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古人端午节的生活



  在古代,五月被称为“恶月”、“毒月”、“修善月”,在南朝宗檩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五月俗称恶月”的记载,可见这个观念至迟形成于南朝,实际上比这时要早,因为战国时代人们就认为五月初五日生育不吉利,若生男则克父,生女则克母,表明人们厌恶五月。因为是恶月,人们怕有触犯,禁忌就多,端午节的生活,就因恶月而产生它的一些内容和形式。

  南齐人宗测,祖籍南阳,世居荆州,不乐功名,政府屡次征辟而不就,移居庐山,周游衡山等地,他的游历含有隐居性质,此外也是上山采药,自云到庐山的原因是:“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至此。”而在这里的衣食是,“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梁书》卷五十四《宗测传》)。看来他是懂得中草药的人。据记载,他在五月初五日鸡还没有报晓的时候出发,采摘像人的形状的艾,回来治成艾绒,用以治病,很有疗效。宗测的用艾治病,反映当时人已认识到艾的药物性质。端午这一天,荆楚地方的人采艾,编织成人形,悬挂在家门口,祈祷消除毒灾(《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自此,形成人们于端午节在大门上挂艾人的风俗。艾,成为端午“五瑞”之一,大约同宗测悬艾人的活动分不开。用艾,历代相沿,如北宋汴梁人“钉艾人于门上”(《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到南宋,人们用菖蒲做成张天师驭虎的形象,与艾人一同悬挂在门上(《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三《五月》)。自此菖蒲与艾并用,如明朝宫中门两旁安放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面画的是张天师或仙子、仙女仗剑降五毒的故事(刘若愚《明宫史·火集·五月》)。形式比民间复杂,内容则是一致的。到清代,用菖蒲、艾制成蒲龙、文虎,插于门上(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五月·端阳》)。艾不仅挂在门上,南宋人又兴起戴艾花的风习(《武林旧事》卷三《端午》)。明人继承下来,由妇女专簪艾花(《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清代女子戴艾叶,也是“端五景”之一(顾禄《清嘉录·五月·端五》)。

  南朝时端午日,人们竞相采集各种草药,南宋人也是“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三)。自采草药,到明清时代在大城市发展为药铺施药,即在端午日,居民到药店要应节的消毒药品,如雄黄、芷术等。顺便说一句,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的城镇的药店仍在端午节施舍雄黄荷包。因为城居之人采药不便,故有这种变相的形式。采药是为应用,端午就喝菖蒲、雄黄泡的酒,并把这种酒涂在儿童脸上,划上王字,以求辟毒、辟邪。

  观竞渡南朝人过五月节,要在手臂上系着五色丝织物,叫做“辟兵”,大约是祈求不发生战争,从而不产生瘟疫,以免病害。这是当时南北朝混战时期人们极易产生的精神寄托。到宋代出现各种百索,有彩线的,有珠子的,给儿童系在头上。明清时衍化为香袋,内装香料,做成各种形状,年青的妇女和小孩佩戴,既有药用价值,又有美观作用。

  包粽子南朝人要搞划船竞赛,这个风气历代延续不辍。越到后世,龙舟竞赛更成为节日的大项目,节日的标志。在明代,南京竞渡搞得最热闹,福建规模也大。这些地方的大江大河中竞技,一船可坐十人,大的到二十人,击鼓划船,一会儿几里地下去了(张瀚《松窗梦语》卷七)。

  吃粽子,在南朝是夏至日的食品,很快也成为端午的食物,到北宋,人们当日吃粽子,五色水团,粽子成为主要食物之一,并且把它堆摆成楼阁、亭子、车子等的形象。后来人们又把它作为节日的礼物,互相馈赠。粽子终于同龙舟竞渡一样成为过端午的标志,而且它比竞渡还要普及,因为这是家家可以做到的,不像龙舟要在有水的地方才能实行起来。

  南朝人过端午还有郊野踏青和做斗草游戏的内容,这是同采艾、采草药相结合的,不过后来踏青、斗草各成为单独的形式。踏青后世演变为城中达官贵人和文士的郊游,如明代北京士人相约到天坛松林、高梁桥柳林、德胜门内水关、安定门满井等地,带着酒果,作竟日之游,女子亦有前往的。南京的文人到雨花台游憩。这天之后,天气日益炎热,这些人就不到烈日下活动了,这也是端午日出游的原因吧。斗百草主要是儿童的娱乐,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的《群婴斗草图》,绘画一群男孩在野外斗草嬉戏,有的拔草,有的身边放着草兰,面对面用力拉草斗胜负,有的旁观助兴。乾隆帝为此画题诗,有“赤子之心爱生意“句。画和诗反映清时儿童斗草的快乐生活,并引起成年人的兴趣(画藏故宫博物院,《文史知识》1986年第12期刊载)。

