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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莫斯科之行——哈里曼先生与我同行——飞越高山到德黑兰——波斯国王的夏宫——讨论横贯波斯铁路问题的会议——从德黑兰到莫斯科——里海和伏尔加河——到达莫斯科——国家别墅七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阴暗的开端——“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激烈的字眼——产生了一个黑暗的背景——我介绍“火炬”计划——我画出一幅鳄鱼图画——“愿上帝使这事业成功”——斯大林的深刻理解力——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我在开罗逗留期间，莫斯科之行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8月4日，我致电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4日
我们打算在某日离开这里，第二天到达莫斯科，中途在德黑兰停留一下。
关于旅行的具体安排，有一部分须待我们在德黑兰方面的皇家空军当局与你们的空军当局商定。我希望你指示你们的空军当局在各方面予以协助。
关于日期，除我业已向你提出过的以外，我还不能明确决定。
我也迫切希望，美国人能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起积极的作用。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5日
我很希望你对我和约大叔的会谈予以支持和赞助。你能否让艾夫里尔和我同行？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能在一起，事情就好办得多了。我现在面临的是一项没有多少经验的任务。
请把你的复信抄一副本寄伦敦。我正使别人摸不清我的行踪。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5日
我正要求哈里曼尽早前往莫斯科。我认为你的见是对的，我即通知斯大林，哈里曼将根据他和你的意见在各方面协助工作。
哈里曼及时与我在开罗会合，和我们同行。
※ ※ ※
8月10日，在欢乐的开罗大使馆里与各界著名人士晚餐之后，我们于深夜出发去莫斯科。我们一行人乘坐三架飞机，其中有帝国总参谋长、能说俄语的韦维尔将军、空军中将特德和卡多根爵士。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我同乘一架飞机。黎明时分，我们飞近库尔德斯坦山脉。天气良好，范德克路特情绪高昂。当我们飞近起伏的高原时，我问他准备用多高的高度飞过去。他说九千呎就行了。然而看地图，我发现有些山峰高达一万一二千呎；似乎还有一座一万八千呎或二万呎的特高山峰，但距离比较遥远。只要不突然飞进云层之中，就能绕过丛山，安然飞过，但我还是要求飞到一万二千呎的高度，因此我们开始吸氧气管了。上午八时半左右，我们向德黑兰机场降落，接近地面时，我注意到高度测量计的记录为四千五百呎，就无知地说，“我们在再度起飞前你最好校正一下那个仪表。”但是范德克路特说，“德黑兰机场在海拔四千呎以上。”
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里德·布拉德爵士在机场迎接我。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不列颠人，在波斯有长期的工作经验而无一点非分的想法。
我们估计不能在黄昏前飞越厄尔布鲁士山北部山脉，于是蒙波斯国王的邀请，与他在他的行宫里一同进餐，行宫设在陡峭的横岭上，高大树林之中，有一个可爱的游泳池。上午，我观看雄伟的山峰，它闪耀着紫的和橙黄的颜色，灿烂已极。下午，在英国公使馆的花园里，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英美双方的高级铁路人员举行一次长时间的会议，会上决定应由美国接管从波斯湾到里海的横贯波斯的全部铁路。这条新近由英国一家公司建造的铁路，是一项卓越的工程。路线经过许多峡谷，计有大型桥梁三百九十座。哈里曼说，总统愿负全责，使它充分发挥效用，并愿供应火车头、车皮和部队技术人员——数量之多，我们无法与之相比。我因此同意移交，但规定我们对于主要军事需要享有优先权。由于德黑兰市的闷热和喧闹——那边每一个波斯人好像都有汽车，而且不断地揿喇叭——我就睡到英国公使馆的夏季别墅的高大树林里，那里比城市高过一千呎左右。
次日，即8月12日星期三，早晨六时半，我们继续登程。
