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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印度的诚意——为保卫印度人民，英国债台高筑——印度陆军忠诚勇敢——二百五十万印度志愿者——日本西进的影响——国大党的失败主义——蒋介石的访问——2月12日我给他的电文——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我本人对立宪会议的想法——一个关于印度问题的大臣委员会——美国发生兴趣——我送给罗斯福总统全部来自印度的报告——旁遮普省长的看法——罗斯福总统的个人观点——英国宣言草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调查团——国大党拒绝我方的建议——4月11日我给斯塔福德爵士的信——挫折使总统感到沮丧——一个联合的内阁——4月12日给总统的复电——斯塔福德爵士返国。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各地再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有那么多的人民受到了有效的保障，从而免受战争的灾难。他们是在我们的小小岛屿负担之下度过战争岁月的。驻印度的英国官员在一有分歧时，就把印度的利益放在他们本国利益之上。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与英国声誉攸关的事。当战争预料将在欧洲进行到底时，我们和印度签订了协定。协定规定防卫印度所需的全部物资和金钱都记在我们账上。在印度的合同是按照高得惊人的汇率签订的，我们所负的债务又由贬了值的卢比按照战前的汇率折成所谓“英镑余额”。因此，所谓“英镑余额”，换句话说，英国欠下印度的债务，就愈积愈多。为了使印度不致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遭到侵略的苦难，我们既没有细查，也没有细算，每天所担负的印度防卫费用竟达一百万镑左右。在这场战争里，我们遭受到了一切艰难困苦，可是印度人却幸免于难，而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欠他们的债务竟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欠美国的债务一样多。因此，我宣布这些问题有待修正，并且宣布对于由于担负印度的防卫费用而负下的所谓债务，我们保留提出反要求的权利。
我也把这样的意见通知了总督。
以上所提的只是背景而已。在这个背景下，印度军队的光辉的英雄气质和战斗力，在中东的战斗中，在保卫埃及、解放阿比西尼亚和在意大利的战斗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同英军并肩作战，把日军赶出缅甸，战果尤其辉煌。印度陆军对英王陛下的忠心，印度王公们对他们和我们所签订的条约的忠贞不渝，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官兵们的无比英勇，都将永垂青史。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曾为建立一支庞大的印度陆军不遗余力，但是，印度的两个大政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不是积极反对就是袖手旁观。尽管如此，自愿参军的印度人还是有二百五十万人左右；到1942年时，一支一百万人的印度陆军已经成立了，而且每月自愿前来参军的有五万人之多。虽然这个庞大的印度陆军计划，就当时的世界大战而言是错误的，但是，印度人民对它的响应却正如同印度士兵的表现一样，在我们的印度帝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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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在亚洲向西推进时，印度的形势也随着恶化到令人惴惴不安的程度。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使我们惊惶失措。香港的失守使我们的威信降低。印度次大陆的安全现在直接受到威胁。日本海军似乎可以无阻地自由进入孟加拉湾。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第一次遭到了一个亚洲强国大规模入侵的威胁。于是，印度政界潜伏着的紧张局势开始显现出来了。不过一小撮由苏巴斯·鲍斯领导的极端主义分子竟直接参与颠覆政府的活动，并且期望轴心国取得胜利。但是，热忱地拥护甘地的那一批观点明确的有力人士，却认为印度应该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保持消极与中立的态度。随着日军的进展，这些悲观主义的论调传布开了。有人建议，如果印度摆脱了与英国的联系，那么，日本或许就可能不会有侵犯的动机了。印度的危险，可能只是由于它与英国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能一刀两断的话，印度就会有像爱尔兰那样的地位。这样，这些并非没有说服力的论点，就传播开了。
