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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将军的地位和自由法国——我于11月11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他于11月12日的复电——艾森豪威尔飞往阿尔及尔——北非和西非的法国人听从达尔朗的命令——英国国内的普遍不安——我于11月17日提醒总统——他的公开声明——史末资元帅从当地表示的观点——英国国内民情激昂——“达尔朗事件”——下院于12月10日举行的秘密会议——法国军人和文职官员的心理状态——“以贝当元帅的名义”——下院被说服了——达尔朗于12月24日被刺——悲惨的一生。
上章所述的一些事实，仅是简略地说明了在中东所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前后次序。虽然这些事件都是政治性的，它们却完全和部队或舰只的行动一样，都是这次战役的一部分。克拉克将军在和达尔朗打交道时，采取了唯一符合于这次战役主旨的办法，那就是尽力争取法国人的支持，避免在法军和盟军间发生流血冲突。他表现了大胆、机智和果断。艾森豪威尔身上则负有接受和支持克拉克所做事情的责任。这两位美国军官在一年前还都只是准将，他们行事时表现了高度的果敢和明智。尽管如此，他们的行动却引起了一些问题，就其道义上和感情上的性质而言，这些问题对美英两国人民说来，是极为重要的。他们的行动也在各盟国之间引起了反响。由于我一向自信我了解法兰西的灵魂，因此我当时对总统的那种对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极端敌视的态度自然引以为忧。因为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毕竟还是法国抗战的核心和法国的荣誉所发出的光焰。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1日
尽一切努力来团结所有仇恨德国的法国人士，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希特勒侵入法国非沦陷区对于这种团结将是一个机会。我深信你会认识到，英王陛下政府对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负有极其明确而神圣的义务。我们必须使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我认为你我都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在你或我的赞助下，分别成立两个唱对台戏的流亡政府。我们必须努力团结所有反对德国的法国党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也许需要时日，而且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军事行动；但我们应当使各方明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的。
在此期间，我们显然已在阿拉曼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12日
接到你们在埃及获得辉煌战果以及我们两国在西非和北非联合登陆的最近消息，至感欢欣。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及时考虑一旦地中海南岸的敌军被肃清，并处于我方控制之下时所应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最好你和你的参谋长委员会在伦敦，我和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此间能就这些可能性进行研究，包括进军撒丁岛、西西里岛、意大利、希腊以及巴尔干的其他地区，并争取土耳其方面的帮助，以便通过黑海方面进攻德国侧翼这一可能性在内。
关于戴高乐，迄今为止我对把他交给你一事感到很放心。
显然现在我也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难题，那就是吉罗老弟。我完全同意，我们绝不能让法国各流亡党派闹对立，我也不反对戴高乐派一名使者去阿尔及尔会见吉罗。切莫忘了，在吉罗和达尔朗两人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两个人都自称有权指挥北非和西非的全部法军部队。
主要要使这三位主角认清这样一件事，即目前局势纯粹是属于军事范畴的，不论是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所作的决定也好，或三个人共同作出来的决定也好，均需经过艾森豪威尔的审核和批准。
我还认为，最好在戴高乐的使者启程前往非洲以前，弄清他究竟发了些什么指示。
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由直布罗陀飞抵阿尔及尔，担当起克拉克刚和达尔朗谈妥的那件事的责任，并承担直接指挥。当地的盟国将领和官员们一致认为达尔朗是唯一能将西北非洲争取到盟国这方面来的法国人。关于吉罗能使法国人效忠于他的神话这时已被揭破，因此他在听到德国侵入法国未沦陷区后，便表示愿意和达尔朗合作。达尔朗的权力已为奥兰、摩洛哥和全阿尔及利亚都服从他的“停火”令一事所证明。因此在这一天，达尔朗和艾森豪威尔便签订了一份最后的正式协议。在伦敦，我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行动在军事上是有充分理由的。11月14日，我在给他发出的电报中说：
“军事第一，但以后一定要解决政治问题。”
我给总统发出了下面这封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5日
