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却说就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石头城里，眼见蒋介石王朝即将全面崩溃，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其主要助手们正在商议应变措施。使馆大部分人员和眷属已经疏散。焦急不安的司徒，整理着华盛顿、南京、上海、北平、台北各地来的消息。他想在千头万绪中理出一个线来，但痛苦的事实使他无从入手，也无法入手。
“我很痛苦，”司徒离开椅子慢慢踱着步：“记得我的老友、前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先生不久前对我说过，我们是在看戏！看历史戏中一出最悲惨的戏。我们坐在前排漂亮的包厢里。这出戏没有按照我们美国的意愿演下去。我们处在只许看、只许说话、不许直接插手的可怜位置上。当时我就怀疑，为什么让美国代表只准作一个旁观者出现？而不让他作为历史剧的主角出现？”
“我的痛苦并不比你轻些，”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道：“我和大使先生有同感。大使先生知道，我奉命到中国工作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我们作了巨大的努力，但仍然不能使蒋介石的作战能力有所提高。真为蒋介石这个主角的蠢猪行为感到愤怒。我真恨不得自己跳上台去……”
“不不，”司徒劝道：“这不干你的事。你的心情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你来中国只有三年，我到中国已经半个世纪了，又有什么用呢！”
“是啊！”顾问团空军组长汤玛斯准将叹道：“共产党没有空军，蒋介石的空军应该发挥百分之百的火力了吧？结果大家看见，不但不理想，甚至好些空军还驾着飞机投向共区，你说这能怪我们美国？”
司徒道：“你们明天决定回去，不会变动了？”
“不会变动了。”巴大维道：“白吉尔中将的西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还要留在青岛，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做些工作。”
汤玛斯不安地问：“大使，我刚才收听华盛顿广播，说是白宫对华政策踌躇难决。国务卿艾奇逊今天表示在他任内，美国对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政策不会有变化；至于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态度如何，他说他不愿加以揣测，大使你看明天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巴大维说：“是啊！大使，我们军人烦透了，打也不行，不打也不行；政府呢？不干涉不行，干涉也不行，真是，咳！”
在座的美国文武官员一片唏嘘声。
“绅士们，”司徒声音颤抖：“我把一生中最有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中国问题上了，我的痛苦你们可以想象得到。”
“现在，你们明天要回国了。白吉尔将军也不会长期留在青岛。我在南京大使馆能呆多久，也没把握。”司徒凄然泪下：“以后的日子，我同艾奇逊先生一样，到现在还没有话说。不过大家不必完全失掉信心，我们在中国所做的努力，还不能证明我们的利益会随着我们退出中国而完蛋！”他开始提高声音：“我为什么到上海来？这是秘密，”他重重地说：“我是为安排蒋介石的后事来的，上海有着众多的朋友，他们有的是中美合作所老干部，有的是民主人士，有的是蒋介石旧货摊上的货色，我要他们准备起来！行动起来！潜伏起来！战斗起来！狠狠地给中共在各方面以无情的打击！”
在座的几个文武官员，竟然为司徒鼓起掌来。
“我要告诉你们，”司徒咽了口唾沫：“我们正在开辟第二战场——对这个战场，我们寄托了巨大的希望……”
“什么战场？”
“这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问题。只要我们掌握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他们在报纸上、杂志上宣传我们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中国的共产主义便会烟消云散……”司徒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不久前，我在重庆的《大公报》上看到梁漱溟先生的专文，使我非常高兴。”