由于日本的威胁，国大党的态度变得更坏了。1942年2月，蒋介石大元帅夫妇访问印度，当时，这种情况显现得甚为清楚。他们访问的目的，在于唤起印度人的抗日情绪，并且强调打败日本，对亚洲全部，特别是对中国与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政党领袖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大元帅向英国施加压力，希图英国屈从于国大党的要求。
战时内阁不能同意，一个外国元首竟在英国皇家代表和印度的甘地与尼赫鲁先生之间，以公平的仲裁人的身分进行干预。因此，我向大元帅写道：
1942年2月12日
我们在内阁的人们认为，你所建议的对在瓦尔达的甘地先生的访问，可能与我们团结全印度以抵抗日本的愿望有所妨碍。这样也许可能会产生没有预期到的影响，即在团结是高于一切的时候，反而强调了部落间的分歧。因此，我冒昧地希望阁下，请不要迫使问题与总督和英王的意愿背道而驰。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英国、印度和其他大英帝国的军队，与长期首当其冲地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的中国军队间的合作日益加强。
大元帅终于顺从了我们的意愿，而且，由于总督机智的协助，这种不合时宜的访问没有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而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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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新加坡投降。印度的政界与报界反映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有增无减的争端。为了希望建立某种联合阵线，某些国大党领袖提出要求承认印度的主权地位，以及成立一个全印国民政府的提议。内阁对这些问题曾仔细地加以审议，因此，印度事务部与总督之间照例有大批文件往来。
我给总督一份私人电文，其中说明自己对印度自治政府的观点。对于这件事我自然是有关系的。几乎我的全部同僚们都感到，在战后必须以极隆重的方式给印度人民以自治领地位。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2年2月16日
我本人的意见认为，应当要求印度各界——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贱民等等——把他们最优秀的领导人物提供给上述机构。但是，此间人士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选举基本原则的提案，结果可能会把整个议会交给了国大党决策人手中。这是与我的愿望大相径庭的。
由各个大的公众团体与种族自己推出第一流领袖加入议会，这个方法，无论在当时或是以后，都是我应该遵循的，因为，这样可以免去只与党派的政客们打交道。
2月25日，我组织了一些部长们去研究印度的逐日情况，并对战时内阁提出意见。出席的每一位部长都具有直接在印度获得的知识，主持会议的艾德礼先生和大法官西蒙勋爵都曾经是1930年西蒙调查团的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勋爵，精通印度政情，并且与甘地和尼赫鲁先生交情深厚。枢密院院长约翰·安德森勋爵，曾任孟加拉省省长五年。国防大臣詹姆士·格里格爵士，曾经担任总督府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保守党成员。其余皆为工党、自由党或无党无派人士。我保留在必要时参加的权利。该委员会的观点通常与我的一致，因此，我从未有必要参加他们的会议。战时内阁对委员会完全信任，并且大部分采纳它的建议。我们在这样顺利的情况下去制订解决困难的决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战时内阁以外的非内阁大臣商议。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8日
战时内阁将在星期二中午对印度问题进行讨论。此后，由于采取的决定的严重性，必须与全体非内阁大臣商讨，可能还要全体各部次官参加。此外，由于帝国的权利明显地受到影响，必须尽早取得国王的同意。你应该立即将这件事情通知印度委员会。
我对草案具有良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冒分裂的危险。我必须了解大多数人的反应，而不仅仅是目前少数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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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在亚洲的进攻向西扩展，美国对印度事务显出直接的日益增加的兴趣。美国人对世界大战战略问题的关心使他们接触到一些政治问题，而在这一方面，他们尽管主张强硬，却是毫无经验。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印度被视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可悲的“样板”，不过也是英国独有的负担。现在日本向它的边境推进，美国政府开始对印度问题表示意见，并且提供忠告。在只有一个种族的国家中，对于肤色问题一向采取宽大及高尚的见解。同样，没有海外殖民地或属地的国家，对拥有这些土地的国家的事务，是会产生极其高尚而又超然的情绪的。
