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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运动的高潮——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对委员会的承认问题——罗斯福总统对局势的看法——我在7月13日写的备忘录——我企图说服总统给予有限的承认——他另提出一个合作方案——我们在魁北克关于形势的辩论——商定给予有限的承认——戴高乐和吉罗继续争夺权力——自由法国协商会议的组成——戴高乐成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在叙利亚发生了暴力行动——一年来与“自由法国”的关系令人失望。
在1943年的夏季，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的关系恶化了。我们曾经作出很大的努力，想把在阿尔及尔的各党派的法国人团结起来，我并经常敦促美国人接受戴高乐将军作为我们双方设法促成的那种政治局面中的一个领导人物。在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的签订和吉罗的出现以后，法国事务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戴高乐变得比以前更倔强了。他的地位，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以来，已经得到了巩固。他在现被盟军控制的突尼斯有许多支持者。从法国首都传来的消息，以及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在当地的成立，都表明他享有广泛的威信和戴高乐运动的正在高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同意和他的对手在北非会见。
5月30日，戴高乐到达了阿尔及尔，双方开始谈判，目的在于成立一个统一的临时委员会，以便管理“战斗法国”的事务，在谈判中，彼此言词尖锐，怒气冲冲。他们的争论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吉罗要掌握民政和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力；
戴高乐决心要求正式确认“战斗法国”的主权——这个步骤势必要违反达尔朗和马克·克拉克将军在1942年11月缔结的协定的条文；以及关于现在北非担任重要职位的前维希政府行政官，尤其是诺盖、佩卢东和布瓦松等人的问题。布瓦松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目标。戴高乐一直没有原谅他1940年在达喀尔发生的事件。
这些激烈的讨论持续不断，使阿尔及尔的形势越发紧张。
6月3日下午，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并成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包括吉罗和戴高乐、卡特鲁将军和乔治将军，以及从伦敦来的戴高乐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这个委员会在戴高乐离开伦敦前来北非时，已经解散了。前维希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都不包括在新机构之内，这个新机构现在就成为“战斗法国”及其帝国的中央临时政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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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还会记得，当关于法国前途的会谈在进行时，我正和马歇尔将军在北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会议。就在我离开北非以前，我曾邀请新委员会的委员们午餐。当我回到伦敦后，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一封忧心忡忡的电报。他在6月5日的电报中说，“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北非归根结蒂是在英美的军事统治下；根据这个理由，对于艾森豪威尔可以按照你我的意愿来使用。那位新娘显然忘记了，一场战争仍在那里进行着。我们只收听到新娘的宣传。我们英美的新闻机构干什么去啦？衷心祝愿你摆脱掉我们彼此都感到头痛的问题。”
我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中说明了我对阿尔及尔的印象：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6日
我们在星期五（6月4日）邀请法兰西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午餐，每个人看来都是非常友好的。乔治将军是我在一个月以前设法从法国接来的。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吉罗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如果戴高乐确是粗暴无理，他将处在五对二的少数，也可能完全陷于孤立。因此，该委员会是一个拥有集体权力的机构，据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安然地同它一道工作。
2．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使我和作为“战斗法国”领袖的戴高乐之间的正式联系已告结束，这种联系是从1940年和他来往的信件，以及后来的某些其他文件开始的。我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把这些联系——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转给整个委员会。虽然我认为委员会是接受武器和供应的一个可靠对象，但我感到，我们应当观察一下，他们怎样处理他们的事务和表现自己，然后再决定应当在什么程度上承认他们代表法国。麦克米伦和墨菲在一道工作，非常融洽，他们将不断地向掌握最高的和最后的权力的艾森豪威尔提出详细的报告。
3．如果布瓦松被解除职务，我将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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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戴高乐对于吉罗担任法国部队的最高统帅，不能接受。吉罗渴望保持北非法军的完整，并使他们不受“自由法国”的影响。戴高乐对于军事指挥问题的这种态度，加深了美国对他的厌恶和不信任。
罗斯福总统又打电报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0日
我刚从墨菲那里收到下列电报：