我们认为，所提出的方案并未能消除我们的种种怀疑和忧虑，而且这种解决方案也并不是永久性的或是健全的。尽管如此，考虑到迅速进军的头等重要意义，同时考虑到这位盟军最高司令的意见很有力量，他又善于表达，因此在场的我方将领包括坎宁安海军上将在内，都表示赞成。我们认为除了接受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提出的方案，以便维持该地的暂时安定，并获得突尼斯的各要地外，别无他法。
2．深信你将本着始终采取联合所有愿意对希特勒作战的法国人士这一方针，和我们磋商制定长远的措施。
※ ※ ※
当达尔朗协定的实情公诸于世后，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普遍的不安。我当时也感到了我周围的舆论日益激昂。我的许多好友也都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其对象乃是一位我们与之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仇人，因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这次规模空前的战役的胜利，还有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已因此黯然失色；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十分难过。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是不近情理的，而且对战争的残酷和士兵的生命也有欠考虑之处。当他们的批评愈来愈尖锐时，我也愈来愈愤怒，并且对他们的这种鼠目寸光的看法有点蔑视。但是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愤怒，并且我自己也有同感。在美国的反应虽然不像在英国那样强烈，但也有不少人感到十分激动。我认为罗斯福总统对这种群情激动并不怎样在意，尤其是英国人的激动就更不必提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7日
我应该让你知道，与达尔朗所签的协定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种仅仅由于战事紧急迫不得已才采取的权宜之计。人们会以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协，这种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会在全欧洲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我们对此绝不能忽视。达尔朗声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属来指挥法国海军，从而使法国的海军对我们怀有恶意。正是他，派法国海军列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面与你的舰队作战，才使这些法国海员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为了权位，达尔朗又倒向我们这边了。和达尔朗签订一个永久性的协定，或在法属北非成立一个达尔朗政府，将是无法为千百万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们的一片至诚之心就是我们的力量。
2．我个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继续作战，把谈判放在第二位；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预计在今后数日内即可令我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进攻突尼斯及比塞大的德军这一消息，我们极为高兴。
总统复电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18日
我也遇到了对达尔朗的强烈的怒潮。我认为我应当及早采取行动，因此我已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希望你对这项声明感到满意，我希望人们不至怀疑这篇声明的诚意。
他把这份公开声明①用电报发给了我。在读了这份声明后我放了心：
①摘录。
我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临时性政治安排。在美国、英国以及所有其他同盟国中，有人认为鉴于过去两年的历史，不应与达尔朗海军上将签订任何永久性的协定，我完全理解并赞同这种看法。各同盟国的人民也同样绝不会理解，为何要承认在法国或任何法国领土上的一个改头换面的维希政府。我们一直反对那些支持希特勒和轴心国家的法国人。
在我国陆军中，不论何人均无权讨论法国或法兰西帝国的未来政府。未来的法国政府绝不能由法国本土或海外的任何个人来成立，它只能在法国人民被同盟国的胜利所解放后，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他的声明接着又说：
我们的首要军事目的，在于既要挽救美军和英军的生命，也要挽救法军的生命。第二便是争取时间这一重要因素。……
目前的战事每拖延一天，便使德军和意军多赢得一天时间，来准备进行顽抗，挖好战壕以便死守，从而使我方必须进行一次大规模作战才能获胜。这又一次表明了，目前的迅速攻势要比我们被迫拖延一个多月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我所接到的报告表明，北非的法国人士以成立一条对付共同敌人的共同阵线为重，而把一切政治问题都放在次要地位。
这篇公开声明既和我的看法一致，也使公众感到满意。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9日
你的关于达尔朗的公开声明，可说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也和你与艾森豪威尔抱有同感，急于希望我们在即将进行的作战中，由于有法国人的合作，就会得到最大的益处。我还充分认识到，如果达尔朗和他那班人马在作战中真正很尽力的话，自然就要记他们的功。我深信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顺致问候。