1941年11月，当我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总统按照一贯的美国方针，第一次与我讨论了印度问题。我的反应极为强烈，这样他再也不在口头上提及此事。后来，在1942年2月底，他训令艾夫里尔·哈里曼试探我对英国政府与印度政治领袖之间获得和解有无可能。我告诉哈里曼，我正准备向总统去电。该电于3月4日发出。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4日
我们认真地在考虑，是否应当在这危急的关头宣布在战后给以自治领的地位，如果有所要求的话，应该包括退出英联邦之权利在内。我们无论如何，绝不能与穆斯林破裂，因为它代表着一亿人民，而且是在当前战斗中我们必须依赖的陆军主要来源。同时我们还须考虑到对三四千万贱民的责任，以及我们和各王公土邦的条约，他们的人数约八千万。当然我们不希望在入侵的前夕将印度推到混乱的深渊中去。
美国对印度教徒的态度极为熟悉。我认为应该让他们了解穆斯林方面的一些情况。于是，同日我把来自印度方面的关于印度形势的全部报告送给了总统。从下面的摘录可以看出要点。第一件是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先生的。
由少数人召开的萨普鲁会议①，根本没有任何追随者，它为国大党充当探子与巡逻队。这个会议提出了一些靠不住的、巧妙的、因而是容易使人上当的建议。如果英国陷入为它而设的陷阱，穆斯林印度将被牺牲，随之而来的将是最不幸的结果，特别在战争努力方面。萨普鲁建议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权力转入印度教徒的全印度政府手中，这样一来，实质上是对具有深远影响的宪法问题立刻作出决定，而这是违反英国政府在1940年8月8日的宣言中给予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派的保证的。该宣言保证在未经穆斯林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宪法作暂时性或决定性的修改，而且，也将不强迫穆斯林顺从于一个不能接受的政府。萨普鲁的建议将以印度成为单一国家为基础，提出重要的改动，因此使穆斯林对巴基斯坦的坚决要求遭到损害。穆斯林的情绪极其惶恐不安，于是，紧张的局势形成了。他们请求英国政府，在打算对宪法有任何重大改动时，如果英王陛下政府愿意得到自由平等的穆斯林伙伴的话，就宣布接受巴基斯坦计划。
①特志·巴哈杜尔·萨普鲁爵士为了一个称之为无党派会议的团体的利益，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建议。那些发言人完全忽略了两个民族——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主张，因而立即遭到穆斯林联盟的拒绝。
“巴基斯坦”意味着穆斯林将有分开的领土和政府，其结果就是印度的分割，这个巨大的演变现在终于完成，它的代价是将近五十万人的生命及上千万人的迁徙。这种变化在入侵的危险已经迫近的战争时期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个报告来自菲罗兹汗·努恩爵士。他是总督府执行委员会的一位穆斯林成员。他反复地用令人信服的措辞，反对真纳先生所极力主张的印度教徒解决方法。他总结道：
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醒英王陛下政府注意，如果他们屈从于印度国内的反英分子的威吓，从而违背先前的保证，印度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大英帝国一再声称，它所信任的是全印度人民，而不仅仅是国大党；而这样的做法，则是自食其言。
我希望陛下政府坚持保护全体印度人民利益的义务，不为外来的对大英联邦持有异见的压力所动摇。
第三个报告来自印度事务大臣的军事顾问，其中有下列关于印度陆军的情报：
印度陆军所招募的各个阶层，不可能从地理上按省界划分。大量的伊斯兰教徒来自西北边省及旁遮普，但是拉杰普塔纳、中央省、联合省、比哈尔、马德拉斯等地也都各有贡献。除锡克人外，大部分尚武的印度人（多格拉人、查特人）来自旁遮普。来自国外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是一个大的独立成分。每一阶层的特有反映，不到知道宣言公布后其受普遍欢迎程度，是不能作出估计的，然而，当前对陆军的一般影响则是能够预料到的。
印度士兵皆为自愿的雇佣兵〔他们也可以称之为志愿兵〕。他们是为薪金与赡养家属而战，同时也期望得到奖励、感激、恤金与可能的授与土地，不过最重要的是某些成员富有尚武精神的传统，对他们的职业引以为荣，其中的领导骨干对英国军官个人忠诚，也普遍地忠于英王。关于他们参加服役的条件或权威方面的任何根本改变的迹象，不论是影响到他们的物质利益，还是影响到他们作为大英帝国士兵信念，势必会立刻产生不安的影响。
