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古人端午节的生活



　　在古代，五月被称为“恶月”、“毒月”、“修善月”，在南朝宗檩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五月俗称恶月”的记载，可见这个观念至迟形成于南朝，实际上比这时要早，因为战国时代人们就认为五月初五日生育不吉利，若生男则克父，生女则克母，表明人们厌恶五月。因为是恶月，人们怕有触犯，禁忌就多，端午节的生活，就因恶月而产生它的一些内容和形式。

　　南齐人宗测，祖籍南阳，世居荆州，不乐功名，政府屡次征辟而不就，移居庐山，周游衡山等地，他的游历含有隐居性质，此外也是上山采药，自云到庐山的原因是：“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至此。”而在这里的衣食是，“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梁书》卷五十四《宗测传》）。看来他是懂得中草药的人。据记载，他在五月初五日鸡还没有报晓的时候出发，采摘像人的形状的艾，回来治成艾绒，用以治病，很有疗效。宗测的用艾治病，反映当时人已认识到艾的药物性质。端午这一天，荆楚地方的人采艾，编织成人形，悬挂在家门口，祈祷消除毒灾（《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自此，形成人们于端午节在大门上挂艾人的风俗。艾，成为端午“五瑞”之一，大约同宗测悬艾人的活动分不开。用艾，历代相沿，如北宋汴梁人“钉艾人于门上”（《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到南宋，人们用菖蒲做成张天师驭虎的形象，与艾人一同悬挂在门上（《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三《五月》）。自此菖蒲与艾并用，如明朝宫中门两旁安放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面画的是张天师或仙子、仙女仗剑降五毒的故事（刘若愚《明宫史·火集·五月》）。形式比民间复杂，内容则是一致的。到清代，用菖蒲、艾制成蒲龙、文虎，插于门上（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五月·端阳》）。艾不仅挂在门上，南宋人又兴起戴艾花的风习（《武林旧事》卷三《端午》）。明人继承下来，由妇女专簪艾花（《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清代女子戴艾叶，也是“端五景”之一（顾禄《清嘉录·五月·端五》）。

　　南朝时端午日，人们竞相采集各种草药，南宋人也是“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三）。自采草药，到明清时代在大城市发展为药铺施药，即在端午日，居民到药店要应节的消毒药品，如雄黄、芷术等。顺便说一句，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的城镇的药店仍在端午节施舍雄黄荷包。因为城居之人采药不便，故有这种变相的形式。采药是为应用，端午就喝菖蒲、雄黄泡的酒，并把这种酒涂在儿童脸上，划上王字，以求辟毒、辟邪。

　　观竞渡南朝人过五月节，要在手臂上系着五色丝织物，叫做“辟兵”，大约是祈求不发生战争，从而不产生瘟疫，以免病害。这是当时南北朝混战时期人们极易产生的精神寄托。到宋代出现各种百索，有彩线的，有珠子的，给儿童系在头上。明清时衍化为香袋，内装香料，做成各种形状，年青的妇女和小孩佩戴，既有药用价值，又有美观作用。

　　包粽子南朝人要搞划船竞赛，这个风气历代延续不辍。越到后世，龙舟竞赛更成为节日的大项目，节日的标志。在明代，南京竞渡搞得最热闹，福建规模也大。这些地方的大江大河中竞技，一船可坐十人，大的到二十人，击鼓划船，一会儿几里地下去了（张瀚《松窗梦语》卷七）。

　　吃粽子，在南朝是夏至日的食品，很快也成为端午的食物，到北宋，人们当日吃粽子，五色水团，粽子成为主要食物之一，并且把它堆摆成楼阁、亭子、车子等的形象。后来人们又把它作为节日的礼物，互相馈赠。粽子终于同龙舟竞渡一样成为过端午的标志，而且它比竞渡还要普及，因为这是家家可以做到的，不像龙舟要在有水的地方才能实行起来。

　　南朝人过端午还有郊野踏青和做斗草游戏的内容，这是同采艾、采草药相结合的，不过后来踏青、斗草各成为单独的形式。踏青后世演变为城中达官贵人和文士的郊游，如明代北京士人相约到天坛松林、高梁桥柳林、德胜门内水关、安定门满井等地，带着酒果，作竟日之游，女子亦有前往的。南京的文人到雨花台游憩。这天之后，天气日益炎热，这些人就不到烈日下活动了，这也是端午日出游的原因吧。斗百草主要是儿童的娱乐，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的《群婴斗草图》，绘画一群男孩在野外斗草嬉戏，有的拔草，有的身边放着草兰，面对面用力拉草斗胜负，有的旁观助兴。乾隆帝为此画题诗，有“赤子之心爱生意“句。画和诗反映清时儿童斗草的快乐生活，并引起成年人的兴趣（画藏故宫博物院，《文史知识》1986年第12期刊载）。