“这种文章以后还可能有，而且一定有，”傅泾波道：“即使中共控制了整个大陆，这种文章也会出现的。只要中共说一个‘不’字，那么我们就有文章可作了，我们可以说中共没有民主自由，连鼎鼎大名的学者都动辄得咎……”
司徒悲天悯人地叹道：“梁漱溟先生好几年对政治没有公开表态了，现在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我们当然求之不得，这种人我们要多多争取！”
“中共已经开始在抨击他。”一个秘书道：“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些文件。”
“我要听听，”司徒不安地催促着。几分钟后他坐在倚子上聚情会神地听秘书诵读那个文件：
“全面抗战以来，长时期不声不响的梁漱溟先生，忽然活跃起来，二十二日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长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其结论是：‘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们的力量，谁就有负于国家。所以全国人民过去所责望于国民党者，今夭就要责望于共产党，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也不该再有。’——怪哉梁先生之论也。‘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了么？’蒋介石的‘引退’到幕后指挥，连美国人也说他正在‘待机再举’，梁先生竟然断言己经‘既不存在’！在这一‘断言’的前提之下，照他的‘逻辑’，自然‘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不该’的了！想不到在国民党发动‘有组织的努力’来进行和平攻势的时候，拦腰里杀出这一支‘勤王’的偏师。”
“当然，梁漱溟的文章中也说了些责难蒋介石的话，但这些话，在内战打得凶的时候不说，‘堪乱’和抓人最猛烈的时候不说，却藏到了蒋介石‘引退’之后说，连《新闻报》也登‘匪帮伪总统’的时候才说，拆穿了说，这只是文章里的陪衬，全文目的并不在此了。”
“那么梁漱溟文章的目的在哪里呢？”
司徒紧张地听秘书念下去道：
“在于替美国帝国主义开脱罪名，以及将内战的一半责任准在中共身上而己！你看，他讲到马歇尔的时候说：‘二十几天以来，马帅焦劳疲苦，人所共见’。这是何等的体贴与爱惜？讲到谈判决裂的时候，他说：‘总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这又是何等巧妙的‘公平！’”
“对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下旬，第三方面用‘肉请帖’将周恩来请回南京，二十八日梁漱溟等拟出了一个出卖朋友的‘折衷方案’。这件事梁漱溟只说：‘深感负疚无穷’而不能把‘其间曲折经过’道出，这也是他的巧妙之处。但是，时间只有两年多，人们是不会忘记周恩来在梅园新村流着愤激的眼泪，指着梁漱溟讲过的话的。那一句话是：‘过去人家说你（梁）是伪君子，今天我才知道你是真小人！’”
“休矣梁先生，还是休息休息吧！”秘书到这里把卷宗一阖：“读完了。”
“我担心，”司徒还在啃着他枯干的指甲：“我真担心。”
“万一梁先生给杀了，”那秘书道：“只能显出中共的狰狞面目，我们可以支援，大使不必担心。”
司徒朝这个年轻的秘书苦笑，摇头：“我倒不是担心梁漱溟以及更多的民主人士送命，”他提高嗓门：“我是担心他们会活下去，会替中共做事，会给中共说服！”
年轻的秘书笑出声来道：“不会，不会，共产党能容得了这批人才怪！”
“亲爱的朋友，”司徒皱眉道：“你是这样年轻，原谅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我问你：蒋介石这个人，你不能不说他是中共的死对头了吧？”
人们齐点头。
“可是，”司徒边点头边问：“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给杀了没有？——没有啊！是不是？中共为什么不杀他？啊？”
“我的上帝！”司徒悲怆地说：“在你们中国叫做政治家的胸襟，我真恨上帝的不公平！为什么把这种胸襟给了毛泽东而不给蒋介石？”