当我们飞经通往塔布里兹的溪谷时，飞机逐渐升高，然后向北飞往里海的恩齐利湖。我们飞越这第二条山脉时，升到一万一千呎的高度，以避云层和山峰。两位俄国军官现在随机护送，苏联政府负责我们行经的路线和安全到达。白雪覆盖的大山由西向东，发出一片光芒。这时我发现我们这架飞机正在单独飞行，无线电讯报告说，我们的第二架飞机——载着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卡多根等人——因为引擎发生故障，必须飞返德黑兰。两小时后，前面看到里海了。下边是恩齐利湖。我从未见过里海，但我记得在二十五年前，曾以陆军大臣的资格接管里海上的一支舰队，这支舰队曾统治着这淡蓝的、平静的海面将近一年。我们现在向下飞了，不再需要吸氧气了。我们隐约望见西海岸的巴库和巴库油田。德军现在离里海很近，因此我们便取道古比雪夫，以便远离斯大林格勒和战区。这就使我们飞近伏尔加河三角洲。极目远望，俄罗斯大地一片褐色，平原万里，了无人烟。各处可以见到方方正正的耕地，说明那里一度曾是国营农场。巨大的伏尔加河有很长的一段是在宽广黑色的沼泽中流过，蜿蜒曲折，闪耀着光芒。有时出现一条大路，像直尺一样，从宽广的地平线的一头通到另一头。就这样看了一小时左右，我又爬过炸弹舱回到房舱睡觉。
我反复思量着我到这个悲惨而阴险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去的使命。这个国家诞生之初，我曾一度力图扼死它；在希特勒出现以前，我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现在我要对他们说些什么才算尽到责任呢？具有文学癖好的韦维尔将军把我要说的话归纳成一首诗。这首诗分成几节，每节的末一行都是一句“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这简直等于搬大冰一块到北极去。而且我还认为我的责任在于亲自对他们说明真相，当面向斯大林倾吐衷情，而不信赖电讯和信使的往返。至少我要表示对他们幸福的关心，表明我理解他们的奋斗对整个战局的意见。但我们过去是一直仇视他们的恶劣政权的；在德军进攻他们以前，他们竟坐视我们亡国灭种，并且欣喜若狂地同希特勒瓜分了我们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地。
天气晴朗，风势和顺，我要到莫斯科的心情更为急迫，因此不准备绕道古比雪夫，而是直飞莫斯科，但我又顾虑这样一来会失去一次盛大宴会和俄国人热诚欢迎的机会。五时许，莫斯科市内建筑的尖塔和圆顶已经在望。我们依照仔细规定好的航线——沿线所有炮台都已经得到通知——绕城飞行，在机场上降落，这是我在这次大战中还要再度访问的地方。
迎接我们的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俄国将军们和各国外交使团以及在这种场合照例到来的一大群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我检阅了一支穿着极为华丽的服装、很讲究军事礼节的盛大仪仗队；乐队演奏三大强国——它们的团结已决定了希特勒的必然死亡——的国歌以后，仪仗队即举行分列式。我经人引导到扩音器前，作了简短的致词。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致词。他将住在美国大使馆。莫洛托夫先生用自己的汽车陪我到莫斯科郊外八哩处准备好的住所——“国家别墅七号”。我在行经似无行人的莫斯科街头时打开车窗想透一下空气，令我惊异的是我发觉车窗玻璃竟厚逾二吋。我从未见过这样厚的车窗玻璃。译员帕夫洛夫说，“部长说这样安全得多。”经过半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那所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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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极权国家的奢侈情况准备的。他们派了一位个子很大、外表华丽的副官（我相信他出身于沙皇政权下的贵族家庭）侍候我，他也好似我们的东道主，待人十分谦恭周到。一些穿着白上装满面笑容的老练的服务员，很能迎合客人们的心意和动向。餐厅内的长桌上和各种食橱放着各种珍肴和酒类。这些东西是只有应用最高的权力才能取得。我被陪同经过一处宽大的接待室，到了一间卧室和与卧室几乎大小相等的浴室。电灯上一尘不染，明亮已极，甚至可说是灿烂夺目。冷水和热水，应有尽有。我经过酷热的长途旅行后，早就想洗一次热水浴。一切立时准备好了。我才发觉，浴盆并不由冷热水龙头分别供水，也不用塞子。冷热水同时在一处喷出，其温度调节得恰如人意，而且人们不用在盆内洗手，而是在流水之下洗手。我在家内也适当地采用了这种办法。如果水不缺乏，这种办法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们大家经过必要的沐浴之后，经人招待到餐厅内，这里有着各种名菜美酒，当然包括鱼子酱和伏特加，而且还有许多从法国和德国来的珍肴好酒，那些东西都远非我们的心情或消费能力所能享受的，而且，我们马上就要回到莫斯科城里去。我已告诉莫洛托夫，那夜我准备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建议定在七时。