　　端午节和其他节日一样，也是个交际的时日，节间亲友互送礼物，皇家也不例外。贞观十八年（644）五月初四日，唐太宗用飞白体书写骛凤烟龙等字，写好后对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等说：明天是端午节，风俗是用衣服玩物相互祝贺，我今天送你们飞白扇两柄，供你们扇风纳凉（《册府元龟》卷四十三《帝王·多能》，493页）。这是帝王以雅物赠大臣。宋朝皇帝给亲王、宰相及学士送的东西更多，有亲自书写的葵、榴画扇，艾虎，纱匹（《梦粱录》卷三《五月》）。

　　端午节的产生，传统的说法是纪念屈原，这自然是不能被排除的原因，但是从节日生活内容看，它和季节关系极为密切。我国一年四季分明，而酷暑、寒冬界限较之春秋两季更明显。五月进入大热季节，烈日给人体的毒害很严重，而毒虫经过春天的滋生，到这时也壮大了，对人的危害也大，因此人们把五月视为毒月是有道理的。为避免疾病的产生和流行，人们需要做一些预防，不仅个人做，需要众人共同做，约定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动手，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端午节采艾、菖蒲，做香袋，喝雄黄酒，说明人们认识到夏季是疾病流行季节，予以重视，并用药物预防。如此看来，端午节的那些辟毒的共同生活内容，是人们的一种社会公约，形成风俗，人人自觉遵守，也是人们的一种公德。它比政府的有关法令还要灵，因为这是自觉自愿做的事情，是行政强迫不能办到的。从防病毒的角度看，端午节的产生以及历久不衰，就有它的必然性。它是适应了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流传的。由此我们认为端午节的生活是人们医药知识和生理知识提高的表现，它的出现和流传是一件好事。但是人们认识到的东西却不一定能给以科学的说明，反而容易被迷信色彩所笼罩。透过端午节的生活内容，我们看待古人的文明，绝不能看表象，不能赞不绝口，也不能以野蛮、落后、迷信一言以蔽之，要作分析，要透过生活现象，看到它合理的成分，那才更有益处。今人到春天就强调抓环境卫生，比古人到五月节时才做就做得更早，是认识提高的表现，对端午节纯粹是当节日来过，而失去讲卫生、预防疾病的意义。

　　端午节流行的饰物、用物、食物、玩物，从南朝至清代，在总的方面变化不大，表明它的传承性。这种传统节日形成一个民族文化的特点，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有了春节、端午节、八月节、清明节、冬至节等节日，中华民族才成其为中华民族。所以民族节日需要很好地保留，轻视是不对的。我们民族有的节日，在大陆不太被看重，而在大陆以外的一些地区受到高度重视。据说在香港地方，香港到九龙的地铁，一年只有三天通宵达旦地运行，其他日子夜间停运，这三天里有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日，夜间通车为的是让人们好回家过团圆节。

　　又据报载，1986年亚运会在汉城举行的时候，中秋节这一天中国运动员乘车去运动场练习，结果吃了闭门羹，返回驻地不久，得到会议组织者方面的说明：按当地习惯中秋节放假，故而闭馆，此情未在事先通知，表示歉意。中国运动员忙于赛事，忽略了本民族的节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此事却使人知道韩国人重视中秋节。看来大陆的国人对待中秋佳节，可能不及香港同胞和韩国人。本民族的节日真要当个节日来过呀！端午节的生活内容，历代也有一些变化。社会生活条件在变异，节日内容作相应的调整是理所当然，以新鲜内容充实古老的传统节日，使人们节日过得更美好，也使节日更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民族就会非常保守了。当然，内容的增添，以不失去该节日的原有基调为原则，否则就不是那个节日了。

　　端午节与卫生事业、人体健康相联系，这一事实，使我们联想到节日生活同科学、文化、生产相结合，在节日之中灌注这方面的内容，既丰富人民的生活，又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还可以根据科学、文化、生产的需要，创造一些节日。如植树节，在我们这个森林资源有限、绿色植被不多的国家，需要利用各种方法提倡植树种草，结婚、生育种纪念树之外，把春天植树节搞起来，让它真正成为民族的节日，自觉自愿地乾起来，就会改变机关派任务，年年种年年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