“吉罗今天下午告诉我，戴高乐在今天早晨举行的法兰西委员会的会议上，最后公开表示他要担任国防长官，这个职位具有通常内阁机构中陆军部长的职权。他又要求指挥没有积极参加作战的法国部队，这又违背了他和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我在谈到他的意图时所说的话。吉罗断然拒绝交出法国部队的指挥权。他坚持任命乔治将军为国防长官。卡特鲁提出一个对戴高乐的提议极其有利的妥协方案。吉罗告诉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的票数胜过了他，他就坚决引退，并把由于戴高乐的野心而造成的不公正的局面，通告英美政府和法国人民。我已要求吉罗在有机会同委员会的其他几个委员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暂不采取任何这种行动。”
麦克米伦以同样的内容向我作了报告。我只是迫切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直截了当的协议。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6月11日
我们在还不了解我们必须承认的对象的情况以前，根本不考虑我们给予承认的问题。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采摘葡萄，蒺藜里岂能采摘无花果？”真的，全章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你在等待时机，并让戴高乐能有一切机会来恢复他的理智和认识他周围的力量，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如果他光明正大地对待我们和法国，我们也就光明正大地对待他。
罗斯福总统却没有这样的耐心。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7日
下面的电文是我今天发给艾森豪尔将军一封电报的大意：
“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在我们对北非实行军事占领的时期，我们不能容忍法国陆军受到不接受盟军最高统帅指挥的任何机构的控制。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完全信任的人。我们绝对不会继续武装这样一支部队，如果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它与我们的军事行动有采取合作的意愿。而且，我们对于任何政府或委员会的成立，也不感到兴趣，假如它竟然自认为在法国人民为他们自己选择一个政府之前，它将在法国实行统治。
当我们将来进入法国时，盟国自有一个与法国主权完全相适应的管理民政的政府计划。最后，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在北非和西非已实行军事占领，因此如果没有你的完全同意，谁也不能作出任何独立的民事方面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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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的这些电报，对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行动所表示的敌意愈来愈严重，以致我为盟国与“自由法国”的关系的整个前途感到忧虑。美国人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即如果他们认为戴高乐将成为足以影响战后法国前途的主导力量，他们就可能拒绝承认任何临时的行政机构。我觉得有必要在军事问题上消除美国人的疑惧，同时又保存新的临时委员会。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18日
……我不赞同现时解散七人委员会或禁止它举行会议。
我认为较好的办法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你的训令作为他的命令发出，墨菲和麦克米伦则采取他们认为最适宜的各种手段促使它得到贯彻。英王陛下政府将支持这种政策。
因此，该委员会将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或是以多数人的赞同来接受我们的决定，或是明确地反对拯救他们的两个大国。如果他们多数接受我们的决定—看来这是可能的，那就要由戴高乐决定，他和其他反对者究竟是服从还是辞职。如果戴高乐辞职，他将使自己遭到舆论的谴责；同时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他制造纠纷。如果他表示服从，我们将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但是这比我们取消一个委员会要好得多，因为盟国以及法国对它寄以很多希望。我们应该为我们军队的安全规定必需的条件，而把责任加在戴高乐身上。无论如何，首先尝试一下这种办法，总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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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于北非法国政治局势的态度，部分地受到了军事需要的支配。关于戴高乐而引起的争论，其背景是盟军准备在西西里岛登陆。而戴高乐挑起的关于法国最高统帅部的争执正是发生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不管英国政府和戴高乐之间过去曾经有过哪些协议，我们不能让它们损害我们同美国的关系。
7月13日，我拟了一个文件给我的同僚们，其中总结了美国对法政策的这些发展。我说：
许久以来，我们的目的一直是要把美国人在西北非所培养的法国人士和伦敦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尤其是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联合起来。我认为，我本来可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很好的安排，但是正如我的同僚们所了解的，这项计划被戴高乐将军的荒谬行为破坏了。从那时以来，罗斯福总统在很大的规模上武装了吉罗将军在北非的军队，现在他很关怀这一部分军队的行动和指挥。其间，戴高乐派在伦敦和布拉柴维尔的机关报，连同他们在英美新闻界的支持者，不断地批评美国的政策，毫无疑问，不仅赫尔先生，而且罗斯福总统，都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始终希望戴高乐个人应当首先被吸收到伦敦的民族委员会中去，现在，既然这个关键性的步骤已经完成，则他应该同阿尔及尔分子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结合起来。经过一些危机和波折以后，这个委员会正逐渐地取得一种集体的性质，尤其是因为非军事人员日益增加，并显示出他们的才能。现在不再以吉罗派和戴高乐派来划分明确的界线了。这些健康的趋势应当听其发展，如果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事实表明戴高乐及其派别的人士不是解放委员会的主宰者，而他本人在这个队伍里安分守己地实行真诚的合作，这就可能获得罗斯福总统对委员会的某种承认。然而，这种结果不是轻易地或迅速地能够得到的。我们也必须考虑，在此期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
