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你高一的这个男朋友是怎么开始的？ 　　我们是校友。刚进高一，入学后军训，当时就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我们都对摄影特别喜欢。一块出去买显影剂、器材就认识了。他叫贾克，是我们班男生个子最高的，一米八六，而且特别漂亮。我是班里个子最矮的女生，他是个子最高男生，我们走在一起经常会比，同学给我们起了个绰号叫“高低杠”，觉得特别好玩。他特深沉特内敛，偶尔说一句话会让好多人都笑，于是被很多人关注。 　　军训开始了，在门头沟的一个点。特别苦，那八天很折磨人。可能就是想让每个学生都有这种遭遇，觉得每天吃个饱饭就是最幸福的事儿。大家特别饿，可能教官对女生有一点照顾，没有对男生那么严。我经常买一点吃的东西，留下来一些像鸡蛋、火腿什么的趁打水的时候偷偷塞给他。这样，慢慢地感觉不太一样，感情一点一点往上走。但是还没到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我还会跟其他朋友一起玩，也觉得他们不错。不同的是，跟他一直保持着一种默契。我家住得比较远，要倒两趟公共汽车。我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在学校门口等我，把我带到汽车站。这样可以少倒一次车，也少走一段路。我每天都在等那辆大28自行车——我们管它叫“28大奔”，我特喜欢坐在前梁上，真的有坐“大奔”的感觉。他骑着自行车哼着歌，把我带到车站，还要坐大概一个半钟头公共汽车才能到家。虽然汽车上经常没有座位，站得特别苦，但是我回忆着坐“大奔”的快乐心里会感觉好得多。 　　有时候他会等我一起去吃早点。他是一个特别爱迟到的人，但只要我约他一起吃早饭，他一定会特别早就到。我爸早上把我送到校门口后，我走进学校的餐厅，他已经要好我想吃的东西，还很热，时间刚刚好。 　　大概是一年级的期末，迎香港回归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学校分配我们小组的任务是做翻动背景。坐在那儿一排练好几个小时。老师给手势、打旗语，告诉你翻到第几页，然后做波浪状或抖动状什么的。训练的地方在学校附近，离他家特近。因为我家远，于是经常在他家吃饭。他父母是那种特别开明的人，挺风趣的，对我很好。他在家有自己的房间，我们一进门就把门关上了，但他父母从没介意过。有时候我们在他的暗房——他家的另一处房子——做片子，他爸爸妈妈都对我们特别信任，我父母也特别支持。每次我去他家，他母亲都会多做几个菜。那是特别融洽的一年。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们都会出去采风，好像我们把北京周围都走遍了。白洋淀芦苇荡、坝上草原白桦林，那时候没什么人，一大帮朋友一起住老乡家，点篝火，拍片子，特别开心。我们也没什么钱，坐晚上的火车买的是站票，在两节车厢关节的地方窝一宿，吃饭也特别省，有一点钱就买器材了。 　　高中三年在一起，我们所说的一半的话回忆起来都跟摄影有关的，不是说哪个作品获奖了不错，就是说报上哪张照片太差劲了……到高二的时候，我们参加学通社，他比我早半年，在社里他已经是摄影部主任，我还是一个社员。在选题上开始有一些争议，如果觉得哪个东西好，就会跟他争，想自己拍，有竞争的感觉了。同行有点像冤家？这样拍照片就觉得挺累的。高二的时候没有高一那么好。高一的时候成天傻呵呵地在一起，觉得两个人太合适了。就像摄影圈里的老夫妻侯波徐肖冰一样，想从年轻一直拍到两人都老了。他们是中南海的摄影师，拍国家领导人多一点。我觉得我们老了也会像他们一样，不会有什么变化。他的家人我的家人，彼此的生活习惯，我们彼此太熟悉了。那时候一起出门不可避免地同吃同住，除了睡觉都在一起。高一的同学公认我们两个是绝配，这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我在职高的学生会，经常有社区服务什么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不停地奔波，从敬老院跑到学生会安排的采访点，再跑到考级的地儿。那时候学校要求考初级证，我们两个已经把中级都拿下来了。我们两个人特上进，不能跟别人一样，我们必须做好的摄影师。我们学的东西干的事情都比同学多。人家玩的时候我们一夜一夜地在暗室里度过。觉得不知不觉一天一晃就完了——白天不停地跑，晚上洗照片——可也不觉得累。白天拍七八个胶卷晚上不洗出来就睡不着觉。那是在一个兴奋期里面。 　　高二的时候，可能脑子里想的事太多了，我们两个人都太有自己的追求，就彼此都忽视了对方的存在。我们开始有分歧。他觉得学通社重要一些，看不起学生会。我参加红十字会组织的一些社区活动，比如组织一些学生周末节假日给老师量血压什么的……可能是参加的组织太多了，他觉得很奇怪我每天都在干什么？他觉得我跟高一不一样，我发现他也变了。高一的时候，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初中至小学只要有联系的就彼此都知道，他身边的朋友居然我一下子都不认识了。因为他比我早半年进学通社，就跟那里的人玩得特别好，开始通过学通社接触一些文字记者搞选题。我不能跟他一起去采访，因为一般的访问只要一个摄影记者。