我到了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会见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深谋远虑的俄国政治家和战士；在以后三年中，我同他保持密切、严肃的关系，相处之中常常感情激动，但有时却也非常亲切。我们的会谈几乎进行了四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第二架飞机（布鲁克、韦维尔和卡多根乘这架飞机）尚未到达，出席会谈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我自己、哈里曼和我们的大使以及译员。这里是以我们所保存的记录为基本材料，并根据我的记忆以及我当时致国内的电报进行叙述的。
会谈最初两小时的气氛阴森而沉闷。我一开始就立即提出第二战场问题来。我说，我愿坦率地说话，也希望听取斯大林的极端坦率的意见。若不是他肯定地认为可以讨论现实的问题，我也不会来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先生到伦敦时，我曾告诉他，我们正制订在法国牵制敌人的计划。我也曾向莫洛托夫先生说明，我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保证，而且给他写过一份这样内容的备忘录。自此以后，英美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两国政府认为他们不能在9月份——从天气说是最晚的一个月份——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正如斯大林先生所知，英美两国正准备在1943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为此目的，一百万美国军队业已定在1943年春季到达联合王国的集合地点，编成二十七个师的远征军，英国政府还准备为远征军增加二十一个师。这些军队几乎半数要用装甲武器装备起来。到现在，开到联合王国的只有两个半美国师，大部分运输要在10月、11月和12月进行。
我告诉斯大林，我充分了解，这个计划在1942年对于俄国是毫无帮助；但是想到，在1943年的计划准备完竣之时，德国在西欧可能会有一支更强大的陆军。我说到这里，斯大林紧皱了一下眉头，但并未打断我的话。我继续说，我有充足理由反对在1942年进攻法国海岸。我们所有的登陆艇只够用于在设防的海岸进行一次登陆战——只够运送六个师的兵力上岸，并维持其给养。如果成功了，还可以运送更多的师去，但是登陆艇却是个限制的因素。现在联合王国，尤其是美国，正在大量赶制登陆艇。假如今年能运一个师的兵力，明年就可能运送八倍或十倍的兵力。
斯大林开始阴沉着脸，似乎并未为我的论点所说服。他问，是否法国海岸的任何一段都不能攻击。我取出一张地图，指出除了真正横渡海峡以外，在任何地方作空军掩护都有困难。他似乎不甚了了，又问了些战斗机航程的问题。例如他问，它们不能全日往返飞行吗？我解释说，它们要往返飞行确实可以，但飞行这样长的路程，就没有时间作战了；我补充说，空军的掩护必须是彻底掩护才算有效。他然后说，在法国的德军没有一个师有战斗力量；我对这种说法极力争辩。
在法国共有德军二十五个师，其中九个师是第一线的。他摇摇头。我说，我偕帝国总参谋长和韦维尔将军同来，以便他们同俄国参谋长具体研究这样的问题。政治家讨论这类问题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了。
