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早在开宝初年，远在广南的刘就命令每家市民，都备置一个号为“防火大桶”的贮水桶。这虽是前代防火制度简单的沿承，但它已成为一项城市基本设施，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可是，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后果严重的火灾，使城市管理者意识到一般性的防火、灭火设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建立专门化的防火、灭火机构和组织，才是最为根本的杜绝火灾之计。 　　由于史料的浩繁，笔者一时还难于考证到宋代城市中设立防火、灭火机构和组织的确切记录，但笔者敢说，下面所引的这条史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较早的关于宋代城市已设专门的防火、灭火机构和组织的记录了—— 　　二年六月，诏在京人户遗火，须候都巡检到，方始救泼，致枉烧房屋，先令开封府，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画时赴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如去巡检地分遥远，左右军巡使或本地分厢界巡检，员僚指挥使先到，即指挥兵士、水行人等，与本主同共救泼，不得枉拆远火屋舍，仍辖不得接便偷盗财物。如有违犯，其军巡使、厢虞侯、员僚指挥使，并勘罪以闻。 　　以上这条史料所说的“二年六月”，即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其中有“仰探火军人”、“指挥使”等名目，窥测火警是用军队，灭火是指挥使指挥兵士进行，这表明宋代城市专职防火、灭火的组织，是从军队转化而来的，或者说有时就是直接由军队担任的。如熙宁八年（1065），为防止造兵刃的斩马刀局工匠暴动，神宗曾批准：“上禁军数百人设铺守宿”，其中将100人分为两铺，“以潜火为名，分地守宿”。这就是所谓的“潜火铺”。“铺”为兵卒、屋所之意。宋代徐照《促促词》：“东家铺兵不出户，父为节级儿抄簿。”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而宋代的“潜火”即为灭火之意。联系起来看，“潜火铺”即驻扎军人的防、灭火屋所。 　　“潜火铺”主要由皇家精锐或专职的消防火部队组成。其中如东京的三衙，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这三个机构为皇帝的亲军，主要驻扎在东京及其附近。“三衙”的战斗力为宋代诸军中翘楚，也是史家通常所称的“上禁兵”，能入这个序列是很不容易的，即以身高规格来看就非常严格。它所辖的捧日、天武、拱圣、骁骑、骁胜、宁朔、龙猛、神勇、宣武、虎翼等军，兵士个头都要1.71米以上，至1.80米，而且还要琵琶腿、车轴身，取这样的身材是着眼于“多力”。即使选入“三衙”部队，还要经受定期或不定期的筛选，以使骁勇者升，弱懦者去，这主要是为了使这支军队始终具有旺盛的战斗力。以具有这样素质的军士充当防火、灭火的队伍，其效率之高、威力之猛，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在北宋的后期，我们才听到专职的防火、灭火部队巡逻的脚步声，这就是北宋后期孟元老所记的：每坊巷300步（宋制一步约合五尺），就设一“军巡铺屋”，每铺五名铺兵，夜间巡警。一遇失火，则由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部门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 　　在此之前，“潜火铺”似乎还局限于官府或贵族之家。如元丰八年（1085），宣仁太后修北宅，其母李氏要求援引仁宗时期曹后创南宅之例，设置一个“潜火铺”，防、灭火人员也是从军队中抽调。 　　大约一直到了北宋后期，专职的“消防队”，才从较小规模扩充起来。