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华盛顿密使正和司徒大使商谈，听傅泾波报告，中共实际上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七十二个小时，”密使一头大汗，浑身瘫软；他跌坐在沙发上对司徒道：“你去了解情况，我得体息一会，我实在不敢想象七十二小时之后，我们在中国的利益是不是一笔勾销了！”边说边回寝室。
司徒脸色铁青，力持镇静，问傅泾波道：“黄绍竑说了些什么？”
“一下飞机便给李宗仁接走了。”傅泾波道：“他就住在傅厚岗李宗仁那里，而且声明一不接见记者，二不发言。”
“糟！”
“他匆匆忙忙对我只说了一句话，说没办法了，没办法了！接着苦笑。”
“赶快给李宗仁去个电话。”司徒立即问：“代总统吗？黄先生回来啦？”
“回来啦，在我这里开会。”
“屈先生呢？也在您哪儿吗？”
“他正同他的岳丈于右老谈天。”
“不不，我是问，局势——”
李宗仁紧张地说：“局势很难乐观，大使。”
“先去个电话，要他们延长限期嘛！”
“已经发了，——不，刚刚发出。”
“给谁？怎么进行？”
“给张治中，”李宗仁道：“我要他去看周恩来，请他们延长几天。”
挂上电活，李宗仁对黄绍竑说道：“你说下去吧！大使馆对和谈万分关切！”
黄绍竑却不作声，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上面有几行钢笔字：“我在飞机上填了一首词，《好事近》您看看。”
李宗仁接过一瞧，见上面写道：
翘首娣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
北国正花开，己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些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李众仁沉吟良久，苦笑道：“今日之下，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
黄绍竑道：“据我们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糟不可言！我所以说：‘些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就是这个意思，一一”
“说得明白一点，”李宗仁道：“今日之下，没什么圈子可以兜的了。”
黄绍竑叹道：“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
李宗仁一怔，“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我们认为中共条件虽苛，并不是不可承认，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了！”
李宗仁脸如死灰：“怎么？你们已经答应啦？这么苛的条件能答应呵？”
黄绍竑叹道：“不是‘你’跟‘我’的问题，今日之下，你不答应行吗？我们是代表，当然一切有了待你们最后决定，可是——”
“你们到底签字没有？”
“当然没这么快，”黄绍竑叹道：“你们三心两意到这般地步，要我们如何同人说！”
李宗仁急道：“没有签字就好。你到底怎么打算的？”
黄绍竑喝了口水，说：“德公，反正政府以促进和平为目标，管它条件怎么样，和平总比不和平好。与其打下去不免一败，不如这样收兵算了。将来再看有无机会再说。如果有，那么大家再想办法；如果没有，一了百了，也就算了。”他苦涩地笑笑：“有机会时大家再来，未尝不是别有一番天地，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还能从延安打出一个局面，我们又怕什么！”
李宗仁刚刚“咳”了一声，闻报傅泾波来见，刚说了个“请”字，客人已三脚两步闯入客厅。傅泾波问道：“总统先生！大使着急极了，问八条二十四款有何变化？问张治中有无回讯？”
李宗仁道：“电话刚打去，不会那么快。泾波兄请坐，这是季宽先生从北平带来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副本。”
傅泾波把副本带回使馆。司徒要他一字不漏地念给他听，然后再选择重点复述。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受到极大损失，国家主权也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这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司徒闻言脸色发青，口角痉窄。傅泾波道：“别听了，都是这一套。”司徒忙摇手：“不，请你继续告诉我，一个字也不能漏掉！”
傅泾波读下去：
“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司徒急问：“多少条？”