※ ※ ※
在这个时期，史末资将军正在国内和我们在一起，我和他的看法极为接近，这实在使我感到安慰。他在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此时已在乘飞机回南非战场的途中，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后，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史末资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我于早晨抵达此间后，便与艾森豪威尔和坎宁安进行了长谈，兹将这次长谈的结果扼要奉告如下。关于将在下星期日或星期一进行的作战的问题，安德森是否强大得足以攻克比塞大，尚成问题，但攻克突尼斯却似乎把握较大。无论如何，将尽一切力量把敌军压缩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区或桥头阵地，以便以空中或其他方式的进攻来消灭它。再由此往南，我军将力图肃清敌军在斯法克斯及其他地点的小股孤立的敌人，但目前对的黎波里方面将不准备使用大量兵力。海上损失迄今为止已得到补偿。我方所损失的运兵船已由所获得的数目相等的法国船舰所补偿，而我方每损失一艘商船，就有一艘潜艇被击沉。
关于达尔朗，已经发表的一些宣言已使该地法国领袖们大为不安，那种做法如再过分一点就有危险了，诺盖已扬言要辞职，由于他控制着摩洛哥居民，他如果采取这一着，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从争取法方的合作和稳定局势的观点看来，最糟糕的是给法国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仅仅是在利用这些领袖们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在一旦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时，就会把他们一脚踢开。在这场战争中，达尔朗和他的伙伴们已经破釜沉舟，在尽全力与轴心国作战并团结法国人来支持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法军正在非战斗性的任务上，甚至在小规模的作战上与我方合作，但是由于缺乏正规的武器，他们目前战斗力不高，达尔朗并非是由艾森豪威尔，而是由其他的法国领袖们所选定的，其中有些人还是他的仇人，是竭力支持我们的人；他们一致认为，由他来领导合作，对我方的作战说来乃是必要的。如果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很快会被一脚踢开，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军事局势可能要求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保留他，在此期间不应公开给人以一种与此相反的印象。
我对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我认为不会再重申已经发表的声明甚至发表更过分的声明了，因为那项声明的用意仅在于扭转这一印象，即我们已和维希分子在政治上妥协。将来的政治安排应由有关各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一致意向来决定。
我想最好你能把我这种强烈的印象转致罗斯福总统：再发表更多的反对达尔朗的声明可能对我们的事业有害，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将于今日傍晚启程，我将在开罗再次来电。昨天有幸得以和你作一夕畅谈，受惠不浅。特此致谢。
总统也不断把他的心情告诉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昨天我私下对报界讲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因为它似乎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达尔朗——戴高乐问题，这句格言是：“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下桥为止。”
关于北非以及其他未来可能增加的地区，我认为你我可以考虑任命一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他们无权过问民政事务，但对法国行政官员有否决权，并在极少的情况下命令他们贯彻执行某些方针。例如，我已通知艾森豪威尔，必须释放北非和西非的一切政治犯。如果达尔朗不执行这个命令的话，艾森豪威尔就必须立即执行他的最高统帅的职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单独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2月5日打电报给我说：
……我再次向你保证，我们并没有参加打算要把达尔朗立为首脑（当地的机构除外）的阴谋。他在此间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因为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实际帮助都是通过他一个人得来的。只要你仔细想一下由此处通过山区一直伸延到突尼斯的长达五百哩的交通线，你就会发现，该地的法国人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使我们蒙受重创，从而迫使我们迅速撤回到能从海上取得给养的那些港口去。吉罗很快就放弃了想给我们一些帮助的企图；多亏达尔朗之助，我们现在才得以在突尼斯，而不是在布奈附近甚至比布奈更往西的地方与德国鬼子作战。我们认为，布瓦松和达尔朗已经是无可挽回地效忠盟国了。……