南宋临安是最全面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较之北宋的防火、灭火制度实行得更为彻底—— 　　临安是分六都监界分，差兵148铺，在城内近200余步就置一军巡铺，这超越了东京300余步设一军巡铺的规制。临安的防、灭火军兵布置为东、西、南、北、上、中、下、府、新、新南、新北、新上，12个隅。每隅102人，共1224人。 　　更为专门的防火、灭火队为7个，他们是206人的水军队，118人的搭材队，202人的亲兵队，350人的帐前四队，计876人。 　　此外，钱塘、仁和两县管辖的四方，即东壁500人，西壁500人，南壁500人，北壁300人，共1800人。这些防、灭火军兵也听候临安府节制。从殿部两司驻临安城外营寨，选防、灭火军兵1200人，分置东、西、南、北四个方面，既防、灭城外大火，又归临安府调遣灭火。　　 　　为了使临安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赵构在绍兴三年（1133）还诏令殿前各司，再选300精兵划归临安府，专门担任救火任务。殿前各司皆皇家亲军中精锐，攻坚战斗能力极强，赵匡胤时的亲军就树立起了这样的榜样—— 　　有一次，泗州献来生虎，赵匡胤命用全羊臂给虎吃，虎吃了一会儿，口合不上，一看是羊骨鲠喉中，这时，亲军李承训便敢用手去虎喉中将羊骨探取出来。又有一次，一只飞禽落到高入云霄的五凤楼东南角楼的鸱尾上，赵匡胤命人去捉，一武士便攀上屋角，历经危险，将这只飞禽捉到手，观者无不为之悬心…… 　　由这样坚韧不拔、勇猛善战的武士组成的救火队伍，一定会强悍无比，势如破竹，他们肯定是在火灾的关键时刻投入，也绝对会取得不同寻常的灭火效果。 　　综上所述，这300殿前各司精兵，加上每隅防、灭火军兵102人，全临安共23隅，计有2346人，再加上7个专门的“潜火队”876人，钱塘、仁和两县管辖的“四壁”1800人，驻临安城外的1200名防、灭火军兵，全临安专职的“消防队”可达6522人。 　　正是由于有了数量这样多，质量非常优良的专职的防、灭火队伍，才保证了临安的安全。用《淳佑临安志》里的话来说：这种“消防队”，自嘉定以来已成定规，由于这样的设置，便于扑灭火灾，自此十来年间市民生活才逐渐得到安定。 　　防、灭火组织的规范化，必然是和防、灭火设施的规范化互为表里的。如“消防队”，有专门的铺屋，即“望火楼”，他们住在楼里，白昼黑夜登楼顶观看火警，以利扑灭火灾。 　　望火楼的建构出于李诫的《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于元符三年（1100）编纂完成，崇宁二年（1103），经皇帝批准，按照通用的敕令，公诸于世。这也就是说，在元符三年以前，就已经有望火楼的设置或至少有其设想了： 　　望火楼，一坐四柱，各高三十尺基高十尺，上方 　　五尺，下方一丈一尺 　　造作功 　　柱四条，共一十六功 　　榥三十六条，共二功八分八厘 　　梯脚二条，共六分功 　　平栿二条，共二分功 　　蜀柱，二枚 　　抟风版，二片 　　右各共六厘功 　　抟三条，共三分功 　　角柱，四条 　　厦瓦版，二十片 　　右各八分功 　　护缝，二十二条，共二分二厘功 　　压脊，一条，一分二厘功 　　坐版，六片，共三分六厘功 　　右以上穿凿安卓，共四功四分八厘 　　柱有多高，瓦版用多少片，护缝有多长，共用多少功，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以“法式”规定下望火楼的构造，其意是要遵此执行，望火楼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目前遗存的桂林府城北的鹦鹉山石壁上，仍保存着南宋咸淳七、八年（1271、1272）镌刻的当时全城总平面图，其中就有一望火楼。此楼位于该城宝贤门与镇岭门之间的山上，与城墙连接，出宝贤门可沿石阶登上望火楼。 　　这是一座建造在立柱上的方形二层楼，于此可以看出，望火楼必须要建在全城的高处。“楼”是建在立柱之上，根据《营造法式》规定一柱要高30尺计算，望火楼必须要有9.30米的高度（1宋尺约合0.31米）。士兵站在建在高处的望火楼上，了望全城，火警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类似这样的望火楼，在临安有23处之多。