  端午节和其他节日一样,也是个交际的时日,节间亲友互送礼物,皇家也不例外。贞观十八年(644)五月初四日,唐太宗用飞白体书写骛凤烟龙等字,写好后对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等说:明天是端午节,风俗是用衣服玩物相互祝贺,我今天送你们飞白扇两柄,供你们扇风纳凉(《册府元龟》卷四十三《帝王·多能》,493页)。这是帝王以雅物赠大臣。宋朝皇帝给亲王、宰相及学士送的东西更多,有亲自书写的葵、榴画扇,艾虎,纱匹(《梦粱录》卷三《五月》)。

  端午节的产生,传统的说法是纪念屈原,这自然是不能被排除的原因,但是从节日生活内容看,它和季节关系极为密切。我国一年四季分明,而酷暑、寒冬界限较之春秋两季更明显。五月进入大热季节,烈日给人体的毒害很严重,而毒虫经过春天的滋生,到这时也壮大了,对人的危害也大,因此人们把五月视为毒月是有道理的。为避免疾病的产生和流行,人们需要做一些预防,不仅个人做,需要众人共同做,约定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动手,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端午节采艾、菖蒲,做香袋,喝雄黄酒,说明人们认识到夏季是疾病流行季节,予以重视,并用药物预防。如此看来,端午节的那些辟毒的共同生活内容,是人们的一种社会公约,形成风俗,人人自觉遵守,也是人们的一种公德。它比政府的有关法令还要灵,因为这是自觉自愿做的事情,是行政强迫不能办到的。从防病毒的角度看,端午节的产生以及历久不衰,就有它的必然性。它是适应了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流传的。由此我们认为端午节的生活是人们医药知识和生理知识提高的表现,它的出现和流传是一件好事。但是人们认识到的东西却不一定能给以科学的说明,反而容易被迷信色彩所笼罩。透过端午节的生活内容,我们看待古人的文明,绝不能看表象,不能赞不绝口,也不能以野蛮、落后、迷信一言以蔽之,要作分析,要透过生活现象,看到它合理的成分,那才更有益处。今人到春天就强调抓环境卫生,比古人到五月节时才做就做得更早,是认识提高的表现,对端午节纯粹是当节日来过,而失去讲卫生、预防疾病的意义。

  端午节流行的饰物、用物、食物、玩物,从南朝至清代,在总的方面变化不大,表明它的传承性。这种传统节日形成一个民族文化的特点,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有了春节、端午节、八月节、清明节、冬至节等节日,中华民族才成其为中华民族。所以民族节日需要很好地保留,轻视是不对的。我们民族有的节日,在大陆不太被看重,而在大陆以外的一些地区受到高度重视。据说在香港地方,香港到九龙的地铁,一年只有三天通宵达旦地运行,其他日子夜间停运,这三天里有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日,夜间通车为的是让人们好回家过团圆节。

  又据报载,1986年亚运会在汉城举行的时候,中秋节这一天中国运动员乘车去运动场练习,结果吃了闭门羹,返回驻地不久,得到会议组织者方面的说明:按当地习惯中秋节放假,故而闭馆,此情未在事先通知,表示歉意。中国运动员忙于赛事,忽略了本民族的节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此事却使人知道韩国人重视中秋节。看来大陆的国人对待中秋佳节,可能不及香港同胞和韩国人。本民族的节日真要当个节日来过呀!端午节的生活内容,历代也有一些变化。社会生活条件在变异,节日内容作相应的调整是理所当然,以新鲜内容充实古老的传统节日,使人们节日过得更美好,也使节日更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民族就会非常保守了。当然,内容的增添,以不失去该节日的原有基调为原则,否则就不是那个节日了。

  端午节与卫生事业、人体健康相联系,这一事实,使我们联想到节日生活同科学、文化、生产相结合,在节日之中灌注这方面的内容,既丰富人民的生活,又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还可以根据科学、文化、生产的需要,创造一些节日。如植树节,在我们这个森林资源有限、绿色植被不多的国家,需要利用各种方法提倡植树种草,结婚、生育种纪念树之外,把春天植树节搞起来,让它真正成为民族的节日,自觉自愿地乾起来,就会改变机关派任务,年年种年年死的现象。