当解放委员会成立时，我赶快把以前同戴高乐将军商妥的一些约定转给该委员会。这种手续必须继续办理，否则，关于财政、宣传、叙利亚和其他的法国属地，以及对法国武装部队的控制等问题，我们就没有交涉的对象了。外交大臣已向我说明，我们曾通过一项法令，授权戴高乐维持在英国领土上的“自由法国”军队的纪律，毫无疑问，这种权力现在必须授予新的委员会。把作为一个集体的委员会当作事实上的权力机构来对待，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在必要的事务上同他们打交道，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他们负得起责任，这也会增加他们的力量。
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委员会的承认，但是在现阶段强调这一点，或采取任何构成法律上承认的行动，只会造成我们同美国的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应当避免使用“承认”这个词，也要避免造成这样的声势或姿态的任何行动，而同时则按它的实际资格不断地同它打交道。委员会应该重新获得或建立援救法国的两个大国，尤其是与之疏远的美国政府对它的信心，因为这种信心已受到了创伤，这样做不仅是它的责任，而且也符合它的利益。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采取任何正式承认委员会的步骤，这将大大地触怒华盛顿。而且，这也会替美国政府招来所有那些企图在明年的选举中赶走罗斯福的人们的敌意批评。战争的全部进程，依靠我们同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总统的真诚关系，而且对于我们在战场上的军队来说，我们有责任不要采取可能严重削弱现时两国非常良好的合作的任何步骤，以免加重他们的任务。即使苏俄由于戴高乐最近向共产党分子献媚而给他以承认，我们明智的做法，仍然是应当按照美国的方针来衡量我们的方针。诚然，在这一事例中，更重要的是，不要使他们感到孤立，同时也不要造成这种表面的印象，即我们和俄国共同来反对他们。……
我曾经屡次说明，如果战后有一个强大的法国，那是符合英国的重大利益的，而且我毫不犹豫地保持这种看法。我担心华盛顿政府的反戴高乐主义，可能逐步地凝成一种明确的反法情绪。可是，如果戴高乐逐渐地被吸收到委员会中而且变得无声无息，另一方面，委员会又采取一种合理的和忠实的办事态度，则美国方面的这种危险倾向，可能转变和缓和下去。
法兰西委员会感到我们愿意使他们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如果我所提到的那些健全而有益的办法能够顺利进行，而且我们在对待这些令人厌烦的事情方面，能够耐心地，尤其是有分寸地采取行动，那么，在盟国的会议上，为法国和法兰西帝国赢得一个被承认的地位，仍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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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阁人士方面的意见，逐步地趋向于给委员会以某种形式的承认。于是我又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7月21日
我受到了外交部、我的内阁同僚以及环境力量的重大压力，要求我“承认”在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承认某人是一个皇帝，或是一个杂货商。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式，承认是没有意义的。在戴高乐前往西北非和新委员会成立以前，我们都是同他和他的委员会进行我们之间的一切联系。我在6月8日向会议报告说，“这个由集体负责的委员会的成立，替代了1940年我和戴高乐将军往来的信件所造成的局面。我们的来往，不论是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今后将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委员会对象。”我高兴这样做，因为我宁愿同集体性质的委员会打交道，而不愿单独地同戴高乐往来。事实上，好多个月以来，我一直设法劝诱或强迫戴高乐“承担任务”。由于新的安排，这点看来已经大部分解决了。麦克米伦一再地告诉我们，该委员会正在取得一种集体权威，而戴高乐绝不是它的主宰。他还告诉我们，如果委员会垮台——如果毫无支援的话，它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那么，除了吉罗依靠美国的武装力量在西北非和达喀尔所行使的权力外，戴高乐将再一次地变成能够操纵一切的唯一人物。他极力推荐一种承认方案。他在报告中说，艾森豪威尔和墨菲都同意这一点。……
因此，我将要到达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即就英国和上述的英法两国的利益来说，我很可能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如果我这样做了，俄国一定也会承认〔他们〕，我担心这样会使你感到为难。
所以，我十分希望你能告诉我：（1）你是否赞同我们的办法或类似的措施，或（2）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单独采取那种步骤，你是否会介意。按照我的想法，毫无疑问，前一种办法要好得多。委员会中有许多好人，例如卡特鲁、马西格利、莫内、乔治，当然还有吉罗，他在昨天到达了这里。他必然要提出所有这些问题，并且会使事情尖锐化。
但是，事实很明显，美国人不准备承认像现在这样组成的阿尔及尔委员会。吉罗这时正在美国交涉为北非法军提供武器与装备供应的问题。他逗留在美国，但这并没有平息当地的戴高乐派的怒气。
7月22日，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一封很长而又很重要的电报，它说明了美国政府经过考虑以后对法国问题提出的意见。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7月22日
各个方面继续要求承认——尽管这种压力不大——现已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些人要求承认它是一个代表包括本土在内的所有法国领土上的法国利益的组织。另一些人则要求承认它只代表前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的法国利益。
大多数人，不是全体，愿意在符合英美武装部队的军事需要的条件下，接受该委员会的权威。