总统所提到的“权宜之计”，使达尔朗深为苦恼，他开始感到自己已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他在这时给克拉克将军去了如下这封信：
将军阁下：
由各处获得的消息，都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仅是一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我并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否则我又何必在对事态不加过问、听其自然发展原是轻而易举之际，在对我个人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本着一个法国人的纯粹爱国心而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曾庄严地允诺，它将把法国主权的完整恢复到像1939年时那样；是因为轴心国家和法兰西所签的停战协定已因法国本土被全部占领而撕毁——贝当元帅对此已提出郑重的抗议。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出于骄傲、野心或有什么打算，而是因为我在我的国家中忝居要职，我有责任这样做。
我一生都忠贞为国，我决意在法兰西的主权完整成为既成事实时——我希望这在最短期间即可实现——退职隐居，度此余生。
※ ※ ※
这位海军上将之所以继续任职，仅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北非的盟军统帅部没有他就不行，而且他是掌握权要的人。11月22日，所谓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签定，成立了一个管理这一地区的临时机构。两天以后，在达尔朗代表的游说下，布瓦松总督率领法属西非和达喀尔这一重要基地起义，归附盟国。
但是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在英国激起了公愤。我的一些友人义愤填膺，这些人曾对慕尼黑协定极为愤慨，在战前的那些紧急关头，我就是在他们的这种愤愤不平之情的激励下采取行动的。“原来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个吗？”他们问道。许多和我最志同道合的人感到极为苦恼。那个戴高乐委员会和组织也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报纸充分反应了这种情绪。这肯定是可以大作文章的好机会嘛。不仅是议会，就是全国同胞也很难相信“戴高乐遭到排斥，达尔朗受到扶植”这件事。但是，既不能公开说明事实，又不能公开辩论。
在我的思想里，我从未丝毫怀疑过（且不论这是对还是错），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拯救献身于这场战事的士兵们的生命乃是我的职责，但我对反面的论点却极为敏感，并且，尽管我藐视这种已被我放弃了的相反的信念，我却可以理解这种信念。
※ ※ ※
12月9日，我把我的不安告知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9日
最近几天，从北非方面接到的有关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报告使我感到不安。这些来自各个不同的可靠来源的报告中所描述的，由于我们未能在目前情况下就内部行政管理问题对该地法国当局加以适当的控制而产生的后果，都是一致的。我深信，你一定已经充分了解这种情况，但我认为我有责任让你知道，我们自己所接到的报告中所显示的局势。
2这些报告表明，退伍军人团〔维希的一个退伍军人组织〕和与此类似的法西斯组织依然在为非作歹，迫害从前同情我们的法国人，其中有些人至今尚未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组织对盟军登陆的头一个反应就是感到害怕，这是当然的，但是现在似乎他们已鼓起勇气，重新纠集起来，继续他们的活动。那些被撵走的出名的德国同情者现在又恢复原职。这样一来，不但助长了我们的敌人的威风，也使我们的朋友感到手足无措，意气沮丧。已经发生了若干法国士兵以逃亡罪而受处分的事，原因是他们在我们登陆时企图支持盟军。……
次日，即12月10日，在登陆一个月以后，我由于感到来自各界的压力愈来愈大，便企图以下院的秘密会议来摆脱困境。我当时发表那篇演说的唯一用意，便是要扭转在当时占上风的那种舆论，我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我所要提出的论点。
我一开始便说了一些严厉而谨慎的话。
我们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应是我们喜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是我们打算怎样对待它的问题。在战时，一切事情的发展不可能总是完全称心如意的。在与盟国的合作上，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自从1776年以来，我们就已再也不能决定美国的政策了。这是一场美国人的远征，因为在这次远征中，他们的地面部队最后将是我们的两倍或三倍，他们的空军最后将是我们的三倍。
这在当时说来是个实情，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况不久就被种种事实驳倒了。