“消防队员”日夜值宿在望火楼里，若发现火灾，白天就用旗帜发出扑救信号，朝天门内挥指三次旗，朝天门外挥指两次旗，城外挥指一次旗，夜间用灯发出扑救信号。 　　望火楼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设中的首创，它对宋代以后城市建设有着启发意义。从城市防、灭火历史来看， 宋代以后的元、明、清、民国时期，均设有望火楼，如乾隆二十年（1755）湖南省城中，就在城内高处浏阳楼上值日了望火警，若有火警，立即吹号或击鼓，顷刻之间，满城闻知…… 　　扑灭火的设施，也是自宋代始渐完备。宋代城市扑灭火器具，主要是水桶、水囊、水袋、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杈、大索、铁锚儿、唧筒之类。 　　在所有灭火器具中，唧筒的发明和使用，是一划时代的贡献。唧筒可以这样描述：它是用长竹制成，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的筒形泚水的灭火器具。竹筒内紧裹在水杆上的棉絮起着活塞的作用，用手来回拉动水杆，便产生正压和负压，将水从竹筒开窍处吸入和喷出。消防专家孟正夫研究认为，这是运用柱塞式泵浦原理而研制的灭火器具。尽管这种唧筒的射程和流量都很有限，但利用它来射水灭火，比之用木桶或水袋、水囊等泼水或掷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进展。这种简易便用的竹制唧筒，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消防泵浦。　　 　　这种较之前代更为先进的灭火器具的出现，无疑对灭火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仅靠唧筒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其他灭火器具加以配合，如常用的灭火器具水囊——它是用猪、牛膀胱制成的。起火时，可盛水，掷向着火地点，水囊被烧穿，或破裂，水即流出灭火。还有用油布缝制成的油囊，其用法同猪、牛膀胱制成的囊一样，盛水掷着火处灭火。 　　由于宋代城市有不少高层建筑着火，所以在灭火时，要经常运用梯子，攻城时用的云梯为最理想之选。它的设置是用大木为床，下面有六个轮子，上有两条各长二丈的“飞梯”。云梯四面用生牛皮为屏蔽掩，用人推着前进，到了城墙根，则将“飞梯”树立起来。用云梯一是可以窥见城内，二是可以从云梯进攻城内。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所记：着火的房屋若高，灭火的军士就会攀上救火长梯而上，这种救火长梯当非攻城用的云梯莫属，因为只有这样梯子的长度、高度，才可以够得着像皇宫那样的墙垣和楼殿…… 　　有了便利的灭火器具，还要有有条不紊的灭火组织程序配合才能扑灭火。那么宋代城市灭火的具体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武经总要》中对付火攻的步骤，可以成为观察宋代城市灭火时的参照—— 　　敌方用火攻城，我方必须准备好平常所预备的灭火器具，主要为托叉、火钩、火镰、柳洒弓、柳罐、铁锚手、唧筒等。假如敌方所烧的火已迅猛来到，就要用水袋、水囊投掷来灭火。 　　楼棚器械就是已经被火烧着，也要频繁地用麻搭湿润扑打。若敌方用蘸油后燃着的火把，我方要用土沙扑灭，切勿用水，加水则火势愈炽。敌方若向城内纵烟，则要从准备好装醋浆水的瓮中，汲醋浆水覆在脸上，使烟不能呛冲鼻和眼睛。 　　又可在长八尺的杆上束住重约二斤的散麻， 即麻搭， 蘸着稀泥、 浆水去扑打或湿润火焰或烧着的物品，以防扩大蔓延。还要用火钩、火叉、利斧，或用快锯，拆除掉障碍；还要用大索、带有长链的铁锚儿，套住或挂住房梁立柱，用力猛拉，拽倒，以切断火源…… 　　这虽是《武经总要》所述的对付敌方向我方所发起的火攻的办法，但从中也可知道宋代城市灭火的真实状况，它标明宋代城市灭火已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步骤、程序。