“八条二十四款。”
“摘要读给我听吧。”司徒叹息。
与此同时，何应钦派人把《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到了溪口。蒋介石越看越光火，拍着桌子大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心里明白，大局将有剧变，把侍卫的数字也增加了好些。
“可恶之极！”蒋介石召集亲信，恨恨地说：“我恨透了那批脓包！当年他们两万几千里行军，我们动员全国力量，竟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好，今天该让我们伤脑筋啦！”边说边跳脚：“脓包！脓包！脓包！”
“亚伯，”蒋经国道：“八条二十四款的详细条文刚到，我们还是细细研究才是。”
蒋介石拍桌子道：“我可没有胃口再看一遍，你们研究过后，再来见我！”说罢外出散步。
溪口和南京，都在研究这些条文：
“国内和平协定第一条：
“第一款：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蒋经国叹道：“这个已经听说了，这第二款倒是新的，”他读下去：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浸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两百六十名送返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重新处理。”蒋经国叹道：“这个就太难了，人家已经回国，正在帮麦帅设计剿共，北平怎么强人所难？”
秘书指着条文说：“第二条是废除民国三十五年通过的宪法；第三条是废除我们政府的一切法统；第四条是改变我海陆空三军，分区改编，遵守他们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照顾退伍官兵，停止抵抗；第五条是没收一切官僚资本企业；第六条是进行土地改革；第七条是废除、修改或重订一切外交条约；第八条，”秘书一顿，“签字之后，政府各部门仍暂行职权，但要准备向民主联合政府办理移交，宣告自己的结束。”
“亚伯，”蒋经国在院子里找到了蒋介石，“武汉来电说，白崇禧己经作了‘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
“好。”蒋介石的脸上出一丝狞笑，“这对李德邻倒是一副清醒剂。”
“对这个《协定》，亚伯的意见是——”
“打电话给南京的何应钦和广州的吴铁城，让他们讨论讨论作出决议。”
于是，四月中旬，国民党中常委连续召开了两天会议。发表了《对当前和谈的声明》。声明重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基本观点外，还对南京的李宗仁政府说：今日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对国家所负之任务，实基于中华民国之先法，而对本党所负之任务，则为执行党之决议。《声明》还同时公布了四月八日通过的《有关和谈之五项原则》（即前面已公布的何应钦给张治中等人的“卯佳电”）。“声明”最后说：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上述和谈原则第五项，复为补充之决议：在宪法未依决定程序修改前，双方协议划定管辖区域，各自从事和平建设，待宪法修改后即依宪法组织政府。倘不能实现此五项原则，则牺牲奋斗，万死而无辞。”
广州对“和谈”的态度“坚决”，南京司徒大使的态度也同样“坚决”。他一边翻看《国内和平协定》，一边不断埋怨和谈代表的“无能”。
“哼！这么一件大事，怎么选了这几个人去？邵力子，张治中和中共和谈谈了多少年，越谈，骨头越软，李宗仁的得力助手黄绍竑怎么也这样泄气？章士钊代表东南几省人士，也该反对才是啊！李蒸是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该明白这问题不能只是同意就算了，刘斐同李宗仁这批人关系密切，也做过蒋的参谋长，……”边说边蹬脚：“怎么这批代表一见共产党就着了迷！”
“大使，”傅泾波道：“今天的问题是大家对蒋绝望。譬如刘斐，他就因为对蒋太清楚，更明白蒋的出路太渺茫。陈布雷死前曾听过他的军事分析，更清楚了摆在蒋面前的是一条绝路，增加了他非死不可的决心。”
“不谈陈布雷，”司徒道：“我现在只对和谈有兴趣。黄绍竑对于和谈经过怎么说的？”