斯大林的脸色现在更加阴沉了。他说，据他理解，我们是不能用大量的兵力来开辟第二战场，甚至也不愿意用六个师登陆了。我说确实如此。我们能够用六个师登陆，但这样的登陆有害无益，因为它会大大地妨碍明年计划实行的巨大战役。战争是战争，不是开玩笑，如果惹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灾难，那就太愚蠢了。我说，我唯恐我带来的消息不是好消息。如果我们投入十五万到二十万人，就能从俄国战场调开数量相当大的德军，从而对他有所帮助，我们是不会因怕受损失而不采取这个办法的，但是，假如既不能吸引德军一兵一卒，又破坏了1943年的前景，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斯大林坐立不安，他说他对于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不准备冒险，就不能获得胜利。为什么我们这样害怕德军呢？他真弄不明白。他的经验认为军队必须在作战中流血。假如不使军队流血，就不了解军队的力量。我问他，他曾否问过自己，为什么希特勒在1940年不打到英国，当时希特勒正当力量全盛之时，而我们却只有二万经过训练的军队、二百门大炮和五十辆坦克。他没有来。事实是他也怕进行这样的战役。
横跨英吉利海峡并非易事。斯大林答称，不能这样类比。希特勒在英国登陆，将会受到英国人民的抵抗；而英军在法国登陆，法国人民却会拥护英军。我指出，因此，更重要的是，不要使法国人民在我军撤退时遭受希特勒的报复，并耗尽在1943年的巨大战役中所需要的法国人力。
谈话至此，场上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默。斯大林最后说，假如我们今年不能在法国登陆，他也无权要求或坚决主张登陆，但他必须说，他不同意我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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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打开了一幅南欧、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图。“第二战场”是什么？它是否只是在英格兰对面设防海岸进行的一次登陆战？它能否采取有助于共同事业的其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形式呢？我想，最好使他逐步向南方看去。例如，假如我们在不列颠集中兵力，能把敌军牵制在加来海峡，同时在其他地方进行攻击——例如卢瓦尔河、纪龙德河一带，或者另外选择斯凯尔特河一带——这都是极有希望的。这实际上就是明年的巨大战役的总的情况。斯大林担心它不可能实行。我说，的确，登陆一百万人确实是有困难，但我们应该坚持努力。
我们随后谈到轰炸德国的问题，大家对讨论都感到满意。
斯大林强调打击德国人民斗志的重要性。他说，他很重视轰炸，而且他知道，我们的空袭正在对德国起着巨大的影响。
经过这段谈话以后，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和。斯大林从我们这一长时间的会谈中感觉到，我们所要进行的似乎不是“痛击”计划，也不是“围歼”计划，而是采取轰炸德国的办法来搪塞一下。我决定先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为我来此准备说明的计划建立适当的背景。因此我并不打算马上消除阴云。
事实上，我特别提出了要求，在患难中的朋友和同志应该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会议却充满着礼遇和互相尊重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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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到了“火炬”作战计划起作用的时候了。我说，我要回过来谈谈1942年的第二战场问题，我是专为这个问题而来的。我并不认为法国是进行这样一次战役的唯一地点。还有别的地点，因此我们和美国人决定了另外的计划。美国总统授权我来把这个计划秘密地告诉斯大林。我现在就要进行这项工作。我强调保守秘密的重要性。这时斯大林端正地坐着，笑嘻嘻地说，他希望英国报纸上一点消息也不走漏。
然后我简明扼要地说明“火炬”计划。我在介绍全部计划时，斯大林极感兴趣地听着。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西班牙和维希法国会起什么反应？一会儿，他又说，从军事上看来，这次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从政治上看，他怀疑对法国会起什么影响。他特别问到计划实行的时间，我说，不迟于10月30日，但罗斯福总统和我们都力争在10月7日实行。这似乎给在座的三个俄国人以莫大的安慰。