见众人沉下脸来，司徒又振作起来道：“不管怎么说，梁先生文章的发表，毕竟是件大好事。它代表了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它是我们的希望……”
正说着，侍卫入报，代总统李宗仁求见。
“又来要求帮忙？”司徒皱眉道：“请他进来。”
“大使先生！”李宗仁抹了抹头上的汗珠，“今天来找你，是想……”
“总统先生，”司徒知道他是来诉苦的，便打断他的话道：“你来得正好，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大使请说。”
“据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准备同中共和谈，已经讲妥了条件？”
李宗仁道：“不会，不会，健生好多事情都同我商量，这种大事，断无不通知我私自进行的道理。”
“没有就好。”司徒道。
李宗仁不知白崇禧是否真的有这一手？便问：“大使的话有根据吗？”
司徒雷登略一沉吟，微笑着说：“总统先生，我早说过，此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必问下去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请总统先生特别注意这一段宝贵时光：利用和谈阻止共军过江！利用和谈培养新的力量！如果说真的要同中共讲什么和，那么未免太天真啦！总统先生一定明白！”
“是是，我明白。”
“我们再来看看，”司徒道：“今日之下，能同中共谈一谈的，是哪一个集团？是陈果夫，陈立夫、程天放、朱家骅、曾养甫、余井塘、方治、张道藩、潘公展、萧同兹、张厉生、谷正纲、李惟果、陶希圣、洪兰友等人的ＣＣ吗？”
“不不，他们没法担任这个任务，而且其中已有不少人离ＣＣ了。”
“那末，是张群、吴鼎昌、熊式辉、吴铁城、沈鸿烈、黄绍竑、王世杰、张公权、俞鸿钧、吴国祯等人的政学系吗？”
“也不，大使先生。”
“好，那么是胡宗南、郑介民、宋希镰、贺衷寒、关麟征、邓文仪这些黄埔系、复兴社吗？”
“更不会了，大使。”
“那么难道是陈诚、罗卓英、薛岳、吴奇伟、周至柔、俞大维、万耀煌、王东原等人的陈诚系统吗？”
“当然不可能，大使。”
“难道是何应钦、顾视同、汤恩伯、上官云相、朱绍良等人的士官系吗？”
“不会，不会。”
“是孙科、吴尚鹰、端木恺、傅秉常、温源宁、钟天心、刘维炽、陈庆云等人的孙太子系吗？”
“不会，大使先生。”
“好，总统先生，那么今日之下，能向中共谈一谈的，只有你同白崇禧、黄旭初几位先生了。我们美国今天敢为你们作后盾，而白崇禧先生却扯起后腿来，而阁下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几位前途的重要性，还用得着说明么？”
李宗仁一头大汗，忙笑道：
“大使先生，谢谢你们一番好意。毋奈他在溪口发号施令，使我困难重重！我个人绝无其他用意。今天向大使表示态度，也不过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走投无路了，因此向你告急。至于白健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我所知，恐怕是有人劝他同中共握手，这件事情也不是秘密，知道的人太多。但我敢保证，健生绝不会同中共言和，更谈不上共处！大使先生！”李宗仁苦口苦面地说：“健生连我都会啃几口，怎会同中共合作？那是不能想象的，绝不可能，绝不可能！”
司徒默然，半晌，笑道：“总统先生，经过你解释，我明白了一大半。你要明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所谓宦海浮沉，我这个老中国通看得太多！阁下今后要负担起统治中国的责任，这一段机会可不能放过！”他微笑：“老朋友才肯这么说，总统先生不会见怪吧！”
“不会不会，那怎么会！”
司徒于是敬烟、斟茶，忙了一阵又静默一阵，再开口道：“咳！总统先生，除了你们，实在没有其他合适的团体可以负此重任了。”
“不见得。这是大使的夸奖。”
“这是事实。”司徒道：“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中国民主同盟’，早就在同你们唱对台戏；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李德全、李章达等人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走的也是民盟路线，同中共在一起对抗蒋介石先生；还有一个‘中国农工民主党’他们也不会有作用。这个党现在是谁负责？”
李宗仁连忙答道：“这个党现在还是章伯钧、丘哲、彭泽民三个人在领导。”