3月7日我再次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7日
遵照让你经常知道我方对印度政策的诺言，现在我寄给你旁遮普省长的一封来电。这当然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唯一意见。不过，正当敌人迫近国门，而旁遮普人又在防卫印度的全部战斗部队中提供了一半的力量，这就显得异常重要了。我们仍旧坚持寻求某些折中而又鼓舞人心的办法。不过，我必须小心行事，以免在这个形势日紧的时节，使英国政界造成混乱。
省长写道：
立即宣布印度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得到与大英帝国脱离的权利，就对旁遮普的影响而言，我的看法如下：属于多数的穆斯林负责人士坚决认为，在没有拟订出穆斯林印度的宪法以前，英国必须继续支撑大局。他们已经怀疑到印度教徒的亲日倾向，按照预定的方针制定的宪法将把权力交到印度教徒手中，这必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因此，他们将对把印度作为整体的保卫工作不发生兴趣，而会在其他地方找寻结盟者。
穆斯林与锡克人的关系已经很坏，上述原因会使这种不和的关系变成空前未有的酷烈形势。各族将会希望留住自己的青年人保卫他们自身利益，这将使招募新兵受到严重影响。骚动将不可能避免，目前已经减少了人员的保安部队可能更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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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也在此时把他对印度的个人观点送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3月11日
我对印度问题极其关心。我很感激你经常让我与它保持接触。正如你能了解的，对提出任何建议我都无自信，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你们这些高明的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曾经试图从历史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并且希望我所提出的可以在印度采用的新想法会对你有所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回溯美国政府开始时的情况。在1775年1783年革命时期中，英国殖民地有十三个州，它们都有单独的主权，政府组织形式却各不相同。在战争继续期间，这些各自独立的主权州之间形成巨大的混乱，而且，只有两个纽带能使它们联系起来：一个是大陆会议（效力低而又权限不明的机构）；另外一个是由十三州维持得很差的大陆军队。1783年战争终结时，由于新制度正在实验之中，而对最后体制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不免落空，所以，这十三个主权州虽各有其新的职责，显然还不能结合成为一个联邦。因此，十三个主权州根据《邦联条例》联合在一起，这种明显的临时性的政府继续行使权力，直到从经验、考验和错误中能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联邦。从1783到1789年，各州的经验证明，缺乏联邦中央权力，它们就会各奔东西，形成分离的国家，在1787年召开一次立宪会议，仅有二三十人出席，代表全部的十三个州。他们的集会和国会不一样，而是少数真诚的爱国者一心一意为了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讨论过的事件都记录了下来，但是会议进行中却没有旁观者参加。现在的美国宪法即由此产生，不久得到三分之二州的通过。
这不过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建议在印度也建立一个所谓“临时政府”，由少数代表领导，其中包括不同的阶级、职业、宗教和地区——这个领导的团体将被承认为临时自治领政府。它自然将要代表现存的英国各省政府以及王公会议，不过我的主要意思乃是责成这个团体为全国建立一个比较永久性的政府——考虑的时间可以延长到五年或者六年，或者至少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我想这个代替新自治领的中央临时统治团体，在公共机构中应该拥有行政权和管理权，诸如金融、铁道、电报等和其他一些我们称之为公用事业的机构。
也许从1783到1789年间美国的问题和辛勤的努力中可以类推出一种方法，可以使印度具有一种新的看法，因而使那里的人民忘掉怨恨，对英帝国变得更加忠心，在强调和平变革比混乱的革命有利的同时，重视有遭受日本统治的危险。