当然，这并非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可以从元佑年间一例灭火知道—— 　　一州郡太守，为了防止一民家火势蔓延，关上子城，不开城门，使居住在城内的市民出不去，救火者又进不到城里，一直待到市民的房屋全部烧尽。大家去责问太守，太守却振振有词地说：现在天气久旱，我用的是董仲舒的防纵火的方法啊。 　　这种防、灭火方法可谓荒谬透顶，但在北宋初、中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防、灭火知识方面，却都处于愚昧朦胧状态，就好像一个尚待启蒙的孩童，采取的消防措施极为幼稚可笑。 　　即使在东京，一有火起，尤其是夜间，便紧闭诸城门，致使赶来探视救火的人也不得进入。而且，火灾发生时，要等候负责这一地区治安的巡检官员前来，才能开始扑救，这样必然是贻误了灭火的良机。城市管理者觉悟后，便推行了较稳妥的救火“责任制”：若着了火，由仰探的军人，骑着“望火马”，飞驰报告巡检，如果都巡检因故未到，便由这一地段的治安官吏厢巡检负责去救。 　　如果去巡检的那地方遥远，其他军巡使等官吏先到，便要立即指挥穿着上有番号、以区别各军的“绯小绫卓画带甲背子”的“火背心”的“消防队”，和救火的“水行人”，与失火的“本主”，一起灭火，以免使远处屋舍连着。后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有火起，“消防队”要按平日划分好的地界扑救，以免城市的秩序发生混乱。假如“消防队”一时赶不到，则就近地段上的官员，要带领他管辖内的将佐兵丁，前往失火地段灭火。 　　此外，各衙门，各军级，也都派出队伍，急行奔向驻地着火处，听候指挥救火长官的指挥，他们也成了实际的“消防队”。这时，也有一大部分官员坚守自己岗位，以防意外事故发生。一旦火势扩大进一步侵及官舍之家、市民房屋，皇帝就三番五次直接命令内廷的使臣，骑马去传宣诸司帅臣，速带将士去灭火。在灭火过程中，往往是政府出钱买水灭火，那些富室豪户也用钱雇人参加灭火。　　 　　这都刺激着“消防队员”竭力灭火，不致使火势扩散。对于灭火积极者，政府将给予优厚的犒赏，“消防队”中有重伤者，政府还差官员去探望，并负责请医生治疗。这就如同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三日—— 　　皇宫内火起被扑灭后，“消防队”均得到10贯至300贯不等的赏赐，重伤的将官和轻伤将官，各得200贯与150贯的医药钱，重伤人兵和轻伤人兵，各得70贯与40贯的医药钱。 　　若是在救火中有不尽力者，查出后定以“军法”治罪。宋政府经历多次灭火，已制定出了许多严格的失火、灭火惩治法律，《庆元条法事类》中，就对城市失火治罪及灭火时所应遵循的作了详尽的规定： 　　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通判监督，违者各杖八十。虽即救扑，监督而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 　　诸故烧有人居止之室者，绞。无人居止舍宅，若积聚财物蚕簇同积聚，依烧私家舍宅财物，律死罪。从及为首而罪不至死，各配千里，从者配邻州。 　　类似这样的法律很多，已在林林总总的刑法中独立成为专门，而且规定非常之细。如《庆元条法事类》中特别指明，在救火时，“不容久待者，许横绝驰过”，这就从法律上为救火时的交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宋朝廷还将“修火政”，作为训示和考核地方官的一条准则，并发布了不少与防、灭火有关的诏书，如《禁中火求直诏》、《宫禁火赦天下制》等。这些举措都具有法律条文的同等效力，是必须遵守的。 　　宋朝廷制定防、灭火的规章，不走形式，在监督执行这方面法条诏令时，不讲情面，十分严格。皇帝往往也率先垂范，如熙宁七年（1074），判官宋迪一天使人煮药，不小心失火，一直烧到了“纪府”，火愈燃愈旺，惊动了宋神宗。神宗登上了西角楼观火，看见一支部队似疾风掠过，神宗一问左右，知道是有知制诰官衔的判军器监章惇率领本监设兵前往救火。翌日，火刚停，神宗马上传下旨意，勒令停止肇火负责者宋迪的职务，罢免主管“纪府”的三司使元绦，提拔救火积极有功的章惇为三司使。赏罚就是这样的分明，因为统治者已经深深意识到非如此不能遏止住火灾的蔓延。