“听说同邓演达还有点关系？”
“邓演达是这个党的创办人，”李宗仁道：“民国十九年成立的，又名‘第三党’。第二年，邓演达就给暗杀了。”李宗仁苦笑：“说实话，邓演达真是个实干家，军事政治，无一不通。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实行普选、土地改革、扫除封建、解放农工，实现社会主义，厉害得很哩！现在由章伯钧领导，差了点。”
“章伯钧？”司徒一笑，岔开道：“中国人民救国会现在并到民盟去了？”
“大概是吧。”李宗仁道：“沈钧儒早己到中共那边去了，邹韬奋、李公朴已经死去，剩下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几个也已经参加了民盟。”
“马叙伦，王绍鏊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怎么样了？”司徒道：“也加入了民盟？”
“他们还在活动，”李宗仁道：“他们是三年前成立的，在京沪一带人数不少。”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呢？”
“那是‘民联’，谭平山、许宝驹、郭春涛等人在负责，听说全部到北方去了；还有一个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这两个团体虽然没有正式同民革合并，但民革成立后两个会的会员几乎全部参加了民革，因为政治主张都是一样的。”
“工商界的那个‘民主建国会’如何了？”
“还是那样，”李宗仁道：“黄炎培、施复亮、章乃器几个人在搞。”
“陈其尤的‘中国致公党’怎样？”
“在海外的影响比国内大，”李宗仁道：“民国十四年，这个党由美洲致公堂改组而成，主张国内和平与政治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与剿共内战，目前还是那样。”
“乡村建设派的力量不小吧？”司徒道：“梁漱溟的主张有群众吗？”
李宗仁摇手道：“没什么没什么。”
“总统先生，”司徒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向你谈这些党派吗？”
“这个，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样吧，”司徒道：“现在再谈一谈民社党与青年党，我就告诉你其中奥妙。你知道中国民主社会党负责人张君劢、徐傅霖等人，对国共两党采取什么态度吗？”
“大使对中国的事情，真是太清楚了！”李宗仁慨叹：“大使真不愧是一位挂头牌的中国通。”
司徒面有得色，但仍低声说：“也不见得。我只是想问向总统先生，对于张君劢先生有什么看法？他为人怎样？”
“我也不太清楚。”李宗仁道：“中国民主社会党，是三十五年前成立的，历史甚短。他们由简称‘国社党’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和‘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后者党员比前者还少，而且大都是海外华侨。”
“这些我都知道，”司徒道：“我想请你告诉我，人们对张君劢的印象如何？”
“很难说，”李宗仁道：“而且大使也知道，战争初期，张君劢在蒋先生压力下十分徬徨，曾经一度投入他们的民主政团同盟；但在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时，他终于倒向我们这边来了，不顾民盟决定，要他的党员参加大会，拥护我们的宪法，并由徐傅霖等出任中央政治委员，他向左派翻脸了。”
“外面对他的批评如何？”
“这个，”李宗仁摸不清司徒用意何在，吞吞吐吐地说：“在左派，当然不满意他；在我们，当然欢迎他；而在一般人之中，说实话，他也没什么。”
“还不如总统先生咯！”司徒大笑，紧接着问道：“那么他们的革新派呢？名声大么？”
“也不也不，”李宗仁沉吟一阵，说：“那是沙彦楷、万武、卢广声他们领导的，三十六年八月十五成立。他们明白表示不满意张君劢等卖党投靠，便从民社党中分裂出来。可是他们的力量也不比张君劢大，左派是欢迎的。现任中常会主席原是伍宪子，沙彦楷任副主席。但伍宪子也走了张君劢的老路，辞职后暂由沙彦楷代理，万武是监察会主席。”
司徒在沉思中，李宗仁说完后，半晌他才开口：“中国青年党怎样？有前途么？”
李宗仁一怔，想了想，说：“这个倒难下断语。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几个创办人，复杂得很。民国十一年他们便在巴黎成立了，当时叫做‘国家主义派’，十八年才改了名称。这个党，这个党。”李宗仁恁也说不下去。