在海上，我军所占的比重无疑远较美军为大，而且当然我们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进行协助。尽管如此，美国依然认为这次远征是在美国总统主要指挥下的一次美国军队的远征，美国认为西北非是由他们照看的战区，正如我们把东地中海当作是由我们负责的战场一样。我们由一开始起就承认了这种情况，而且现在也正在他们的指挥下作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很大的发言权，而且，我当然与总统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军事上或政治上直接控制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就美国的政策或英美关系进行公开辩论是极为有害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才请求下院召开这次秘密会议。只有在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才不至于得罪我们伟大的盟邦，也不致使我们与法国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因为，不论这些法国人的既往如何，他们现在正在向德国人开火嘛。
我决非在为达尔朗海军上将辩护。和我一样，他也是希特勒先生和赖伐尔先生诽谤的对象。除此以外，我和他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下院必须认识到，美国政府以及大部分美国人民对达尔朗的看法与我们并不相同。他没有出卖过他们。他没有撕毁过与他们签订的任何条约。他没有中伤过他们。他没有虐待过他们的任何公民。他们并不十分重视他，但是他们也并不像我们英国人这样憎恨他和藐视他。他们之间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士兵的生命要比法国政治人物过去的履历重要。此外，美国人直到最后关头还和维希维持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我认为这种关系对我们的整个利益说来是有好处的。无论如何，美国人在维希的地位，至少使我们有了一扇可以窥探那个院子动静的窗户，而这扇窗户原来是并不存在的。……
直到不久以前，李海海军上将还一直担任驻维希大使。他和贝当元帅过从甚密。他一直在运用他的影响，不让维希法国成为德国的盟国，或者，在我们不得不向驻在奥兰或达喀尔，在叙利亚或马达加斯加的维希部队开火的时候，不让维希政府向我们宣战。在上面谈到的这些场合，我都认为，法国不会向我们宣战，并且事先就说出了我这种看法，这是有案可查的；但是使我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之一，便是美国人对全体法国人的巨大影响，而在美国参战后，这种影响自然就变得更为巨大了。李海海军上将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最近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参谋长。必须要从这样一个情况出发，来看待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对维希和它的一切所作所为所抱的态度。……
我现在要详细地谈一谈法国人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国破家亡的大多数法国人所共有的。我绝不是在替法国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作辩护，更不是在赞扬它。但是如果不想了解别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或是不想了解使他们所以作出反应的秘密动机，那将是极为愚蠢的。大智大慧的全能的上帝认为，绝不能把法国人捏成和英国人一个模样。
在法国这个经历过许多巨大变迁——君主制、国民议会制、督政制、执政制、帝国制、君主制、帝国制，最后是共和制——的国家里，已经产生了一种以法治（droitadministratif）为基础的原则，许多法国军官和官员在革命和变革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无疑都是遵循着这项原则的。它是一种极端守法的思想习惯，它是从民族自卫，以免陷于绝对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例如，任何军官，只要他是服从他的合法上司或他认为是他的合法上司的命令而行事的，他以后就绝不会因此而受到处分。因此，在法国军官们的思想里，问题主要是看是否有一个直接的、不间断的合法的指挥体系，有许多法国人把这看得比道义、国家或国际关系等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还要重要。因此，有许多法国人虽然钦佩戴高乐将军并且羡慕他目前的地位，但依然认为他是对法兰西国家政权进行反叛的人；而这些战败的人们却认为，代表这个国家的就是他们的那位凡尔登的英雄和法兰西唯一的希望，那位英名远扬、年高德重的贝当元帅——一个老朽的失败主义者。
不错，在我们看来这一切也许都很滑稽。但是在这件事上有一点对我们说来是很重要，那就是，正是遵照贝当元帅所发布的或者据称是他所发布的命令和指示，驻在西北非的法军才不再继续对英军和美军射击，而调转枪口向德军和意军开枪。我很抱歉，不得不提到这点，但是对一个士兵说来，一个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敌人开枪，却是非同小可；就连这位士兵的妻子或父亲想必也抱有同感。……
这一切都是以这位元帅的神圣的名义来做的，当这位元帅在电话里有气无力地发布与此相反的命令或者褫夺达尔朗的国籍时，那位海军上将却心安理得地认为——且不论这是事实还是虚构——这位元帅是在入侵的德国鬼子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而他，达尔朗，依然是在实现这位元帅的真正意愿。说实话，要是达尔朗海军上将不得不枪毙贝当元帅的话，他一定也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来枪毙他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做的是正确的；即使他所做的并不十分正确的话，我也极不愿在有那么多生命和那么重大的问题取决于此的时候，去阻挡或制止他。我绝不用美国人或任何人来作我的挡箭牌。
我所感受的压力，使我在演说的最后说了几句愤愤不平的话。