慢慢地，我觉得我们做的事不一样，我们之间有点问题。 　　在高二期末的时候，我们因为特别无聊的一件事分开了。当时朝阳区搞一个活动请我们去，可能是玩的圈子有一点差异，他就没去。他只顾学通社，学校、区委组织的活动就不去。那次我认识了三里屯一个在小学里教摄影的老师姓林，跟我同姓。那是我高二升高三的一个暑假，好多人一起去外地。在火车上我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挺奇怪，他总是主动跟我说话。可能是因为他是老师里面年龄最大的，我是学生里面年龄最小的。后来我们一起去骑马，感觉特别好。当时觉得特别傻眼—— 一个老师不应该对一个学生那样好，他那种表白让我觉得特吃惊。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他对我不是只老师对学生的那种关心。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草原上，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环境不得不让人陷入一种浪漫和遐想。以至于回北京后梦还没醒。那个老师一如既往，对我的热度还在升温，经常是一天打好几个电话。 　　可是回来以后，贾克这边就很冷漠，知道我回来三天也不打电话。我很生气，就故意气他，去找那个老师玩。后来我把这事儿告诉贾克了，他听完挺愤怒的，觉得这人不配，这老师不是一个好人，但也没责备我。 　　跟这个老师在一起三四个月，我觉得我可能跟贾克的气消了，不想再为怄气重新找件事弄出风波来，就慢慢跟林老师淡下来。不管那个老师怎么样，无论如何不见他。高三的时候我们两个又和好了，直到去报社实习。我们这么分分和和好几次，挺奇怪的是老分也不分不开，在一起又不是特别好。现在也是如此，偶尔打打电话或者见面都会觉得挺开心的。 　　我们俩上高一的时候也有过几次特别严重的事。 　　一次因为我抽烟。他认为女孩子不该抽烟。我认为抽烟是自己的事，即使对身体有害假如我不当你的面抽，不影响你就行了。他虽然抽烟，但他认为男的可以抽，女孩抽烟不是好人。我说那是你自己认为，我抽不抽烟关你什么事？我看他居然有性别歧视，一下就愤怒了。我跟他争执，后来觉得挺没意思。 　　他举了一个例子，你知不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说谁是鱼谁是熊掌？他说，我就是“熊掌”，那烟就是“鱼”。我说你太好笑了。后来他跟我说，抽不抽烟不重要，是我想看看我在你心里有多重要。我觉得这太孩子气了。再到后来他也拿我没什么办法，就觉得你抽吧，反正我管不了你。 　　在报社实习的半年都还不错。但是他变得特别懒惰，好多事都心灰意冷的，拍照片很不用心，所以就觉得受不了。我们俩之间鼓励很多，一直就是这样。比如说：他有一件事做得不好，那种失落感特强，我就会给他一些鼓励，比如说他拍的一些东西如果说拍得不好，我会想办法帮他弥补。而我出去采访什么的如果受到冷遇，觉得被人看不起，他也会帮我解释那些人的想法。两个人都特上心，希望能够工作得更好一些，在这个圈子里有一席之地。我们俩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办一个属于两个人的摄影展，把小时候的照片全都挂出来，风光的，民俗的、景物的…… 　　我们实习是在《发展报》。当时特别忙，因为那里的人年龄都比较大，我们是最年轻的，好多该我做的杂事贾克都帮着我做。等了一段时间，终于有采访任务了，两个人就并肩合作。有时候即使是我一个人拍的，也会加上他的名字。他说，稿费怎么算？我说当然一人一半，他跟我开玩笑说俩人也能吃大锅饭？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不想这样。其实我们两个都是那种特想干活，哪怕不署名没有稿费，也要有自己拍的像样儿的东西。对摄影真的是不顾一切的狂热。 　　真正有分歧是在我国驻南大使馆被炸那次。当时《人民日报》有个记者我认识，那天我都回家了，他打电话来说，“你赶紧到使馆来！”我赶到一看有那么多人游行，发现这真的是很重要的新闻事件。我端起相机就冲上去拍了。等我打电话给贾克，他赶到再拍就比我晚了小半天。那是５月８日，５月９日这事儿已经轰轰烈烈，１０日的时候就好多媒体就开始整版整版地发照片了。那几天我白天拍，他晚上拍，我们俩连夜冲洗第二天送上去审批，可是他的片子一张也没被采用。我的片子报纸用了１４张。他一看就急了，同样是两个人拍的东西为什么他的一张也上不了？这事儿一定对他打击很大。 　　因为这一次拍的片子太多，一天干十几卷，所以部里给的胶片就只剩一包了。他说怎么分？我说你五个我五个，他说１０个都是我的。我说为什么呀？因为这不是吃的不是钱，所以谁都不能不在乎。我为这事儿特别气愤特别伤心，觉得同行是冤家，我以后再怎么样，嫁谁也也不嫁给报社的人。我对他说，这一包胶卷都给你，我不要了！说完我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很长时间就没去过报社。他为这事也挺难过的，这之前都分手好几次了，而这是最严重的一次。高三实习完，我就去一家日报社工作了。 　　前面半年他还经常去看我，报社里我的领导都认识他，他就是担心我不能在新的工作环境里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