这一种动议完全合乎半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情况和一切对纳粹主义进行战斗国家的民主程序。我希望你，不管你打算怎样，动议当由伦敦方面提出，而且，要肯定在印度那儿没有不愿意的或被强迫的怨言产生。虽然我极愿相助，但是看在上天的份上，千万不要将我带进去。严格地说，这件事情与我毫不相干，无非因为它是你我正在进行着的成功的战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
这份文件饶有趣味，因为它说明了在不同的时代和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相同的背景之下进行比较的困难，以及对任何表面相似之处试图加以应用，对指导战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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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日本陆军进入仰光。我的绝大多数同事都认为，假如要组织有效的印度防卫，重要的是必需设法打破政治上的僵局。战时内阁经常讨论印度问题。英国政府对英——印政府建议的反应已体现在一项宣言草案之中，并且决定派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在那里与印度各派领袖直接进行讨论。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2年3月10日
1．我同意你的观察，在没有弄清我们与印度政党异同点之前，莽撞地抛出我们的宣言，就会像你所正确地说的那样，自找失败，而且会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刻引起一场涉及到每个人的激烈的争论。昨天我在看到你来电之前，我们就决定现在不公布任何宣言，但派出一位战时内阁大臣到那里看看，它是否能被接受，不然的话，就不必白费气力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富有大公无私的精神，自愿担负这项吃力不讨好而又危险的任务。他将要立即启行。尽管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方法上有所不同，我对他不顾任何代价击败希特勒一伙的决心有着全部的信任。宣布他的派遣将使狂热的激动冷静下来，并且给以充分的时间，使问题得以冷静地解决，否则，也可以证明问题暂时是无法解决的。
2．经过同意的文件将代表我们统一的政策。它是根据印度的利益而制订的，如果印度各党派拒绝接受的话，那么，我们的诚意将公诸于世，必要时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一起继续斗争下去。
3．因此我希望你等待掌玺大臣到达之后再和他讨论全部问题。他当然是会受宣言草案约束的。宣言草案是我们最高的准则。此外，他将十分重视目前印度的军事和行政情况。
4．由于不幸的谣言、宣传和美国一般的看法，势必不可能站在纯粹否定的立场。克里普斯的访问对于让世人知道我们的诚意，以及争取时间以取得必要的协议，都是必不可少的。
5．我的意见是，除了作为全面胜利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印度防务必须成功而不能动摇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对此亦具同感。
第二天，我将这些决议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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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于3月22日到达德里。在他主持下，以英国内阁批准的宣言草案为基础，进行了一次冗长的讨论。英国建议的重点乃是，假如战后由立宪会议提出要求，英国政府将庄严地保证授予印度完全的独立。因篇幅有限，不能将全部谈判过程刊载在这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一些来电将很好地说明谈判的结果。
掌玺大臣（在德里）致首相 1942年4月11日
1．今晚我接到来自国大党主席的长信，表示国大党不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拒绝的范围极广，不单只是针对防卫方针，虽然信中指出国大党同意总司令应有指挥战争的自由控制权，以及作为总司令与军事委员的有关活动的自由处理权，可是所提出的方案却使国防委员的职务遭受到过多的限制。不过，拒绝的主要理由是，依据国大党的观点，必须立即成立国民政府，在不改变宪法的原则之下，“在协议中明确地保证并指出新政府将照一个自由政府一般地行使职权，它的成员将作为一个立宪政府中的内阁阁员。”信中并且指出，目前提出的协定的前景与旧局面并无大异。“当他们看到这种旧局面重现时，我们所设想的目标——就是，在人民的心理上产生一种新的影响，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民族自由已经到来，而且，他们正在保卫新赢得的自由——就会完全成为画饼，这样的事情，国大党是不能参与的。”
2．显然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我将在星期天启程回国。
同一天又来的电文如下：