说实话，我认为，如果有人在非洲这么大的事件里（不论是西非的还是东非的），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与达尔朗海军上将所达成的协议以外，竟找不到任何其他能引起他的兴趣的事情的话，那么此人就是一个具有偏见和不知该对谁效忠才好的可怜虫。争夺突尼斯顶端地带的战事现在已进入了高潮，大战即将来临。在昔兰尼加边境上，不久也将要有另一次较量。这两回战事差不多都将完全由我国的士兵来进行。英国的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将全力以赴。我念念不忘这些将士们和他们的胜负，我希望下院也和我抱有同感。……
我要求下院给予那些怀有恶意、力图散播这种既可耻又没有根据的怀疑的少数的心怀叵测的好事之徒以应有的斥责，从而使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坚决而顺利地克服困难。
我生平作过好几百次演说，但从没有像这次演说这样，感到听众的意见转变得这么明显了。这回演说并非是为了博得掌声，而仅是为了要获得结果。下院被说服了，在这次秘密会议以后议会再也不反对了，因而使得敌对的报纸哑口无言，也使全国放了心。同时，因为在充满了失望或失败的好几个月以后打了一次胜仗，所以也使人们越发感到欢欣鼓舞。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战后所写的那本书中，从他本人的角度，实事求是地以军人的风度证实了我前面所说的情况：
法国陆军的军官们为什么不喜欢戴高乐，这原是可理解的。当法国在1940年投降的时候，法国陆军的在职军官接受了法国政府的意见和命令，放下了武器。在他们看来，倘若戴高乐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话，那么所有服从法国政府命令的军官们就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了。倘若戴高乐算是一个忠贞的法国人的话，那他们就必然得自认为懦夫。这些军官们自然不愿意自认是懦夫；与此相反，他们自认为是执行一个文官政府所发出命令的忠贞的法国人，因此他们必然要公开和私下里把戴高乐看成是一个逃兵。
※ ※ ※
1942年底，北非政局迅速恶化，不仅在达尔朗、诺盖、布瓦松以及其他这些最近起义的人们中间，为了反对吉罗和争权夺势以及博得青睐而产生了剧烈的倾轧，而且在那些在11月8日协助盟军登陆的人们中间，还有那群人数不多但却十分活跃的热烈拥护戴高乐的人们中间，不满情绪也溢于言表。
此外，还有人提倡把此刻隐居在丹吉尔的巴黎伯爵抬出来，让他出任一个与维希对立的北非临时战时政府的首脑。达尔朗之得以成为民政首脑和吉罗之得以成为驻北非的法国武装部队司令，是根据那份拼凑而成的协议，现在这份协议已摇摇欲坠了。
12月19日，戴高乐的第一名使者，弗朗索瓦·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以私人身份抵达阿尔及尔，为他的领袖来了解情况。他是在11月8日阿尔及尔起义中是个首要人物的亨利的兄弟，亨利这时已参与了企图使巴黎伯爵执政的保皇党阴谋。这位戴高乐分子的访问是试探性的。他在12月20日和21日这两天与吉罗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会谈，他正式向他们提出，自由法国部队愿意和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但并未作出任何决定。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的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促使戴高乐分子更加反对达尔朗的作用。就在这些会谈进行期间，在阿尔及尔的保皇党分子决定迫使达尔朗退位，并把政权交给一个清一色由保皇党人组成的政府。直到如今，我们还不清楚他们当时究竟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12月24日下午，达尔朗由他的别墅驱车前往设在夏宫的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门口遭到了一个名叫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年方二十的青年的狙击。这位海军上将不到一小时便死在附近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据某些传说，这个年轻的刺客与亨利·达斯蒂埃有关系，经人百般怂恿，他才立下雄心大志，决意要从万恶不赦的领导手中把法兰西拯救出来。除了拥护达斯蒂埃的一小伙他的密友以外，在阿尔及尔没有任何人公开支持这一行动。根据吉罗将军的命令，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在12月26日拂晓后不久就被行刑队枪决了。
在听到达尔朗被刺的消息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由突尼斯前线赶回阿尔及尔。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任命吉罗将军来补缺以外别无他法。我们绝不能让后方的民政发生混乱，因此美方当局间接但断然地施加了压力，以便使吉罗得以被任命为北非政权最高的但是是暂时的首脑。
不论达尔朗被暗杀这件事是多么罪大恶极，它却使盟国不必再因为与他合作而感到为难，同时，它又使盟国得以坐享在盟军登陆的紧要关头他所能给他们的所有方便。他的职权顺利地转交给在11和12两月里按照美方当局的意向所成立的那个组织。吉罗补了达尔朗的缺。这样一来，障碍便告扫除，使当时集结在北非和西北非的法军，和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得以携手合作，从而使不在德国统治下的世界各地的所有法国人得告团结一致。戴高乐在接获达尔朗被刺的消息后，便首先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当这消息传到伦敦时，他正要启程前往华盛顿，与总统进行拖延已久的首次会晤。他当时立即起草了一封电报，通过盟国转致吉罗。我认为，推迟访问华盛顿，以期能团结法国的抗战力量，乃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便打电报给总统，说明情况，并将戴高乐致吉罗的原电副本附上。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27日