我们一贯主张：第一，军事需要同一切民政事务比较起来，无论现在或将来都占有首要的地位；第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刚刚开始发生作用，它应该更进一步地和更令人满意地证明它有完全的和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必须消除过去那些旨在助长集团对抗或个人野心的法国政治方面或党派方面的纷争，并且表明它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它本身团结一致并且团结在它后面的所有法国人，以便支援盟国在进行抗击轴心国的战争中所作的共同努力。同时它应该记住，它的唯一事业就是法国的解放和盟国的成功。
人们设想法兰西委员会是建立在由若干个别的法国人对战争的进行采取集体负责这样一个原则之上的，我们同它的关系应该保持在这种基础上。不言而喻，关于军事性质的事项，我们两国政府将直接同法国军队的法国总司令进行交涉。
法国的政治问题，必须留待法国人民在他们从敌人现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解决。……
我国政府急愿同你们和其他的盟国，沿着有限地接受该委员会的这一方针共同前进，如果这种接受始终服从于军事需要的话。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法国人应当团结，这个起码条件必须很好地实现。
我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使用“承认”这个字眼，因为它会被人曲解为有这种含义：我们一登上法国的领土，马上就承认该委员会是法国政府。对于委员会在各个殖民地的地方民政当局，在暂时的基础上予以“接受”，这个词也许比较接近于能表达我的思想。然而，只要符合盟国事业的军事利益，我们就必须保持直接同法国殖民地地方当局打交道的权利，同时继续现行的办法。马提尼克岛的情况就是一个实例。
吉罗到这里来进行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将这次访问保持在纯军事的基础上，我们正利用每次驶往北非的运输船队，直接把额外的装备输送给他的军队。……
罗斯福在电文的结尾。提议采取一种联合方式，这种方式以同法兰西委员会“实行合作”而不是“给予承认”作为基础。
我对罗斯福总统7月22日的电报，答复如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8月3日
首先我认为你建议的方式相当令人扫兴，而且也不会平息在我们两国之中人们要求给予承认的激动情绪。另一方面，局势已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当意大利全部问题公诸于世的时候，法兰西委员会就会尖锐地感到它受到了忽视。我认为，戴高乐现在已更深入地被约束在委员会的总机构里了。
关于指挥权的安排问题，也似乎比过去的僵局更令人满意一些。
2．因此，我已要求外交部对于你的方式提出某种变更办法，以便协调我们双方的意见。……如果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还可以再进行讨论。
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魁北克会议，这时即将召开。我们现在已处于僵持不下的局面。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8月4日
我诚恳地希望，在我们有机会一同商谈以前，关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承认问题，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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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经过了煞费口舌的讨论以后，我才能够说服美国人用一般性的词句发表了一个宣言，来支持已经在北非形成的政治局面。
首相（在魁北克）致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8月25日
经过煞费苦心的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关于承认问题，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我相信可以认为是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最好是我们双方都用我们自己的说法来表示各自的看法，而不必坚持采用美国和联合王国共同宣言的形式。
2．按我的看法，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你应当告诉我在委员会中的朋友们，我确信他们采取的正确方法是用最恳切的措辞欢迎美国的宣言，而不是就承认的任何方式方面点出容易引起反感的差别。相反地，他们对于美国的宣言愈表示高兴，则对于他们就愈有利。在目前这个时候对美国持友好态度，那就会对法国的利益有特别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如果报纸或广播妄加评论或责难，效果只是重新激起国务院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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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发布的关于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公告，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尽管法国的领导人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大利的停战谈判，也没有被邀请参加后来成立的负责处理意大利事务的地中海委员会，可是他们现在却以法国代表的身分与盟国正式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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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一周一周地过去，但戴高乐和吉罗争夺权力的斗争却没有缓和下来，双方在民政人员和军事人员的任何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过错也不经常在于戴高乐这一方。关于科西嘉岛的解放，也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事件，当地的“自由法国”分子曾在9月9日的夜晚占领了阿雅克肖。吉罗在两天后派遣一支远征部队前往该地，他的军事指挥官和当地的戴高乐派领导人发生了不幸的争执，这就使得关系更为恶化。从军事观点来看，该岛的解放过程很慢，但终于获得了成功。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10月3日
如果你认为妥当的话，请将我的下列贺词转致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