像包拯当开封府尹时，一次街巷着火，扑救甚急，有无赖子乘机想调逗包拯，问他是在甜水巷还是苦水巷取水，包拯连理都不理，便命拉下斩首，由此京城市民更加畏服包拯了…… 　　据此看来，奖惩严明，才能顺利指挥扑救，从指挥灭火的过程中可以检验出一个官员驾驭政事的功力。绍定四年（1231）九月临安一次特大火灾，就是这样的一次检验，当时的火势是这样的： 　　九月丙戌夜未中，祝融涨焰通天红。 　　层楼杰观舞燧象，绮峰绣陌奔烛龙。 　　始从李博士桥起，三面分风十五里。 　　崩摧汹汹海潮翻，填咽纷纷鉴鱼死。 　　开禧回禄前未闻，今更五分多二分。 　　大涂小涂噤不讲，拱手坐视连宵焚。 　　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 　　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 　　从诗歌不难想见这场大火的可怕。参照其他有关此次大火的记载，却可见出贾似道的才乾。当殿帅冯亲率精锐兵丁扑救，也遏止不了火头时，贾似道沉着地说：火近太庙来报。待传来火近太庙的讯息，贾乘两人小肩舆，前往着火处。 　　肩舆旁有持锤、剑的四力士护卫，以示威严，才走一里，即换抬舆人，一会儿就到了着火地太庙。这时，贾似道火速部署，具赏犒，募勇士；树皂纛，列刽手，全在呼吸间准备完毕。贾似道下令肃然，明确说道：火到太庙斩殿帅。令刚下，火沿太庙的“八风板”袭来，两殿前卒肩扛一卒飞上太庙，将“八风板”斩落了下来，火即止。贾命人登验灭火卒子的姓名，当时就赏赐给金银…… 　　虽然这场大火最终还是使临安受到了破坏，可贾似道在灭火中采取的一系列严明的措施，还是值得称道和借鉴，它不仅显示了贾似道处置火灾的才乾杰出，也反映了宋政府官员处置火灾，是恩威并重的。 　　这一做法可追溯到宋政府处置火灾的指导思想。宋政府并不一味采用硬性的处罚，而是两手并用，在推行处罚法条同时，也实行一些保证扑救火灾顺利进行的基本建设。像宋政府解决救火用水就是一例—— 　　几乎是与建立专职“消防队”同时，即大中祥符二年（1009），供备使谢德权率水工决金水河，水经历天街，绕太庙入后庙，又向东引，从城下水窦流入濠沟，使整个东京水渠环绕，流水淙淙，不绝于耳……水渠周围都砌砻甓，种植芳木，车马经过之处，累石筑梁。又为生活方便，在主要街道、市民住区，筑成方井。这种蓄水的方井，就在市民居所周边，市民用水，随时可从方井中汲取。从《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眼方井，旁侧有桶，三位市民，引桶取水，他们背后就是成片的房屋……这好像在告诉我们，一旦有大火烧起，方井周围就可聚集起“消防队员”，从这里汲水，以扑救灭火……　　 　　在南宋城市里，不仅有井，还专建了防、灭火用的蓄水池，如景定四年（1263）镇江府学渊源堂，在学生吃饭的场所前就凿蓄水池，以备着火时用。临安的蓄水池，则有二十多个，三省六部，要害之处，均有一个。 　　为了防止大火蔓延成灾，宋政府还开辟了“火巷”。如熙宁九年（1076），大相国寺着火，提举在京寺务司便向神宗建议“绕寺庭高筑遮火墙”。绍兴二年（1132），赵构在诏书中则更加明确规定：“被火处”每自方五十间，“不被火处”每自方一百间，各开火巷，要宽三丈。 　　精细周到的防火灭火的设施，使宋代城市的防火灭火处于一个健全、高效的轨道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如袁《枫窗小牍》中所说“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这是实事求是的，可以随意举一个防火事例来加以证实——至和、嘉佑之间，枢密使狄武襄家“夜醮”，夜醮自然是要大举烛火的，可他忘记了事先要报告有关官员的惯例。夜半时分，从他家冒出火光。巡视火情的军巡铺兵，飞报厢主，又报开封知府，一会儿，他们便一块儿赶到了狄宅…… 　　虽然，狄宅并未着火，只是一场虚惊，但从此可见宋代城市防、灭火制度之严密，“消防队”反应之迅速。这些 　　都是令人惊叹的，是行之有效的，堪称中国古代城市防、灭火制度的典范。 　　像东京、临安这样的中心城市，积累起了丰富的防火、灭火的经验、方法、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可行的、有效的制度。