我又叙述了解放地中海的有利之处，在那里还可以开辟别的战场。我们必须在9月间在埃及获得胜利，10月份在北非获得胜利；并且要一直牵制住法国北部的德军。假如能在今年年底占领北非，我们就可以威胁希特勒欧洲的腹部；这次战役应该被认为是同1943年的战役相配合的。这就是我们和美国人已经决定进行的一次战役。
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我同时画了一张鳄鱼的图形，借此向斯大林说明我们的意图：我们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也要攻击它的柔软的腹部。斯大林此时兴致极浓，说，“愿上帝使这事业成功。”
我强调说，我们很想为俄国方面解除紧张局势。如果我们想进攻法国北部，我们会遭遇反击。如果在北非发动进攻，会得到很大的胜利机会，那样对欧洲也有帮助。如果我们能占领北非，希特勒就要调回他的空军，否则我们就会毁灭他的盟国，例如意大利，并且会进行一次登陆战。北非这一战役对土耳其和整个南欧都会起重要的影响。我唯一的顾虑是，敌人可能先发制人。假若今年能占领北非，明年就能对希特勒给予致命的打击。这一次谈话标志着我们会谈的转折点。
斯大林于是开始谈起政治上的种种困难。英美联合夺取“火炬”计划地区，是否会使法国发生误会？对于戴高乐，我们正在做什么工作？我说，在这阶段，我们不愿意他介入这次战役。〔维希〕法国很可能会对戴高乐分子开火，但不大会对美国人开火。哈里曼引证从“火炬”地区各处发来的、得到总统信任的美国情报，以及李海海军上将的意见，有力地支持了我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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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斯大林似乎突然领会了“火炬”计划的战略上的优点。他列举四点主要理由，第一，它会在背面打击隆美尔；第二，它会威胁西班牙；第三，它会使德国人和法国人在法国发生战斗；第四，它会使意大利首当其冲。
我对于这些突出的见解深有所感。这显示俄国的独裁者对一个以前一直认为是不可置信的问题，已迅速得其要领。没有几个人能在几分钟内了解我们大家几个月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那些理由，但他却能在一刹那间了解全部情况。
我又补充了第五个理由，即缩短地中海的海程。斯大林很想知道，我们能否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我说毫无问题。我也告诉他关于在埃及的司令部的改组情况，以及我们在8月下旬或9月间在那里进行一次决定性战役的决心。最后，他们显然都赞成“火炬”计划，虽然莫洛托夫问起能否在9月份进行。
我然后又说：“法国意气消沉，我们要给它鼓鼓劲。”法国了解马达加斯加和叙利亚的重要性。美国军队的来到将使法国站到我们这边来。这次战役将使佛朗哥受到威吓。德国人或许要立刻对法国人说，“交出你们的舰队和土伦。”这会重新挑起维希和希特勒之间的对抗。
我又谈到另一方面的前景：我们把英美的联合空军调到俄国军队的南翼，以便保卫里海和高加索山脉，并在这个战场从事一般的战斗。然而，我并没有详谈细节，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打赢埃及的战役，也不了解总统关于美国空军参与战斗的计划。如果斯大林赞成这项意见，我们当制订具体的办法。他答称，他们对这种援助表示十分感激，但对具体地点等等问题尚需再作研究。我对这个计划十分热切，因为它将使英美空军与德国空军进行更激烈的战斗；所有这些空战，将有助于我们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取得制空权，而不会在加来海峡引起什么麻烦。
我们然后集合在一个大地球仪周围，我向斯大林说明肃清地中海敌人的巨大利益。我告诉斯大林，如果他愿再同我会面，我随时都愿前来。他答称，俄国的习惯是，应该由客人表示愿望，而他则准备随时接见我。他现在已了解了最坏的情况，但在我们道别时我们之间还是充满着友好的气氛。
会议已经持续了四个小时。我还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回到国家别墅七号。我虽疲倦，但在午夜以后还口述致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总统的电文；这时我的感觉是，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我酣然入睡，久久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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