“祝贺你们的军队在科西嘉岛获得了顺利的进展，同时热烈期待这个著名的岛屿不久可以获得解放并归还给法国。”
第二天，法军完成了对该岛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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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大法国政权的基础而召集临时协商会议的计划，在10月间有了进展。吉罗的地位在不断地削弱。他所拥有的唯一支援，来自陆军方面某些重视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士，而他作为民族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所得到的支援，却很快地消失了。戴高乐证明他无可比拟地是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物。11月3日，协商会议在阿尔及尔第一次举行。法国的政治生活正在逐渐形成未来的雏形政府。11月8日，恰恰在北非登陆后的一年，吉罗辞去了在民族委员会的职务，但是仍担任法军总司令。我对于这些事件可能引起的后果颇感不安。
在这些意见分歧的分子之间，应当保持某种均势，这对于法国未来的统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致电罗斯福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10日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发生变化，以致戴高乐成为唯一的主席，我对此很不满意。我们所承认的组织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其最主要的特色是，吉罗和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的职务。我建议，在我们一同讨论形势以前，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完全保留的态度。
我希望，在我路过开罗前往德黑兰会议的途中，趁检阅法国的新陆军的机会，把两个互相对立的将军集合在一起。
首相致麦克米伦先生（在阿尔及尔） 1943年11月2日
如果在现在与圣诞节之间，我能够在非洲匀出几天时间，我希望视察一下法国的新陆军。你可以慎重地向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将军双方探听一下，他们是否欣然同意。我们可以在一个下午阅兵，晚上在什么地方过夜，第二天早晨再看一些演习。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作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客人。
我想，他们可能把这件事当作是对他们的一种敬意，这也正是我们的意思。由于许多明显的理由，我在目前还不能确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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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图，由于在叙利亚的“自由法国政权”所采取的粗暴的和悲剧的举动而没有能够实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正式独立，是“自由法国”在1941年年底宣布的。我们已经承认这些共和国，并且在1942年2月委派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前去担任英国公使。然而，在整整一年中，却没有任何进展。两国的内阁都已改组了，但没有举行选举。反法国的敌对情绪增长了。1943年3月，两国都任命了临时政府。7月和8月的选举结果表明，在这两个共和国内，民族主义分子占压倒的多数。多数人要求彻底修改托管宪法。由于“自由法国政权”软弱无能，这就促使当地的政治家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对于法国答允在战后给予独立的诺言毫无信心。10月7日，黎巴嫩政府提议取消法国在共和国的地位。一个月以后，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委员会”，不承认黎巴嫩人有权采取这种片面的行动。卡特鲁将军的代表埃勒先生从阿尔及尔回来以后，下令逮捕黎巴嫩总统和大部分阁员，因此，尤其是在贝鲁特地方，激起了骚乱，最后导致流血惨案。英国内阁对这些事件很为不安。
法国人采取的行动，彻底否定了我们同法国人以及我们同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所缔结的协定。这是与我们所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以及其他许多宣言相抵触的。看来，在整个中东以及阿拉伯世界，这种局势将会遭到歪曲，而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也难免要说，“这是一个什么法国？它一方面屈服于敌人，而另一方面，却又要使其他国家屈从于它。”
因此，我感到英美两国政府应当共同作出强烈的反应。我们在魁北克会议上，曾经给予承认的那个组织的性质，由于戴高乐掌握了全权，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但是，在地中海东部国家中爆发的骚乱，则是另一种性质，并且可以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在全世界舆论的支持下，同戴高乐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被绑架的黎巴嫩总统和内阁阁员们应予释放，并且让他们恢复他们的全部职务，同时一旦法律和秩序有了保障，黎巴嫩议会就应当重行召开会议。如果戴高乐拒绝立即这样做，则我们应当撤销对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承认，并且停止武装北非法国部队。
我不得不指令威尔逊将军作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派遣英国部队去接管黎巴嫩并重新建立秩序，但幸而没有这种必要。卡特鲁将军于11月16日从阿尔及尔前来进行斡旋，法国当局于11月22日释放了被监禁的政治家，同时，为叙利亚和黎巴嫩最后取得独立而进行的长期谈判也开始了。
这些事件，在我们同自由法国委员会以及同戴高乐将军的关系上留下了痕迹。一年来，我们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以求在美国、英国和“自由法国”领导人三者之间真正的战斗友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一致的政策，但其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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