“是不是很多人在骂他们？”司徒笑道，“前天还有一个燕京教授当着我面把曾、李、左三人痛骂了一顿。他说青年党虽标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但历来言行不一致，这三个领导人同封建军阀都结了不解之缘。尤其是曾琦，抗战后潜赴上海与南京汉奸汪精卫勾结，居然同敌酋吟诗唱和，劣迹昭彰，为一般稍有国家观念者所不齿。”
“不过他们很帮忙，”李宗仁道：“他们参加了国民代表大会和中央政府。”
“唉！”司徒叹道：“总统先生，我们聊得很好，几乎把中国的党派都研究过了。总统先生知道我的意思么？”
“愿闻其详。”
“这些党派，”司徒道：“不管有没有用，今天都该让他们有用，你懂吗？”
李宗仁点头道：“懂，懂。这些党派，除了中共、民盟、民革之外，的确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他笑笑：“不过第三势力也不是没有困难。”
“你的看法呢？”
“我以为第三势力如果没有你们撑腰，就没有前途。别说前途，恐怕一步也迈不开，事实上你们是有帮助的，不过在我而言，我希望你们先支持住空空洞洞的政府再说。”
司徒微笑不语。
“有人同我讲，”李宗仁道：“如果我领头搞第三势力，最好同溪口一刀两断，另起炉灶，从头再来。”
司徒急问：“你准备这样做么？”
“正在考虑。”李宗仁道：“兹事体大，得好好考虑。如果同蒋介石拉在一起，尽受闲气。陕北说我接受八项和平条件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尽力保存蒋先生的势力，使之安然度过目前席卷全国的风暴，以便在适当时候卷土重来，希望取得三个月的喘息时间，整编和新编几个师以备再战，而且据他们所知，这项密令已由顾祝同发出。”
“他们怎么知道？”司徒惊问。
“是在俘虏身上找到的。”
“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他们说我们在歪曲八项条件的内容，使真和平的条件变成了假和平的条件，并在这种假和平的基础上团结各种不坚定的、和伪装的民主分子，来形成一个对抗真和平运动的堡垒。”李宗仁苦笑：“因此有人劝我同蒋一刀两断，免得受他牵累。”
“他怎么连累你？你代他的职务，不管愉快与否，你终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元首。”
李宗仁叹息：“是啊，正因为我只是代他行使职权，给人的印象我还是受他控制，自己作不了主，甚至是在和他唱双簧。特别是你们也不客气，例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说过：‘残酷的事实显示：共产党的胜利已接近完成，蒋介石对国家的唯一价值是使他个人的地位在引退中仍保持对国家的效劳。’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还有，美联社也有个消息说：‘李宗仁本人以及政府其他人物，都不认为李已是蒋的确定继承者，而认为他不过是蒋离职期间的代理者而己。’而且还暗示‘蒋介石可能最后宣布李宗仁所采取的一切步骤为无效。’不但如此，还说我李宗仁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住政府机关和资财的继续南迁，而且不能指挥蒋介石的部队，大使先生请评评理：我是不是受蒋介石的拖累太惨了呢？”
司徒沉吟一阵，说：“那么，你是决定同他一刀两断，另起炉灶了？”
李宗仁叹道：“好难！好难！”他顿足：“目前只有请大使想办法！大使知道，陕北还要我立即扣留战犯，将功赎罪取得谅解……”
司徒突然问道：“中共要求逮捕冈村宁次，你们是怎么答复的？”
“更谈不上了，”李宗仁道：“关于冈村宁次一案，我说这是一个司法问题，法庭把他放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向他们解释，这个司法问题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其次说到蒋先生等人，包括连我在内的战犯应先逮捕一点，我说我们双方既准备和谈，政府方面承认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那么所有的条件，应该在会议中解决，决不能先要求执行，然后才举行会议。”
“对的，”司徒道：“对于他们，你不必太软，该硬的时候，不妨硬点。”他打个呵欠：“总统先生，和谈这个玩意儿，花样是多的，千变万化，虚虚实实，主要是要看您怎么应付。”
“是的。”