我已请求驻伦敦的美军总部将戴高乐所乘的飞机推迟四十八小时起飞，以便静观“火炬”作战计划地区形势发展如何，这事我已告诉过哈里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力图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组织某种坚强而团结的法国核心，以便能与之合作。我今天将和戴高乐会晤，余情容再电告。
2．我深信不能因为“象征”计划［我们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之故而暂不解决北非问题。我们获悉，该地的法国知名人士已一致推选“要人”为高级专员兼总司令。我已告知艾森豪威尔说，我方完全赞同这一解决方案。
3．战时内阁对任命麦克米伦和他到达〔阿尔及尔〕极为重视。我们深以在该地没有我们的代表为苦，但是该地又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我们正尽力为你们的事业作出实际贡献，墨菲的任命既已宣布，我希望你也能同意我发表麦克米伦的任命。我深信他将会发挥作用。他充满了对美国最友好的感情，而他母亲是肯塔基州人。
电文后附有戴高乐通过伦敦美国大使馆转致吉罗的电报：
1942年12月27日
在阿尔及尔所发生的暗杀是一种标志和警告：它标志着法兰西的悲剧使法国人的思想和灵魂慷慨激昂到何种程度；
它警告由于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国难中，缺少一个全国性的当局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后果。建立这样一个当局乃是当务之急。亲爱的将军，我谨建议你和我应当尽快在法国领土上相晤，或是在阿尔及利亚，或是在乍得，以便探讨将国内外和法国所有领土上一切能为解放和拯救法兰西而斗争的力量团结在一个临时中央当局下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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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达尔朗海军上将那样，由于判断错误和性格上的缺点而付出了那么惨重代价的人诚属不多。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个性坚强。他一生致力于重建法国海军的工作，从而使法国海军的地位提高到法国历代王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地位。不仅是海军的军官团，而且全体海军官兵都矢忠于他。在1940年，他原应按照他所再三允诺过的那样，命令法国舰队驶到英国、美国或非洲的港口去，不论何处，只要是德国人鞭长莫及的地方即可。除了他自愿作出的保证以外，没有任何条约或义务迫使他这样做。但是，等到他在1940年6月20日这个不吉利的日子，从贝当元帅手里接受了海军部长的职位时，他的这种决心就改变了。从那时候起，大概是由于身为部长之故，他便失忠于贝当元帅的政府。由于从一个海军军人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家，他便由一门他对之有着渊博知识的业务转而从事另一门工作，在这门工作里，指导他行动的主要就是他的反英偏见，我已经说过了，这种偏见始自特拉法加之役，因为他的曾祖父便是在那次战役中阵亡的。
在这种新情况下，他表现得既有魄力而又果断，但并不完全了解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的道义上的意义。野心促使他犯了种种错误。在他当海军上将时，他的眼界只局限在他的海军上，而在他当海军部长时，他的眼界也只局限在当前的局部或个人利益上。一年半以来，他一直是支离破碎的法国的强有力的人物。当我们在北非登陆的时候，他无疑是那位年事已高的元帅的继承者。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一连串的惊人的事件。由于他儿子生病的偶然机会使他来到了阿尔及尔，因而他就成为英美权力支配下的人物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他所经受的种种痛苦。整个法属北非和西非都寄望于他。希特勒侵占维希法国一事，使他有权作出新的抉择，也许这种权力是无可厚非的。他为英美盟军带来了一种正是他们所求之不得的东西，那就是，一个能使全体法国官兵在这个目前陷入战火之中的辽阔的战场上听从召唤的法国声音。他为我们尽了他最后的努力，因此，由于他投奔我方而获益非浅的人不应在他死后辱骂他。一位严酷而公正的法官也许会说，他原应拒绝和他曾经中伤过的盟国谈判，而藐视它们的严厉惩罚。我们也许都愿意他另作选择。这种抉择使他丧了命，但是即使他不死，他的生命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显然，他在1940年6月没有把法国舰队驶到盟国或中立国的港口去是错误的；但是他的第二次的惊人的抉择却是正确的。恐怕他最引以为憾的便是他未能把土伦舰队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他始终宣称绝不让它落到德国人手里。在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失败，历史可作他的见证人。愿他安眠，愿我们大家都感谢上苍，我们从来没有必要面临使他身败名裂的那种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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