傅泾波道：“他说得到是不少，但都对我们不利。譬如提到和平协定第五条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各款，‘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的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及财产，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应没收为国家所有。’这么一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和蒋介石自已的财富都化为国有了，可是代表们没有反对。”
”
司徒惊问：“一点都不反对？
“还有，”傅泾波苦道：“第十六款提到，‘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分配土地’，老实说这是相当温和的，这使代表们没有办法反对，因为过去好多东西，实在相差太大，对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不好意思反对。因为正如刚才说的，这一批和平代表是国民党的代表，而不是蒋宋孔陈的代表，代表们如邵力子、张治中对豪门的感情本来不好，反感极了，因此认为这个协定可以签订；章士钊固然代表东南几省人士，但从民族资本家角度来看，豪门资本的崩溃对民族企业的复兴大大有利，于是也赞成共产党了。”
司徒叹道：“上帝！我们帮了蒋介石这么多忙，而蒋介石这个脓包……如果南京一失，这不是表示国民党……”司徒摇头，说不下去，他绕室仿徨，“广州有什么表示了”
“广州倒很坚决，”傅泾波道：“他们表示要和共产党干到底。”
司徒苦笑道：“可惜他们志大才琉，只会说说大话。”
“是的，”傅泾波道，“广州的自信实在靠不住。他们以蒋的意见为意见，总认为可以守住长江天险，凭着长江天险和共产党决一死战。可他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毫无斗志，已经溃不成军，己经不堪一击了。”
“不过，”司徒道，“无论如何得告诉李宗仁，让他顶住门面，否则不得了。”
“我怎么顶得住？”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发牢骚，“广州这种作法，简直要我去上吊。他妈的！我还没有开口，你们就吵个没完。”然而，没多久他连牢骚也发不出来了。行政院何应钦院长告诉他，请他出席行政院秘密会议。
这次行政院秘密会议是由何应钦主持召开的。会议的形式是很奇特的。作为代总统，李宗仁只是列席会议。吴铁城是以中央党都秘书长的身份代表国民党中央，从广州飞来参加。阎锡山被邀参加，因他反共最坚决，参谋总长顾祝同，和谈指导委员会张群、吴忠信、朱家骅、童冠贤等人也应邀参加。行政院除秘书长黄少谷外，还有几个部长也参加了会议。
何应钦在低沉的气氛中起立，声调凄凉：“各位！关于和平谈判的经过，大家已经知道了一些。现在已经面临了最后关头，先请季宽先生报告在北平与共方代表的和谈情况，然后再进行讨论。”
黄绍竑于是起立报告和谈的经过。
“各位，”黄绍竑道：“这次和谈，大体来说，双方谈得很不错，气氛比较缓和。对方先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由对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先生作了说明。他对这次战争的责任问题作了肯定而明确的回答。就是说，战争的全部贵任应该由我们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负责。条款的前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次，周先生对草案的各条各款加以说明。对于这个协定草案，我们几个代表经过反复研讨、推敲，提出了多处修改意见……”
‘他们能接受吗？”有人插问。
“是的，他们作了很大的让步，”黄绍竑接着说：“我们提的修正意见他们大部分接受了，例如，代表团认为带刺激性的措词，如‘反动分子’、‘贪污分子’，通通去掉了，‘背叛’改为‘违背’。第一条战犯问题，作了重太修正：战犯名单去掉了，‘元凶巨恶’‘首要’‘次要’字样也删掉了。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问题，他们也让了一步，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掉，改成‘国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第八条，采纳了代表团张文白的意见，南京政府暂时行使职权，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
与会人有的摇头，有的撇嘴。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黄绍竑继续说，“周恩来先生强调，这个协定是作为最后修正案提出来的。期待双方签字。张文白问：‘这是不是定本？有没有再商量的余地？’周恩来锐：‘这当然是最后的定本，不必再讨论了。如果你们代表团能够代表南京政府签字，请你们就签。如果还要请示，那么请你们快一点去请示，我们一定给你们方便。可是以四月二十日为最后期限，过期不答复，或者答复得不完满，我们就认为和谈破裂。’