“而无论怎样应付，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使你们能喘一口气。”
“是的。”
“根据这一点，你应该到上海走一越。”司徒道：“同第三方面接触接触，在紧要关头，请他们出来奔走！”
“是的，大使先生。”
“据我所知，”司徒深沉地说：“邵力子、张治中他们几位，对和谈并没有很大希望，他们是否同情中共，据我看来，是颇为可虑的。试想一个南京代表，反而同情对方，这种事情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术仁一身是汗，不安地搓着手说：“好吧，我明天到上海走一趟，当夜就回来，回来之后再向大使领教。”
李宗仁走后，傅泾波进屋报告道：“事情不顺利，张澜在上海发表声明，说和谈前途乐观之说，全系外电造摇。”
司徒疲乏地说：“这个老头子敢这样说？”
“他说得很难听。”傅泾波道：“他说自从南京发动和平攻势，李宗仁派大员向上海民主人士要求斡旋和谈后，留沪民盟领袖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即成为各方瞩目之新闻人物，邵力子、张治中，甘介侯三人来沪时，除访问孙夫人外，即以争取张、黄、罗三人参加斡旋调解为主要目标，但己遭三氏拒绝。三人事先曾有协商，故对张、邵二人之表示步调完全一致，发表谈话要点如下：
“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
“张澜胆子不小！”司徒吃了一惊，说：“他还说什么？”
傅泾波道：“他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当调人。至少，也得先与我们已在解放区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后，方可发表意见。’因之邵、张上海之行，完全未能达到目的，外电所传民盟领袖对和谈乐观云云，全系捏造。”
“事情很糟。”司徒叹道：“我对张表方没什么希望，他在上海给软禁，老实说我们也花了不少气力，不过这个不谈它了。现在我只担心邵力子、张治中他们，会不会不愿为我们奔走。”他再叹息：“待李宗仁回来之后再说吧。”
“很难乐观。”李宗仁一回南京便对司徒说：“我昨天奔波一天，在上海谈不到什么收获。”
“为什么呢？总统先生，那对你不大好吧！”
“他们都说不感兴趣。”李宗仁边叹边说，“我找了市商会主席徐寄庼，前驻美大使颜惠庆和杜月笙，最后找到了孙夫人。徐、颜等人和王晓籁有意为上海进行单独和平解决，是为了上海而非为了政府，意思差不多，内容不一样，而且对方也不一定肯答应。孙夫人的态度没法转变，连水都灌不进。”
“你怎么对他们说？”
“我说共产党至少在一个月内不致进攻长江防线，在这个假定下希望他们帮忙奔走，促请内阁留在南京。孙科预定二月初在广州举行象征的内阁会议，表示政府已迁到广州，然后再回南京，我劝大家别这么想，希望对孙院长有所影响。我说中共迟迟不派和谈代表，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停顿局面加强对和谈的分量……”
“总统先生，”司徒表情沉重：“你自己在上海碰到的问题，说明了今天的情形万分严重！希望你再作努力，庶不负我们对你的一片期望。”
“不敢当，大使先生。”
“不过我们也不是老打败仗，”司徒笑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共要你逮捕的冈村宁次先生，他今天已被送回日本去了。一个有丰富反共经验的日本大将能够安全回去，对未来三年里的反共战争有着重大的意义。”
“那是你们的功劳。”李宗仁道：“他们都走了？”
“都走了，”司徒道：“总不能等共产党的军队到南京来为难他们吧？这一批日本战犯两百六十名，今天已由我们的军舰‘约翰威克司号’送到日本去了。麦克阿瑟元帅对巢鸭监狱中的战犯会好生看待。不过中共的质问也蛮凶的，他们问：冈村宁次等人由中国转移美国手中有何法律根据？这真是个难题。最后东京盟总法律部主任卡本德上校答得妙，说这是麦帅决定的，想来是由于人道上和政治上的理由。他说，冈村等人万一落入中共之手，中共或许会处理不当，亏待他们，或者为了宣传目的而释放他们。”司徒立起送客道：“我们再谈吧，我还要主持一个会。冈村他们能够回到日本，说明了反共前途希望不小，三几年内，中共就会垮的，你千万要抓住和谈机会，越拖越好！”
正是：如此布置怎么说？不是和谈是骗局。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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