你将会听到国大党一种几乎全新的拒绝理由，但困难情况在电文中无法解释。
此地情况虽然如此，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想，你不必从士气或民意的观点出发，认为我的访问使情况变得更坏而担心。我认为最近几天以来，公众的情绪变得好些了。
就我看来，尽管失败了，但是四周的情况的确有了某些改善。
尼赫鲁终于出场，发表一篇文辞美妙的声明，表示赞成抵抗日本的总体战。真纳向我保证穆斯林毫不动摇的支持；一般来说，锡克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将会随之缓和，我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进一步的保证。实际的困难在于国大党本身的内部情绪；因此，它们表现出漫长的讨论而在决策上有举棋不定的现象。
如果我们能够明智地处理局势，而不要互相指责，那么4月21日的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可能会有所改变。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性远较工作委员会为强。
虽然结果令人悲痛，我们却不灰心。现在我们必须着手进行防卫印度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回来时我将与你面谈。祝好。再见。
在日复一日的紧张的求生存的斗争中，而且还有四万万无依无助的人民需要保卫，以免遭受日本征服的灾难，我经受得住这个消息；其实从开始的时候，我就从哲学推理上想到可能发生这一类事情。我知道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会因为使命的失败而非常悲痛，因此我设法安慰他。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4月11日
你已竭尽人力之所能。你所表现出的坚韧精神和机智，证明英国对取得协议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你千万不要为结局而感到灰心和失望。在全英国和美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极为有利。实际上，破裂发生在最广泛的问题上，而不在扯不清楚的防卫方针上，这也是有利的。我很高兴你立即返国，一个盛大的欢迎合正等待着你。虽然你没有全部实现你的愿望，你却已为共同的事业做出极重要的贡献，为印度人民未来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我立即将克里普斯4月11日的第一封电报和我的复电转给罗斯福总统。会谈的破裂使他感到沮丧。他要我暂缓克里普斯的行期，希望再进行最后的努力。
罗斯福总统致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1942年4月12日
请将下列电文立即转与前海军人员。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破裂。
我最恳切地希望你能够将克里普斯离开印度的日期推迟，直到再一次努力终于能避免谈判破裂时为止。
我很遗憾地说，你在给我的电文中所阐述的观点，说美国舆论认为，谈判是在最广泛的问题上破裂的，这种观点我不能同意。美国的普遍印象恰恰与你所说的相反。这儿几乎普遍一致地感到，尽管印度人心甘情愿地把陆海军防卫的控制特权委托给当权的英国当局，可是，英国政府却不愿把自治权交给印度人，僵局因此而产生。美国舆论不可能了解，如果英国政府情愿在战后准许印度的某些组成部分退出大英帝国，为什么就不能准许印度人在战争期间享有同等的自治权呢。
我感到我不得不非常坦率地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想来你也会谅解我这样做的理由。要是由于像美国人所见到的那种问题而听任当前的谈判破裂，要是在此之后日本得以成功地侵入印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我方陆海军的严重失利，那么，美国舆论中不平的反应就势将难于估计。是否可能由你出面叫克里普斯暂缓启程，并亲自给他指示，作最后的努力以寻求共同谅解的基础？依照我的判断，上星期四晚上就很可能达成协议。如果你能批准他宣称是你亲自授权与他在那一个问题上重开谈判，并且以双方能作些小的让步为条件，我认为协议还是有可能达成的。
如我在早先的电文中向你说过的那样，我仍然认为，如果现在能给予印度各个组成部分建立一个国民政府的机会，而这个政府实质上又与我们根据《邦联条例》所建立的政府相同，并且约定在一段试行时期终止时，印度人可以自行决定他们的宪政形式，而且可以像你早先答应的那样，决定他们与大英帝国的未来关系，那么，也许就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如果你已竭尽全力，而克里普斯仍然达不成协议，那么，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你会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认为英国政府已经向印度人民提供了公平而真诚的建议，这样一来，失败的责任显然不在于英国政府，而在于印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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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事态的演变使这种狂热的做法没有能够实现。