“周恩来说完之后，我们立刻退出会场，大家一头大汗，仔细研究。我们认为这个协定双方已经谈了这么久，基本上没有什么了，但如果我们签字而溪口不认账，这个签字也是白签。”黄绍竑长叹：“因此我们决定推出两人来京请示。”
“我也要说几句，”列席会议的代表团顾问屈武起立道，“刚才季宽先生说了不少，我要补充几句：我要先向各位谈谈，代表团诸公在协定条文推敲修改方面，花了不少心血。譬如中共说，本党今日的情形是背叛了三民主义，背叛了国父遗教，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这些说法，代表团诸公就没法找到证据说中共说错了，但担心在语气上使溪口、南京吃不消，于是除了在原则上全部同意，文字上便不得不修改一下，如把‘背叛’三民主义改为‘违反’之类，使措辞上和缓一点。其次把协定中的大纲本身，十二款的题目取消而保留数字，如‘一、严惩战犯’，便改成‘一’而取消了题目。改得更多的是军队改编，张治中等几位的确花了很多心血，字斟句酌，一修再修，一方面要尊重中共部队，真能把国军顺利改编；另方面又要使国军心悦诚服，不致在改编时发生冲突，为他们留点余地。
“此外，协定原文中说是联合政府将来在筹备时期，国民党不能派代表参加，要待办妥移交后再说，大家又修正了这一条，变为国民党经过中共同意后，也有代表参加筹备。”
“唉！”一个客人问：“这不是向中共投降吗？”
屈武一怔，苦笑道：“代表团中诸公也谈过这个问题。当年我们‘剿赤’，如今我们‘戡乱’，根本没有给对方留余地；人家现在接受和平谈判，既为我们留余地，又为我们留面子，也没什么可以说的了。再说我们扪心自问，老百姓和军队是不是真正地拥护我们？是不是能够为我们拼命？这些以都是没法说的。事实既然说明本党的政权已经告一段落，那么也不必再谈什么投降不投降了。代表团中有几位先生说：即使说投降也没什么，中共不是日寇，不是美国，投降又何妨？向一个受中国人民拥护的政党投降，老实说这倒是国民党一下台的最好台阶。硬到底的做法，表面上看来有股劲儿，事实上于事何补？老百姓拥护吗？军队拥护吗？金元券站得住吗？硬干有什么好处呢……”
“好了，好了，”吴铁城打断了屈武的话道，“我不想在堂堂的总统府里听到这种投降的论调。作为国民党的和谈代表，理应为国民党政府着想……”
“请把话说清楚点，”屈武面红耳赤道，“和谈代表当然在为国民党政府着想，正因为为政府着想……”
会场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何应钦站起来缓和双方的情绪，“各位都在为本党的前途着想，兄弟也不例外。事关本党前途，兄弟希望大家能平心静气，力持客观态度——”
“好吧！”吴铁城再次发言，“我来发言。昨天中常委就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协定进行了讨论。中常委认为，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接受这个协定，无疑就是投降。”接着，他宣读了中常委的那个《声明》。宣称：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谈不能离开中常委那个和谈的五原则。代表团离开五原则，擅自和对方讨价还价，这是不应该的。他气势汹汹地责问：宪法乃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保证，如果都废除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紧张。正说着，侍卫入报，说北平的长途电话到，请黄绍竑说话。黄闻言飞奔而去。众人紧张笛等他回来。几分钟后，只见黄绍竑面色苍白地回来说：“是张文白的电话。”
众人见塔脸色，便已猜到大半，但还不死心，问道：“文白说什么？”
“文白要我通知各位，中共已经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
会场上一阵难堪的沉默。顾祝同垂头丧气，有如一只斗败的公鸡；徐永昌神色惨淡，有如白痴；翁文灏不作一声，埋头画他的地图，这位地质学家对祖国地下宝藏似乎非常痛惜，画了无数的“？”；何应钦力持镇静，但十根指头相互纠缠，老是没个完；张群本来相当潇洒的风度全告消失；居正在打瞌睡，口水流了半尺，这位当年的司法院长，一辈子似乎都在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度过的……
正是：虎吼三声，豺狼要开溜了；鸡叫三遍，太阳快出来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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