来的病疾。这是留下这只“铁饭碗”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他在吸引优秀人才的同时，又保护了不称职者。
其实，在大市场经济中实行小“铁饭碗”制度，对于优秀人才来说，其吸引功能衰弱；倒是其负面——保护鱼龙混杂的效能过强。
因为对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的优秀人才来说，只怕他们“去”，不怕他们“留”。而弱者则不然，只怕他们“留”，不怕他们“去”。可是，只要他们不犯法，没有严重的不轨行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铁饭碗”保护他们误人子弟。
美国教育界虽然汇集了几代精英，但也成了不少误人子弟的庸人的“避风港”，诸如矿矿的自然科学课老师一类。
其次，“铁饭碗”使学术自由成为可能的同时，努力工作却成了可有可无的“阑尾”。
教育工作并不是一项立竿见影的工作，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无形”的，一个老师用10个小时或者用20个小时备课，数量的差别是一倍，但质量的区别可能并不明显。
这本是教育工作的特殊性，但如果“铁饭碗”恰好又给了教育工作者，这就使得欲“混”者如鱼得水。外在的监督不明确，职业道德就成了举足轻重的关键。教育工作的这种“无形”，使得其负面影响往往也无形迹可寻。一个教师“混”一辈子，其误人子弟的数量和质量是无法量化的，因此其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工厂出个废品，可以扔了再做；学校造个“废品”，社会多个包袱。
到辛辛那提来访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以为市中心那两座监狱是星级宾馆的。美国的监狱建得比学校还漂亮，学校出来的“废品”，都转到那儿去啦！
再次，“铁饭碗”可以使许多先进的管理方法黯然失色。
比如，我们想用人才预测这种先进的手段推测近期内某部门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和数量，对比现状，得出差距，以制定弥合差距之措施。但是，倘若我们测知，五年后某校需要八个法律学教授、三个人类学教授，而该校现在正好已有八个捧“铁饭碗”的人类学教授，三个法律学教授。在不增编制的情况下，“铁饭碗”制度可以使这一切成为货真价实的“纸上谈E”
最后，“铁饭碗”制度很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改革的对策
“铁饭碗”无论“土”、“洋”，都有其或异或同的顽症病疾。改革的总思路应该是：在给教育工作者“铁饭碗”的同时，还应该制定一些配套措施。我认为至少要配备以下三条：
一、打破职称终身制。
现在中美两国的教育界都实行职称终身制。也就是说，只要给了你副教授职称，你将只会升为正教授，而不会降为讲师。平平庸庸，马马虎虎，不上不下，不死不活，副教授职称也会伴随你终身。
因此，需要打破职称终身制，实行“五年职称制”或“八年职称制”：每人一只“铁饭碗”，但职称不是“铁”的，五年或八年评定一次。不但低的有机会升，高的也有可能降。
既有“铁饭碗”保底，又让人居安思“危”，以促成人人向上、个个思进的持续竞争局面。
二、工资与工作挂钩。
中国实行的是工资与职称、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美国的高等院校与中国一样，也实行工资与职称、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但美国的中小学则实行工资与学历（位）、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
这两种工资制度都不与工作挂钩，这很不合理。
职称只表示学术职位的高低，工龄只意味工作时间的长短，学历只是学习的历史。这三者虽然与工作有关，但仅仅是间接相关。它们只是有助于工作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需要的是工作本身。
例如，学历（位）的高低，可能对工作有影响，但是绝不意味着博士勤劳，学士懒惰；职称的不同，只表示工作位置的不同，绝不意味着讲师不比副教授工作努力。
因此，工资与职称、工龄、学历（位）挂钩而与工作脱节，是本末倒置的。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学士的工资永远赶不L一个硕士的工资时，这个学士就不是去想怎样教好书，而是怎样搞到一个硕士学位。
三、不能强迫学校无条件地接受分配来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应该让学校在数量和质量上有选择新老师的自主权。
既给教师以法律和经济的保障，又促成教师相互间的竞争。这是新“铁饭碗”制度的改革宗旨。要不要外行管理内行？
其实，对于美国的教育，真正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外行管理教育”。
如果今天谁要在中国说，“外行管理内行”或者“外行管理教育”，不说你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恐怕也会说你“精神有毛病”。而在美国，外行监控教育则是天经地义的。
内行管理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早在秦朝，管理教育的职官就叫“博士”。“外行管理教育”的状况在建国后曾出现过若干次。一般来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内行管理教育”。
大约于1642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最早开始实施“外行管理教育”。这种“外行管理教育”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目的是让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公众，也“于斯”地管一管与子女有关的教育。
现在，“外行管理教育”在美国各地已经是根深蒂固，枝叶茂盛——已经发展成为有模有样、有“尚方宝剑”之显赫权威的“教育董事会”汐十行）管理制度。
其实，除了通过学区“教育董事会”对教育进行总的监控外，美国民众从各个方面参与教育的意识和渗透力也很强。
例如，矿矿在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期间，参加了一个叫Th的天赋教育计划。ETC就是ExtendedToalCurriculum的编写，意思是“超越所有课程”。各个参加EIC这个计划的孩子的家长们组成了一个“ETC家长协会”的组织。该组织定期开会，内容是请学校负责ETC计划的老师来介绍该计划的设想；家长讨论ETC的教学活动，提出建议；组织筹款捐款支持ETC计划……
让我深感吃惊的是，组织这些活动的几位家长都是自发的，自觉志愿的。我们轮流在他们家开会，他们还得负责各位的小吃和咖啡等等，光是通知开会的邮资就有数算了。
美国人民中总是有这些乐此不疲的、为参与教育“监控”而孜孜不倦的热心者。
如果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外行管理教育”，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实质性的差异。
例如，准确地说，美国的体制不应该叫做“外行管理教育”，而应该称作“外行监控教育”。它的英文原文是“vcontdofeducatbo”，“conrol”可以翻译为“控制”，也可以翻译为“管理”，但是从学区“教育董事会”或其他“校董会”所行使的职能来看，叫做“外行监控教育”更准确。因为这些“外行”们只制定政策，具体执行政策的是内行甚至专家。
中国的“外行”既制定有关政策，又具体地执行所有政策，以实施对教育的管理。
另外，美国的“外行”（董事会成员）可以是律师、医生。工程师、工人、农民、富豪、穷人、文盲、高级知识分子…惟一排除在外的是当地在职的教育工作者。
而中国的v行“（工宣队、军宣队、农宣队）都被叫做”大老粗“。
美国的”外行监控教育“其实也有不少弊病，最明显的错误是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把教育工作者排除在外，这对教育本身来说是很不利的。本来，这种”外行监控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让公众参与教育，把教育搞得更好。但是，把教育工作者排除在”公众“之外，把”外疗'和“内行”对立起来，把“外行监控”变成了目的，等等，都是有违初衷的。
尽管如此，这种“人民教育人民管”的措举毕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地焕发了人民参与教育的热情。我旁听过几个“教育董事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与会者那种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激烈辩论，那种群策群力、舍我其谁的踊跃场面，让我这个在大洋彼岸也见过“外行管理教育”的“老外”既激动又汗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