没有理想主义，人类就不能进步；但是，牺牲别人的利益，并且，不顾将为千百万无辜家庭带来毁灭和屠杀的后果，这种理想主义将不能被视为最高尚的了。总统的思想回到美国独立战争年代，将印度事件视为十八世纪末十三个殖民地与乔治三世作战一般。相反，我对印度大陆却有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保卫着几乎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我们的资源有限而且非常紧张。我们的陆军部队在凶猛的日军攻击下败退或者投降了。我们的海军已被赶出孟加拉湾，实际上已被赶出大部分印度洋了。我们在空中，明显地也处于劣势。但是挽回局势的机会与希望仍然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不负责任，让我们统治近二百年之久的广大而古老的印度遭到可怕的野蛮的毁灭。没有完整的军政权力和管制战区的权力，希望与机会都会变成泡影。没有时间作一次立宪实验，来个决定英印“未来关系”的“试行时期”。能够使美国舆论得到满足的那个问题并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我们不能够放弃责任，背叛印度人民，听任他们走向无政府状态或者被征服的道路。虽然这也是一个政策，但却是耻辱的政策。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但将背弃印度人民，而且也背弃了我们自己的士兵，让他们的作战基地以及共同作战的英勇印度陆军，在饶舌的政治和血腥的灭亡的混乱中崩溃瓦解。对印度的防务送去所有可能的援助，才是我们的本分职责。
幸而，在研究有关印度的问题以后，我主要的同事们全都与我的意见一致。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将会毫不犹豫地辞去我个人的重任，这种重任有时是一个人不能承担的。在这样的一种场合中，最大的安慰就是没有犹豫。正如在以后的记述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我的信念和战时内阁的信念，是不辩自明的。
我给总统发出了如下的回电：
前海军人员（在契克斯）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12日
今天早晨（12日）三时左右，违背了你的指示〔对霍普金斯的健康而言，〕我与哈里仍在谈论你的有关解决印度问题的来电。我不能在没有召开内阁会议的情况下就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决定，实际上内阁会议要等到下星期一才能召开。此时克里普斯已离开了印度，全部的解释均已由双方公布。在这种情况下，哈里答应用电话向你解释形势，但是由于大气的影响，未能如愿。他将在今天下午给你去电话，并且将有一份报告打电报交给你。
你知道，我一向重视你对我所说的一切。但是，如果所有的事物在这危急关头再一次重新处理，我感到我无法承担保卫印度的责任。我确信这也是内阁及议会的观点。你的来电称呼是给前海军人员的，因此我把它当作纯粹私人信件保存着，同时我不打算将它在内阁正式公开，除非你告诉我，你愿意这么做。像你我之间有严重分歧的那些事，将使我心碎，在这可怕的斗争高潮中，必然会深深地伤害我们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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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乘飞机离开德里返英。两星期后，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召开会议，坚持工作委员会在与掌玺大臣商谈时所采取的方针。他们坚持国大党不可能考虑“让英国保留即使是部分地对印度控制的任何计划与建议。……英国必须放弃它在印度的势力”。
正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所预言的那样，博学的尼赫鲁主张决心要抵抗日本。在克里普斯调查团离开的翌日，他说：
“我们不会去向入侵者投降。不管已经发生的情况怎样，我们不会妨碍英国在印度的战争努力。……我们的问题乃是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他几乎是完全孤立的。绝大多数国大党领袖归属甘地的绝对和平主义。甘地5月10日在他的报纸上写道：“英国之存在于印度乃是日本向印度进攻的一张请帖。他们的撤离将使这个饵子消失。不过，假定饵子未能消除，自由的印度将会更有能力地去应付进攻。真正的不合作主义则将充分发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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