宋代的中小城市也都纷纷加以仿效，并加以变通，灵活运用。 　　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金兵连续向宋政权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对宋政权的武装集团，他们目的不尽相同，但目标大致相同，都是瞄准了城市，他们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就是火攻。 　　然而，由于此时的城市管理者，已对火灾有了相当的认识，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由于大火而造成的对城市的危害，并在防火、灭火过程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像开禧年间的襄阳城之战，守军为防敌人用火炮攻城，引起火灾，将靠近城池的茅竹屋、仓库全部撤去，用市民平日使用的“潜火水桶”，防敌人的火箭，从酒库中取出酒瓮，置放在市中心，以备起火时用…… 　　又如在陈规、汤的《守城录》中，屡屡能见到乱兵攻城用火箭之类的武器，使城市着火的叙述。如北宋靖康元年（1127）十二月，溃军王在等火攻长江以北的德安城（今湖北安陆）的骇人情景，便是一例—— 　　攻城者用竹竿和木杆绑上荻草做成火把，长二丈，排列二三百火炬，像火山一样，朝城门及城墙上的竹栅栏和蓖篱笆烧来…… 　　可是守城者深得灭火、防火方法之精髓，像一位武林高手，将遮天盖地而来的“火山”，干净利落地一一化解。 　　这无疑得益于城市防火、灭火的经验方法的积累和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守城者在频繁的防火、灭火战斗中，又借鉴了已有的城市防火、灭火器具，丰富了自己。如绍兴二年（1132），陈规在守德安时，发明了一种用长竹管作枪筒，内装火药，点燃后喷出火焰，以烧伤敌人的原始管形火器。 　　现无史料记载陈规是否借鉴过灭火器具“唧筒”的制造，但从“火枪”的形状、原理推测，不能不说这种内装火药的长竹筒，与“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的唧筒有相近之处，至少二者之间有互为影响的痕迹。 　　喷火的火枪，开启了管形火器的时代；泚水的唧筒，开启了消防泵浦的时代。一火一水，其源均可追溯到到宋代城市防火、灭火的制度上，可见宋代城市的防火、灭火制度功不可没。 　　宋代城市防火、灭火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也是多方面的。最初，它主要是在东京、临安两大城市起步，并逐渐加以完善的，后来，它又向中小城市辐射、扩散—— 　　绍兴二十八年（1158），福建延平府（今南平县）郡守胡舜举设立了“水铺”。这是因为延平城内市民多居楼房，虚凭高甍，瓦连栋接，市民假如不戒备防火，扑火时就更加困难了。 　　“水铺”中各种防火、灭火器具毕备，每月还派禁军守视，并轮派官兵检点修葺。该城还有一种兼放盗贼的“冷铺”，是在每十余家的坊巷之间设置一所，贮藏灭火器具，随时为灭火作准备。 　　一“水铺”一“冷铺”，两铺皆是从东京、临安防火、灭火的军巡铺派生出来的。这种水铺、冷铺，由于关系市民安危生计，简便易行，所以生命力极强，直到明代，延平城内，还有沿袭宋代水铺而设立的“潜水义社”。 　　与宋代延平稍有不同的是，这种“潜水义社”为市民自发组织。之所以冠以“义社”之名，是因为社内的壮丁全听命于社首，一遇火警，彼此相应，不用号召就可以集合起来，不一会儿就能到达着火地点，而且不争功，不邀赏，“此义社规约也”。 　　所谓“规约”，即制度，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城市防火、灭火制度影响之深，成效之大。宋代以后城市的防火、灭火，尽管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就其主要的方面而言，还未超出宋代城市防火、灭火制度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